【大紀元5月1日訊】1964年3月一個乍暖寒還的日子，在四川省城鄉人口稠密的集鎮，張貼著一張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殺人的佈告。被殺的兩人罪狀是「思想極端反動，惡毒攻擊誣蔑我黨各項方針政策，仇恨社會主義制度，為首組織馬列主義聯盟者反革命集團，企圖推翻無產階級專政」云云。血腥的殺人佈告給陰寒的春天帶來更陰寒的森冷，使廣袤的原野沒一點陽光顯得淒迷恐怖。這被殺的兩人，一叫周居正，一叫楊應森，均系1957年響應黨「整風鳴放」號召,鑽進「偉人」巧布的「引蛇出洞」的「洞洞」裡的「右派」。他倆不僅才華橫溢，生命年輕，而且是少年投身革命的共產黨員和革命軍人。其中周居正還是1945年參加地下黨，因參加「反飢餓、反內戰、爭民主，求自由」學生運動和發動「民變武裝」，於1947年被獨裁統治的國民黨抓捕，囚禁於重慶白公館監獄的革命者。1949年9月，當新中國成立的消息傳來，他和同囚的羅廣斌（小說《紅巖》作者，後屈死於「文革」）撕下被面繡制五星紅旗。1949年11月27日重慶解放前夕，國民黨血洗渣滓洞，他們策反敵特越獄。在槍聲密集、血與火的生與死關頭，他不顧身體瘦弱和個人安危，仍幫助難友郭德賢(現重慶市人民廣播電台離休幹部、共產黨員)背出一個四歲的小孩，（此小孩現年近六十，已是總工程師，在天津工作）表現極為英勇。想不到這麼一個堅強的革命者，沒有死於國民黨的屠刀竟然死在「母親」的「槍口」。唉，天理何在？公道何在？
冤者雖去，存者可悲。周居正之妻曾昭英(重慶小龍坎小學教員，現已退休)半個世紀來過著受壓受凌以淚洗面的日子，「文革」中被批被斗戴上「反革命」帽子。兩個兒子命運更為悲慘。長子周復生「下放」農村，經受不了政治上的歧視和生活上的折磨，用鐮刀割破喉管自殺；次子周復平受不了精神上的打擊和漫長的苦難，跳崖自盡粉身碎骨。所幸楊應森戎馬倥傯未娶，故無後代，只斷了楊氏一支香火，不然新中國又多幾名怨鬼。
這樁亙古冤案是四川省乃至全國最大的「右派集團性」冤案，先後被捕數百人。當時冤案的發生地——四川省公安廳勞教築路支隊，一片「赤色恐怖」，隊隊戒嚴，人人過關，抓人逮人隨處可見。在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淫威壓迫下，在「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和「立功受獎」的協迫誘導下，被關押的「右派」們人人自危，相互嘶咬，失去了做人的正常理性與思維，把「同是天涯淪落人」的69難友送進了監獄。築路支隊的獄官們卻立了「大功」，不少人黃袍加身，妻貴子榮。經過一年多的關押審訊，最後按照逼供信的原則結案，對供認的或是基本供認的定為「反革命」成員。其中周居正、楊應生、魏昭（南下幹部，中共黨員，曾任重慶市九龍區政府衛生科科長）、彭福志（地下黨員，原銅梁縣委農工部長）等23名「罪犯」經中共四川省政法黨組批准，由省檢察機關批准逮捕，向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起訴，另46名由當地公檢法機關處理判決。在這23名「右派」中，判死刑二人，死緩三人、無期四人、有期徒刑14人。
筆者是此樁「驚天大案」重要涉嫌人，也是虎口餘生的倖存者。當年與周居正、楊應生、魏昭等分別關押在四川省公安廳秘密監獄（成都市陝西街梓橦巷）長達兩年之久。
我是四川省新聞界、文藝界的「大右派」，因小說《給省團委的一封信》（見《草地》文藝月刊1956年10月）和石天河、流沙河等人的往來關係，又加之是「死不認罪」的強硬派（1957年7月17日，在省市委召開的千人鬥爭大會上，對我進行批鬥，在會議結束時，叫我「認罪低頭」，我卻鏗鏘有力、擲地有聲地說：「我不是『右派』，歷史將會給我作出公正的結論」）。為此，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先在四川省峨邊縣沙坪農場「勞改」，1958年6月轉調到省公安廳新成立的築路支隊修築內昆鐵路雲南省鹽津縣段。不足一年，轉自四川省喜德縣修築成昆鐵路。1960年再轉旺蒼縣修築廣旺鐵路。我先後與楊應森、張先癡（原四川省南充專區文聯幹部）、任仕同（原重慶鋼鐵廠黨辦主任）、羅鐵夫（原四川宜賓軍區參謀）、李才義（原四川省建設廳幹部）等同在108中隊「改造」。所謂「中國馬列主義者聯盟右派反革命集團」就在此時此地滋生萌芽。實際上根本沒有什麼「聯盟」，更無組織可言，只是一些不滿言論的升溫、加熱、過濾而已。眾所周知，1958年至1961年是中國「人禍」的年月。毛澤東醉心於他「陽謀」的「碩果」，看到全國一片「萬馬齊喑」的「大好形勢」。他又利令智昏，頭腦發燒，提出了新的「革命任務」：「超英趕美，一天等於二十年」的「大躍進」；一呼嚕而上的土高爐群的「大煉鋼鐵」；提前進入共產主義的「人民公社」。於是全國上下「高燒」一遍，各級領導胡作非為。他們不顧及人力資源的浪費和生態環境的破壞，大肆砍伐森林，大肆掘山找礦，致使成熟的糧食爛在田地裡收不回，該播種的季節不播種。轉眼華夏大地供應奇缺，糧食定量不斷下降，最後降到人民群眾難以裹腹度日。泱泱華夏雞犬不聞，偌大神州餓殍盈野，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高達數千萬之多。我們所在的築路支隊「右派」比老百姓更為悲慘，不僅肚子吃不飽，政治上遭打壓，精神上受折磨，且勞動繁重，日夜加班。管理我們的「專政」獄警，個個良心喪盡如狼似虎。他們頤指氣使，剋扣囚糧，張口罵人，動輒打吊，根本無人道可言。面對此情此景我們叫天天不應，呼地地無言，只能懷恨於心，腹謗在胸。此時，蘇共正在召開二十一大代表大會，除繼續清算斯大林罪行外，對南斯拉夫鐵托倡導的「馬列主義聯盟」給予肯定和頌揚。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發生的重大變化，勢必波及有思想有見解的「右派」 們。於是,我們在勞動之餘，解便之機，入睡之前，三三兩倆交談家事、國事、天下事。想不到一些個別出賣靈魂的同類，為了提前「摘帽」，竟昧著良心「檢舉立功」，加枝添葉地向幹部告密。這些幹部本是如狼似虎的鷹犬，沒有起碼人性的惡狗，早就恨不得用人血染紅自己的烏紗帽。他們立即效仿「偉人」「誘敵深入」，「引蛇出洞」的謀略，一面收買告密者許以「特情人員」身份引誘，除繼續刺探外（此人姓姚，北京人，原是南充地區公安處的法醫。他不僅提前「摘帽解教」，兩個子女經公安部特許在北京市安排了工作），一面作為「大案要案」火速報告省廳，省廳又立刻報告國家公安部。層層加碼，級級添料，竟成為全國「驚天大案」。
在大搜捕前的兩月，為求生活命，我遠逃西北，於1963年1月通緝歸案。在押解回成都的第二天，築路支隊頭號人物金支隊長，親來監獄提訊我說：「只要你坦白交待，檢舉揭發他人，我們立刻『清放』你回家。」我聽後微微一笑道：「感謝金支隊教育，你『清放』我回家，我已經沒有家了。我的愛人耐不住，劃清界線離了。還有，我不知『坦白』什麼？『交代』什麼？又『揭發』誰？」他迫不及待道：「馬列主義聯盟的事。」我說：「馬列主義還要交待嗎？那不是改造我們的思想武器。」他聽後氣得臉色發青，斥責我道：「你裝蒜，我問的反革命集團。」我說：「我不知什麼什麼集團，只知逃跑。」「你為什麼要跑？」「你們打我吊我，又不給吃飽，我咋不跑。」提訊不快而終。因我出身童工，解放後又參加過歷次政治運動，對共產黨「坦白從寬」的政策心知肚明。
我在省廳秘密監獄關押近兩年時間，審訊我的是省廳七處兩名幹員（羅XX、李XX）。他們百般哄騙，千般施壓也奈何不得我這個狡黠的「死頑固」。真是一場鬥智鬥勇的「好戲」！引誘我上當，我不跟進；暗示我「立功受獎」，我不動心；用飢餓摧殘我意志，我勒肚忍受。自始至終都是一句話：「吃不飽就要逃跑，『馬盟』事件一概不知」。氣得兩位幹員吹鬍瞪眼，罵我「忘本變質，死心踏地與人民為敵」，最後以「越獄逃跑，抗拒改造」的罪名，判我有期徒刑兩年。判刑後李XX和我長談了一次，他說：「曉楓，你是共產黨、毛主席一手培養起來的年青工農作家，可你不改造思想，忘本變質。這次算你滑脫了，下次如果再犯到我手裡，定叫你粉身碎骨！」言之切切，兩眼殺氣。噫嘻！我總算活了出來。
他們（周居正、楊應森等）都是知識分子，儘管身為共產黨員卻不知共產黨的「粑粑燙」（四川話，厲害之意）。面對刑訊與引誘，輕信「坦白從寬」「立功受獎」一說，留下口供，留下筆錄。「粑粑燙」的共產黨就憑這些口供筆錄，最後終於殺了他們。楊應森被判處死刑後他們為了「教育」我，把我同他一起關在死牢陪宰。一天，趁監管人員不注意時我悄悄問他：「應生，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喲？」他無可奈何地道：「曉楓（我寫文章的筆名），哪有什麼組織啊，全是苦打成招，飢餓煎迫的結果。唉，在這個暴政壓迫下，活著有什麼意思？還不如一死為淨。你看，我全身哪兒不是傷痕。」語畢，仰天長歎（死牢有什麼天？電網崗樓，四處眼睛，上是石板，下是地磚），一臉黯然。我解開他衣服一看，果然全身上下傷痕纍纍，天呀！誰能挺得住？周居正在獄中只見過一面。記得有次放風我在院裡高唱電影《夜半歌聲》插曲，他在監捨裡回應我，然後一雙戴著眼鏡的明亮眼睛透過窗孔，向我表示致意。聽說他被宣判死刑後留給妻子曾昭英的遺言是：「相信黨，相信歷史，永遠跟共產黨走!」
他們被處決後，我又和判處死緩的魏昭關在一起。他結案後仍戴著沉重腳鐐，膽怯慎行不露口風。一次閒談當知道我是築路支隊的「勞教右派」時，相互才拉近距離。他悄聲問我：「為什麼事關在這裡？」我笑笑說：「不知道。」他又問：「判沒有？是不是『馬列案』？」我道：「可能有些牽連。」「你承認沒有？」 「我承認什麼？根本沒有的事。」他「哦」了一聲，不知是出於失悔還是為我僥倖，沉默了好幾天後，才把他的手抄的判決書給我看。我看後問他：「上面定你的罪是事實嗎？」他搖頭道：「根本不是事實。」我道：「不是事實怎麼會寫上，你上訴呀！」他戰戰驚驚，搖著腳上沉重的腳鐐道：「你不見楊應生、周居正都殺了，我想死麼？」我為了弄清事情真相，進一步問：「他們怎麼審你？」他極小聲地說：「一是騙，二是逼，三是打，有一次還打得我吐血。」我聽後罵了一句：「畜牲，真他媽的不是人。」不幾天調監捨，我又和原是長壽縣小學教員、判處無期徒刑的冉茂涵關在一起。經過私下交談，他也是喊冤叫屈，審訊過程大體一致。1964年10月4日結案後，我送到四川省第四監獄「改造」，又結識了此案判死緩的陳仲偉(原重慶設備安裝公司技工)，判無期的彭恢榮（原四川省犍為縣糧食局會計），定案情況均為引誘脅迫與拷打，根本不存在什麼「反革命」組織。
1980年底我「平反」回歸報社，不知是出於「感謝」還是出於「嘲弄」，不可明狀的有一天我特地買上水果去省廳七處看望審訊此案的預審員李XX。見面後他極為尷尬，沉默了好一陣子後才十分內疚的說：「曉楓，想不到你會來看我，不會介意當年吧？我病了，現已是肝癌晚期。唉，也許是上帝對我的懲罰吧？」我淡淡一笑，安慰他道：「俱往矣！我們都是被歷史捉弄的人啊！」但此時我並不知道這 「驚天大案」並未全部「平反」。後忙於工作和拚搏，直到2003年底才從朋友口中得知此案還是復盆，出於責任，出於道義，出於對共和國未盡的愛，我在天安門英雄碑前作過宣誓：「此案不平，死不瞑目！」
據我所知，為了還事實真相，法律良心，歷史公正，這二十多年來除受害者和受害者家屬不停地申訴上告外，當年與周居正一同從事地下工作的多位共產黨員，以黨性和良心也不停地向四川省高院、全國最高法院和中央負責同志寫信申訴，但均為石沉大海，無一字回復。1998年中國監察報記者木子以《沉冤何時見青天》為題寫了長篇報導，也沒人理睬。其中值得大書特書的是原重慶市中院刑庭庭長吳明先生，離休後擔任特邀律師，他得知此案後向申訴人提供無償的法律援助，十餘年來殫思竭慮，耗錢費時，八方奔走，四處呼籲，不計個人安危。通過各種方法，調看了此案全部卷宗，走訪了還活著的當事人（包括那位出賣良心、出賣靈魂、提前摘去「右派」帽子的北京人姚XX），寫下了數萬言不可置疑的事實材料，分送給四川省和中央各相關司法部門，呼籲重新複查「依法糾正」但仍然黃鶴杳杳，冤案沉沉。為了說明冤案真相，我把他寫的反證材料以及諸多共產黨員與當事人寫下的證詞證言公諸於世，望能得到海內外有良心有正義感的華人支持。冤案不平公理不昭，此屈不雪天理難容！
倖存者：成都日報社退休幹部 黃澤榮（曉楓）
──《觀察》首發(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