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28日訊】
桑妮：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中國聚集”，我是桑妮。今年是文革四十周年，相信每個對文革有記憶的人，都會覺得往事不堪回首。那么四十年后的今天，我們應該怎么反思這場民族的劫難呢？今天我們的節目請來了中國工党主席方圓先生，他也是文革時期自由工人運動的領袖，同時也在文革時期被卷入了中央權力斗爭的旋渦。
桑妮：方先生，你好。
方圓：你好。
桑妮：作為文革的見證人之一，你能不能給我們談一下，當時你是怎么被卷入文革的呢？
方圓：那是一個很偶然的事情，也就是在六四年是我初中畢業的時候，我用了二年的時間，一邊工作，一邊自修，學完了高中課程，我就參加了高考。我去當時的貴州市027人民醫院進行身體檢查的時候，就路過當時的貴州日報社。貴州日報社的門口就聚了一堆人，有人在那里照相，還有一些警察在那些地方，我就跑過去看熱鬧了，誰知這一看，就把禍看出來了。
桑妮：怎么說？
方圓：因為這個是貴州地球化學研究所的知識分子帶著貴陽九中，貴陽十中的那些學生，去給貴州日報貼大字報，提意見。以后我想啊，可能是當時我被他們照進了鏡頭里面，或者是被什么熟人，認識我的人看到我，因為我的家庭出身特別不好嘛，在這种場合出現，自然那個矛頭就會針對到我身上來，這樣子，我不參加這場文革也就不行了。所以就把我和我的母親，就打到所謂的牛鬼蛇神改造大隊。
桑妮：方先生，提到文革，很多人會用混亂，動亂來形容這個時期的一個狀況，那么對四十歲以下的人就沒有具體的認識，大家知道當時有紅衛兵和造反派，你能不能給我們談談。
方圓：現在很多人把紅衛兵和造反派并沒有很好的區分。
桑妮：那他們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方圓：我首先講講，什么是紅衛兵運動。紅衛兵運動實際是毛澤東与周恩來為了權力斗爭的需要，把他們經過十七年愚民政策培養出來的這批盲從的青年人發動起來，打擊政敵的一种手段。紅衛兵運動呢，本來毛澤東把這些小家伙們弄起來以后呢，是希望他們矛頭向上，對著他們自己的父母，對著党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桑妮：你是說，其實毛澤東要對付的是劉少奇和周恩來？
方圓：對，也就是党內的走資派。走資派也就是說劉少奇和周恩來們，用他們手中的權利把這個矛頭對下，也就是說對人民群眾，對所謂的牛鬼蛇神。所以，以對中國文化的破坏，以人民群眾的動亂，以整個生產的停滯，來替代他們馬上到來的滅頂之災。
桑妮：對于中國為什么會出現文革，自由撰稿人曾錚是這么看的：
曾錚：我想這個問題應該從更大的范圍去看，從共產党本身的特性來看。我覺得“九評共產党”在這個問題上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看問題的視角或者是方法吧。我記得我最初看到“九評共產党”時，最受震動的是它這樣一個提法，就是說共產党實際上是一個外來的邪靈，它不屬于中華民族，它是強加在中華民族身上。作為一個党也好，一個邪靈也好，它來到中華民族，或是附著在中華民族身上，它有它的一個使命。它的歷史使命是什么呢？可能是最終要將這個民族的文化，或者是這個民族本身最終是要毀掉的。
所以你如果是從這個角度反過頭來看中國共產党的整部歷史的話，你可以覺得非常清楚了。它一步一步就是朝這個目標走的，那么文革呢，可能是它達致它最終目標的很重要的一步。所以說，你如果不去用中國共產党是一個外來邪靈，你很難解釋。我們今天再去看那個所謂偉大領袖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廣場上面一揮手，去接見紅衛兵，底下几百万紅衛兵那么狂熱的，真的激動的熱淚盈眶的那种場景，你沒法相信，沒法想象，從理論也好，學術也好，解釋不了怎么那個人怎么能狂熱到那种程度呢。但是你如果研究一下中國的古代文化，你懂得一點什么叫附體，附體就是說你被外來的一种東西控制了，這個時候你失去了你的自我，然后你就會表現的非常沒有理智，變得非常狂熱，清醒的人或者是沒有處在那個狀況的人，對你看上去是非常可笑的。所以你說党內的權利斗爭怎么會挑起全國那么多的人，那么瘋狂的卷入了這場斗爭呢。
方圓：那么老毛發現這個原先發動起來的，他想使用的這批“紅八月”紅衛兵不能為其所用，他所發動的文化革命的烈火，馬上要被劉少奇，周恩來熄滅掉了，所以他馬上又搞了第二次紅衛兵?革命紅衛兵，也就是蒯大富，聶元梓這些人，這批人是真正理解毛澤東真實意圖的。所以他們來了以后就不是把矛頭向下，而是矛頭向上。盡管矛頭向上，也仍然不能脫离那种法西斯運動的特征，所以紅衛兵運動從一開始就極其反動。
那么造反派運動，就要与紅衛兵運動要加以區分。紅衛兵破四舊，殺人越貨的時候，造反派大部分在挨整。他們大都是單位上的刺頭人物，或者是出身背景呀，各方面被打入另類的人物。
桑妮：就是被紅衛兵整的人。
方圓：嗯，就是被紅衛兵和當權者整的人，他們僅僅是對當權派的斗爭，這是一种造反派。另外一种呢是投机者；第三种呢，我們也算一种投机者，不過我們投机不是想升官發財那批，是想投這個机來改變共產党這個政權的性質，甚至推翻這個政權。
桑妮：當時你們這個組織叫什么．
方圓：叫做”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
桑妮：所以,簡稱叫”全紅總”.
方圓：它是臨時合同工為主體的那么一個為工人階級最下層的這一部分,謀求一种社會公正和他們具體利益的這么一种組織.
桑妮：那么在造反的過程當中,中央各派的力量是不是都試圖利用你們呢．
方圓：首先想利用我們的是毛澤東与江青.
桑妮：那你們与江青有直接接触嗎．
方圓：有,在1966年12月26日是毛澤東的73歲壽辰,在它的頭一天,我們封閉了勞動部.那一天,也就是12月25日晚上, 我和王振海,第一把手是王振海,我是第二把手,我們兩人正在會議室里休息,這時候,外面就有些喧嚷了,就進來了几個軍人,當時還以為這几個軍人是來逮捕我們的,我們封閉了勞動部嘛,我們下面的几個群眾就把這几個軍人圍起來了.這几個軍人就說：同志們，你們誤會了，誤會了，我們不是來做什么的，我們是代表毛主席，代表中央文革，代表江青同志支持你們的。
其中有個叫邵一海的人把我拉到一邊，他說，明天中央首長要接見你們的代表。第二天，江青就在人民大會堂東會議二廳見了我們，當時我們有十五個代表。當天晚上是七點五十五分，她進到人民大會堂東會議二廳。。。
桑妮：她主要跟你們說了什么？
方圓：我想她當時就是要我們去造反，她談到：“如果哪一天林副主席也不擁護主席了，哪一天解放軍也不擁護主席了，都被他們騙走了，你們敢不敢跟主席重上井岡山？”
當時我們當然一陣狂呼，然后她桌子一拍，后面兩個字：“發槍！”
桑妮：給你們武裝起來？
方圓：武器，發槍。那么第二天，他們武裝首都民兵師的一万多支最先進的武器，就交到了我們前進戰斗隊的手里。前進戰斗隊是我們修地鐵的那批臨時合同工，修地鐵的當時有三万多人，几乎都是前進戰斗隊的，她就武裝了一半。后來這個邵一海就一步一步的引導我們向炮打周恩來的方向走。
桑妮：一般人認為這個文革是毛澤東發起的，那么毛澤東當時是党的主席，他為什么要發動這場群眾運動呢？
方圓：他要發動這場群眾運動的根本目的就是為了奪權嘛。
桑妮：他沒有權嗎？
方圓：沒有權。有權他為什么要去發動這場運動呢，加上他在党內越來越不得人心，已經被逼到了權力的極邊緣，很快他連這個虛位元首的位子都保不住了。所以他那种臨死的垂死的掙扎，使他不得不發動這場文化革命，痴想他在党內得不到的東西，軍內得不到的東西，就是政權里面得不到的東西，通過群眾運動，通過一种民粹主義的手段來達到他攫取最高權利的實權，然后把共產党的党天下，變成毛澤東的家天下的這么一個目的。
曾錚：這個其實我覺得“九評共產党”也講得挺好，在講到迫害法輪功的時候說，這個党和個人是互相利用的。這個党是個邪靈，那么它就要找符合這個邪靈性質的個體，來完成它要完成的歷史使命。那么同時他本身屬于比較邪惡的，或者權利欲特別旺的，他在這個党中又能找到符合他的本性的，或者他能利用這個党所已經擁有的權利來完成他個人的欲望。
所以這是一种互相利用的過程，但是你再進一步去看的話，任何一個個體，你在這個邪党里面，邪惡的程度達不到這個党的要求的話，你在党里邊是呆不下去的。你看中共前十任，或者歷任的總書記基本上是沒有一個是有好下場的。這是為什么呢？就是說這個党的總書記個個被打倒，這個党反而在繁榮昌盛，這又是為什么？所以你僅僅用党內個人之間互相的矛盾去解釋的話，你是解釋不通的。
桑妮：除了江青之外，周恩來是不是也和你們有過接触呢？
方圓：當然，周恩來他不是省油的燈啊。他是通過兩方面來控制我們的：一方面他通過一批學生，這些學生幫我們籌備大會，我們當時准備開一個批判臨時合同工制度的大會。另外一個直接通過鐘強永來找我們，帶著總理辦公室的趙秘書。
桑妮：幫著你們籌備大會？
方圓：借著籌備大會接近我們，然后通過趙秘書給我們出些主意，給我們端正一下斗爭的方向。實際上端正這個方向，就是讓我們矛頭不要對著周恩來。
桑妮：周恩來听說要去參加全紅總的一次會議是嗎？
方圓：對，那是元月16號的晚上，就是我們開批判臨時合同工制度的大會。到了三十多，四十分鐘的時候，周恩來還不來，這個時候突然有電話來，以前都是趙秘書打過去的。
這時就有電話鈴聲響了，直接叫趙秘書和我接電話，這就是總理辦公室打來的電話。告訴趙秘書什么話呢，我不太清楚，但趙秘書接了電話后告訴我說：“總理在途中遇刺”，就是有一批蒙面人騎著摩托車，對著周恩來的座駕開槍。因為是紅旗牌的車子防彈能力比較強，一般的輕武器打不進去。加上司机突然加快了車速，逃過了此劫。所以周恩來不來了。
桑妮：周恩來這次遇刺，你估計是誰干的？
方圓：我認為這次應該是江派干的。
桑妮：江青？
方圓：因為江當時想引導我們炮打周恩來，我們沒有去炮打周恩來，所以她認為我們不听話。反過來，她認為如果對周下手得逞了，可以把這個禍轉嫁到我們身上。不得逞，反過來也挑動周与我們的關系。因為周恩來這邊想利用我們撤掉組織，我們也不愿意照周恩來的辦，
盡管我們不愿炮打他，但感覺到他傷害了臨時合同工的利益時候，我們也不愿意照著他的指揮棒去走。
江青要我們去奪權，去炮打周恩來，我們也不愿意，所以對于雙方來講，我們都是一股不听話的力量。而且當時我們把中國工人階級的悲慘狀況向國際上公布了，這是中共建政以來，我們第一次召開了國際的記者招待會。周恩來極其生气，他就是所謂的面子觀念。
周恩來覺得我們不順手，江青覺得我們不順手，他們聯合起來一棒就給我們打下去了。這就是所謂的反擊經濟主義妖風。就讓他們最听話的王洪文這一伙人在上海公布了所謂的反對經濟主義的這個一月九號的大字報，王洪文踏著我們的尸骨上去了。二月份我們就正式被中共中央，國務院一起取締。那時的造反派就恢复了共產党，毛澤東本來賦予它的真實意義的造反派，也就是為他上層路線斗爭服務的造反派。那么從奪權階段開始，以王洪文的工總司為代表的造反派，那純粹是變成了毛澤東或者是毛澤東反對派手中的工具，為自己的主子拼死效勞，拼命的去奪權，甚至進行武斗。
桑妮：就象你剛才說的，文革确實是我們中華民族的一場劫難，而且產生了非常的影響，對此，你是怎么評价的？
方圓：文化革命我覺得首先是對人性的一种摧殘，甚至達到毀滅的那么一個地步。它用所謂的党性來替代了人性，來泯滅了人性，文革第一個也是最大的付面效果，就是毀滅人性，扭曲人性。讓人性在受到扭曲和毀滅時，讓人的獸性展現出來。
第二個呢，是從根本上摧毀中華民族的文化，在這個意義上來講，文化大革命不是文化大革命，而文化反革命。中華民族一切优秀的傳統文化，在紅衛兵那個破四舊的過程中，基本被踐踏無遺，那是物質上的。而且從精神層面，思想層面也在毀坏我們中國的文化。
桑妮：從這點來講，它可以說是徹底革了中國文化的命。
方圓：對，用革命這個詞其實是對革命的一种玷污。
曾錚：我個人覺得文革當中最突出的表現，一個就是它對整個傳統文化的一种徹底摧毀。從共產党建政以來，當然從它一開始就是無神論的，但是就是進到了所謂的文化大革命以后，就是文化大摧毀，它的什么破四舊啊，把知識分子所有的价值觀念，傳統的道德觀念，特別是中國人已經存在了几千年的對神的信仰，和自然之間的一种和諧的存在關系，种种這些中國人這么多年賴以生存的東西，它是徹底的顛覆，徹底的毀掉。這個是它特別恐怖的一點，還有一個我覺得就是對家庭觀念的摧毀，我想無論是中國儒教的文化，還是西方的基督文化，家庭都是社會最基本的一個單元，同時也是最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是一個社會最基本的細胞吧。對每個人來講對自己是心靈也好，身心也好，一個最后的憩息地。
那么文革可怕在哪里呢？它把這個人呢按階級划分，它不是以家庭作為社會最基本的一個單元。那么雖然是一家人，你這個父親是個地主，母親是個資本家，那么儿子与女儿就應該去斗爭你的父母，去揭發你的父母。家庭之間互相揭發，互相檢舉，這樣就把人類整個賴以生存的基本單位，還有人的心靈最后的憩息場所全部都摧毀了。
方圓：第三點，文化革命實際上阻滯了中國社會的發展。中國社會一定要從一個農業社會發展到一個工業社會。那么毛來講，在這場權力斗爭中，他潛意識里面，就是說他自己并沒有感覺到，是一种農業社會對工業社會的反抗。由于這种斗爭的殘酷，由于這場動亂它的面波及之廣，所有社會上重要的生產部門都受到了影響。如果所謂的文革這十年的劫難不發生的話，那就說，中國就不會浪費這十年時間。所以它極大的阻礙了中國從一個農業社會轉型到工業社會。
桑妮：剛才你談到在文革當中，對人性可以說是徹底的摧毀，但是現在也有人講，在中國當今社會中，人与人之間的殘酷，甚至有甚于文革時期，對此你怎么看？
方圓：今天，工業化的中國的今天，當人們一切向錢看的時候，中國的政治越來越走向流氓政治的時候，今天的政權它是提倡人民高喊解放的是人性，實際解放的是獸性。
曾錚：變成一個全社會向錢看，然后所有的人成為物欲的奴隸，只認錢，為了錢什么都敢干。所以前不久我們听到這個揭露出來的，中共的勞教所可以把成千上万的法輪功學員關在一起，去把他們活體摘取器官去出賣了。
方圓：中國社會由于這個獸性的解放，更嚴重的沖擊了中國人民的文化与道德。如果說文化革命是形式上，是物質上，是一种政治上來進行摧毀的話，今天共產党是從中國人最根本的良心上來摧毀的。
桑妮：今年是文革四十周年，中共當局似乎在壓制或淡化中國人民對文革的記憶或反思，那么這又是為什么呢？
曾錚：割斷歷史，歪曲歷史，掩蓋歷史是中共一貫的作法。因為從它建政以來這么多年搞的這些殺人的歷史，如果讓老百姓明确的，完全了解這部歷史的話，它不可能存在到今天。其實一個人對于一個社會的認識，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對過去人類文明歷史的了解。也就是說，一個掌握不了歷史的人，他也不可能掌握現在和將來。作為共產党，為什么做了這么多邪惡的事情，它還能在中國大地上存在呢？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它能掩蓋歷史。
方圓：所以，今天我們中國人民最根本的一條，就是要把我們這個民族被共產党已經摧毀的人性恢复過來，把我們中華民族失掉的靈魂重新招喚回來。
對共產党這种不僅毀滅文化，而且在毀滅文化時，毀滅我們的靈魂，毀滅我們的良种的時候，最好的方法，就是：离開這個邪惡的党！
曾錚：那么從“九評”發表以來也一年多了，到今年，也就是文革開始四十周年的時候，已經有一千万以上的人退出共產党，以及相關的組織。其實共產党你不要看它是表面上使勁，拼命的封鎖這個消息，它表面上去壓制，可以說它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危机。以前這种党內的運動呀，毛澤東和周恩來和劉少奇之間權力的爭奪，都危及不到這個党作為一個政党本身的存在。那這一次呢，是人民真正從思想上的覺醒。附體之所以能夠附在人身上，它的基礎就在于你要它，你愿意要它，它才能附在你身上。你一旦覺醒了，你不要它了，它馬上就什么都不是了。
方圓：共產党這個邪靈，共產主義這個邪靈，這個邪党，它這個邪靈的載體存在一天，我怕中國社會叫什么以人為本，以民為本的話，那僅僅是一种口號。
桑妮：謝謝你，方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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