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7日訊】米高揚披露毛澤東早要在中國搞一黨制，而斯大林不同意。顯示中共厲行一黨專政的來龍去脈和「多黨合作」的虛偽性。
丁抒 先生關於一九五七年中國反右派運動的專著《陽謀》最新修訂本，經過作者十年的資料收集和探訪，以更為充實的全新面貌，終於在香港出版。這是研究反右運動的一本重要著作，相對於大陸有關的著述，受著種種官方和人事的困擾，《陽謀》擁有較大的自由視野，去描述那場中國知識份子空前的災難。
縱觀右派鳴放言論，以深刻犀利程度而言，儲安平的「黨天下」，應屬群雄之冠。由此不禁令人想起前兩年在大陸爭論一時的「米高揚報告」，實在有許多引人溫故知新的感觸。
斯大林不同意毛澤東搞一黨專政
米高揚（一八九五｜一九七八）是跨越斯大林和赫魯曉夫時代的蘇共政治局委員，高加索的老布爾什維克，是蘇共批判斯大林的一員大將。他曾經負責過蘇共的對華事務，中共建國前，奉斯大林之命於一九四九年一月秘密訪問在西柏坡的中共領袖。所謂「米高揚報告」，係指米高揚一九六○年向蘇共中央主席團（政治局）提交的一份報告。該報告彙報他四九年訪問中共的情況。
事緣一九九五年俄羅斯遠東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列多夫斯基在《遠東問題》雜誌上發表《米高揚赴華秘密使命》一文，披露米高揚報告中提到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毛澤東致電斯大林的一段話：
「中國革命取得徹底勝利之後，要像蘇聯、南斯拉夫那樣，除中共以外，所有政黨都離開政治舞台，這樣會大大鞏固中國革命」。
斯大林在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日回電時對此不予同意：「我們不同意這種看法，我們認為，中國各在野黨代表著中國居民中的中間階層，並且，他們反對國民黨集團，它們還將在很長時期內存在。中共應該與他們合作，但必須保持領導地位。可能還需要讓這些政黨的某些代表參加中國人民民主政府，而政府應宣佈為聯合政府。」米高揚評論說：「由於這個建議，中共改變了對資產階級政黨的政策」。
我們知道，毛在斯大林死後，曾多次批評斯大林對中國革命「出過錯誤的主意」，但並未否定斯大林，仍是「三七開」，功大於過。實際上，斯大林在世時，對中共的影響力是不可置疑的。從這兩封電報的往還可以看出斯大林的權威地位及其謀略（米高揚報告涉及中蘇另一分歧是蘇共不同意中共要求收回外蒙）。
列多夫斯基的文章很快被中共黨史研究刊物刊載，然後引起激烈爭論，官史派學者（如中央檔案館研究員等）提出質疑，稱如此重要的電報一定存檔，但是經「認真查找，兩封電報在中央檔案館告缺」，因此，撰文駁偽，並批評作家牧惠等引證者，極力為毛的獨裁主張洗白。
然而幾年後，二○○○年，列多夫斯基在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查到了毛澤東與斯大林的兩封往來電報，並予以發表。《黨史研究》二○○一年二期亦隨即譯載此文。為詳加證明，俄羅斯《遠東問題》再次發表二電報全文，並附斯大林親手所作的批閱標記。《中共黨史研究》也再次跟進，二○○二年譯載此文。至此，北京的研究界才不得不承認：米高揚的引證「準確無誤」。其實，當時這兩封電報加印了九份副本，一份即存於米高揚之手。
那麼，中共檔案為何「告缺」？這只有他們的高級保密人員才能回答。中共對檔案的重視，毋庸置疑，而此件時間是一九四七年，米高揚訪華則是一九四九年一月，丟失的可能性不大。中共八十年代即有「檔案法」，規定解密年限三十年（和美蘇看齊），但對黨國重要歷史機密，完全徒具形式，要有特別手續才能查閱很有限的某些檔案，談不上「開放」。
匆忙進入社會主義為實現一黨專政
毛澤東這封一九四七年致斯大林電報表明，毛式革命追求的政治目標是「一黨專政」，由來已久（李銳曾透露，他在延安親聆毛說，革命成功後，民主黨派就變成革命對象）。毛的理據是蘇聯、南斯拉夫革命成功後實行一黨制。斯大林為何反對中國照搬蘇聯呢？這涉及對「中國革命性質」的認知，非同小可。
中共自稱，一九四九年的勝利只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其目標主要是摧毀封建的土地制度，給農民以土地。資產階級並非革命目標，尤其是「民族資產階級」還是革命的盟友，這正是斯大林對毛的一黨制投反對票的理據。毛當然也記得，他四九年首途莫斯科，蘇共只稱他「先生」而非「同志」。毛感受到，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沒有資格一黨專政，連「同志」也不是！
毛懾於斯大林的權威，也基於「統戰」的需要，制定了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的政策，並將其載入憲法。許諾和各「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因此，在憲法條文中，從來沒有一條明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然而，這只是冠冕堂皇的一面，另一面是中共的實際政策：
中共一九四九年建國後，一九五○年推行土改，地主階級被消滅，一九五三年宣佈農業合作化，一九五六年全國農業集體化。「耕者有其田」不過三年而已。對私營工商業，一九五二年開始三反、五反，業者九成以上受到打擊，一九五四年公私合營，開始社會主義改造，變相沒收資產。到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宣佈「取得了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全面的決定性的勝利」，「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了」。
可見，中國人民享受「新民主主義」革命成果只有三至五年，就已進入社會主義。這樣短短幾年是否有了進入社會主義的物質條件呢？中共八大有一個經典的回答：「當前社會矛盾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的矛盾」。如果說，造成這種矛盾是毛的追求生產關係革命的狂熱所致，那麼，接踵而來的五八年「大躍進」和大饑荒，企圖一步登天進入共產主義的決策，就證明不只是「狂熱」二字那麼簡單，而是另有居心。
很少被提及的是，在如此急匆匆完成進入社會主義的「過渡期」，內含著一個重大的「陽謀」，那就是為了創造條件盡快實施蘇聯那樣的「一黨專政」。雖然他們從來不使用這個字眼，而只用「無產階級專政」、「黨的一元化領導」之類，並繼續玩弄「多黨合作」的統戰把戲。這樣做，既滿足毛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欲望，也可以提升中共在「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地位。我認為，米高揚報告不僅揭露了中共多黨合作的虛偽性，而且給了我們解讀中共內部一系列政治鬥爭的鑰匙。
五十年前的「黨天下」於今為烈
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就是捍衛一黨專政的第一場大鬥爭。儲安平的先知先覺成為一具血的祭品。他在五七年「向毛主席周總理提意見」，批評中共搞「黨天下」。他說：開國之初中央政府副主席六人，黨外人士佔三人；副總理四人，黨外人士佔兩人，像個聯合政府。但是後來，副主席黨外人士只佔一位、副總理十二位之多，竟沒有一位黨外人士——儲安平（還有主張「政治設計院」的章伯鈞）哪裏知道「黨天下」三字是如何點中了毛的痛穴！儲安平甚至提到「聯合政府」這一斯大林的指示。「黨天下」正是權力不容分享的「一黨專制」的代名詞。儲安平由此而注定走向死無葬身之地的生命終點。
當然，斯大林對毛的指令，絕不含有多黨制的意思，只是較為實際的為中共政權設想，而且是遵循馬列正統教義。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時公佈一千零七十萬黨員，農民佔百分之六十九，一個十足的農民黨。在馬列原教旨中，農民階級根本沒有資格領導社會主義革命，因此，毛要迫不及待地「跑步進入社會主義」並不斷提升「革命」的濃度與強度，這就不可避免地和社會生產力漸進發展的規則發生衝突，從而引發和黨內明智的務實派的鬥爭。雖然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都曾附合毛的路線，但是從五○年劉少奇在天津鼓吹中國需要資本主義到文革後近三十年的經濟發展之路，都顯示毛的路線在黨內潛在巨大的異見勢力。這是毛發動多次以「興無滅資」為號召的鬥爭而終告失敗的大背景。因為中國從來沒有「資本主義復辟」的問題，只有資本主義補課的需要，那是一個小農國家走向現代化的必由之路。
因此，在回顧中共半世紀的治國史，不僅要否定毛的一黨獨裁的暴虐手段，而且要重新評估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性荒謬。今日大陸以「只做不說」的方式，否定了五十年代「社會主義的偉大勝利」，卻不作理論上的清算。導致毛澤東的欺騙政策和政治醜劇還在上演，中國發育不全的「民族資產階級」連同它的知識份子，遭到中共殘酷的洗劫之後，今天仍在為共產黨政權作裝飾品，而毛致力的一黨專政，則被變本加厲的繼承下來，為官僚權貴階層所用，「黨天下」比五十年代擴張了何止一百倍！演成政經發展的兩極分化。
至於社會主義（即使只是一個旗號）實行一黨專政的合理性何在？西歐和蘇東共產黨和工人黨早已作出回答。自從蘇共二十大破除「教條主義的長期統治」以來，一黨制概念開始動搖，「全民黨、全民國家」已是離經叛道。一九七七年「歐洲共產主義宣言」更明確反對暴力革命，主張多黨制，蘇聯憲法亦取消「無產階級專政」一詞。因此，一九九一年斯大林的一黨專政被最終埋葬，那是順理成章的事。筆者曾在當年指出，蘇共倒台是第二國際伯恩斯坦主義的勝利，歐洲社會民主運動的修正派早已斷言暴力、專政和一黨制的危害性。
富於啟示的「米高揚報告」在今天中國大陸引起關注，反映中共給人民帶來巨大災難的一黨獨裁的深刻危機，並未因經濟的高速發展而化解。最近「西山會議」上有人提出共產黨為「非法」，預示中共遲早要面對廢除一黨專政、開放黨禁的挑戰。
二○○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香港
轉自《開放》２００６年５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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