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5月7日讯】米高扬披露毛泽东早要在中国搞一党制，而斯大林不同意。显示中共厉行一党专政的来龙去脉和“多党合作”的虚伪性。
丁抒 先生关于一九五七年中国反右派运动的专著《阳谋》最新修订本，经过作者十年的资料收集和探访，以更为充实的全新面貌，终于在香港出版。这是研究反右运动的一本重要著作，相对于大陆有关的著述，受着种种官方和人事的困扰，《阳谋》拥有较大的自由视野，去描述那场中国知识份子空前的灾难。
纵观右派鸣放言论，以深刻犀利程度而言，储安平的“党天下”，应属群雄之冠。由此不禁令人想起前两年在大陆争论一时的“米高扬报告”，实在有许多引人温故知新的感触。
斯大林不同意毛泽东搞一党专政
米高扬（一八九五｜一九七八）是跨越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时代的苏共政治局委员，高加索的老布尔什维克，是苏共批判斯大林的一员大将。他曾经负责过苏共的对华事务，中共建国前，奉斯大林之命于一九四九年一月秘密访问在西柏坡的中共领袖。所谓“米高扬报告”，系指米高扬一九六○年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政治局）提交的一份报告。该报告汇报他四九年访问中共的情况。
事缘一九九五年俄罗斯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列多夫斯基在《远东问题》杂志上发表《米高扬赴华秘密使命》一文，披露米高扬报告中提到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毛泽东致电斯大林的一段话：
“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之后，要像苏联、南斯拉夫那样，除中共以外，所有政党都离开政治舞台，这样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
斯大林在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日回电时对此不予同意：“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我们认为，中国各在野党代表着中国居民中的中间阶层，并且，他们反对国民党集团，它们还将在很长时期内存在。中共应该与他们合作，但必须保持领导地位。可能还需要让这些政党的某些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民主政府，而政府应宣布为联合政府。”米高扬评论说：“由于这个建议，中共改变了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政策”。
我们知道，毛在斯大林死后，曾多次批评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出过错误的主意”，但并未否定斯大林，仍是“三七开”，功大于过。实际上，斯大林在世时，对中共的影响力是不可置疑的。从这两封电报的往还可以看出斯大林的权威地位及其谋略（米高扬报告涉及中苏另一分歧是苏共不同意中共要求收回外蒙）。
列多夫斯基的文章很快被中共党史研究刊物刊载，然后引起激烈争论，官史派学者（如中央档案馆研究员等）提出质疑，称如此重要的电报一定存档，但是经“认真查找，两封电报在中央档案馆告缺”，因此，撰文驳伪，并批评作家牧惠等引证者，极力为毛的独裁主张洗白。
然而几年后，二○○○年，列多夫斯基在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查到了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两封往来电报，并予以发表。《党史研究》二○○一年二期亦随即译载此文。为详加证明，俄罗斯《远东问题》再次发表二电报全文，并附斯大林亲手所作的批阅标记。《中共党史研究》也再次跟进，二○○二年译载此文。至此，北京的研究界才不得不承认：米高扬的引证“准确无误”。其实，当时这两封电报加印了九份副本，一份即存于米高扬之手。
那么，中共档案为何“告缺”？这只有他们的高级保密人员才能回答。中共对档案的重视，毋庸置疑，而此件时间是一九四七年，米高扬访华则是一九四九年一月，丢失的可能性不大。中共八十年代即有“档案法”，规定解密年限三十年（和美苏看齐），但对党国重要历史机密，完全徒具形式，要有特别手续才能查阅很有限的某些档案，谈不上“开放”。
匆忙进入社会主义为实现一党专政
毛泽东这封一九四七年致斯大林电报表明，毛式革命追求的政治目标是“一党专政”，由来已久（李锐曾透露，他在延安亲聆毛说，革命成功后，民主党派就变成革命对象）。毛的理据是苏联、南斯拉夫革命成功后实行一党制。斯大林为何反对中国照搬苏联呢？这涉及对“中国革命性质”的认知，非同小可。
中共自称，一九四九年的胜利只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其目标主要是摧毁封建的土地制度，给农民以土地。资产阶级并非革命目标，尤其是“民族资产阶级”还是革命的盟友，这正是斯大林对毛的一党制投反对票的理据。毛当然也记得，他四九年首途莫斯科，苏共只称他“先生”而非“同志”。毛感受到，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没有资格一党专政，连“同志”也不是！
毛慑于斯大林的权威，也基于“统战”的需要，制定了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的政策，并将其载入宪法。许诺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因此，在宪法条文中，从来没有一条明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然而，这只是冠冕堂皇的一面，另一面是中共的实际政策：
中共一九四九年建国后，一九五○年推行土改，地主阶级被消灭，一九五三年宣布农业合作化，一九五六年全国农业集体化。“耕者有其田”不过三年而已。对私营工商业，一九五二年开始三反、五反，业者九成以上受到打击，一九五四年公私合营，开始社会主义改造，变相没收资产。到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宣布“取得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的决定性的胜利”，“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
可见，中国人民享受“新民主主义”革命成果只有三至五年，就已进入社会主义。这样短短几年是否有了进入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呢？中共八大有一个经典的回答：“当前社会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如果说，造成这种矛盾是毛的追求生产关系革命的狂热所致，那么，接踵而来的五八年“大跃进”和大饥荒，企图一步登天进入共产主义的决策，就证明不只是“狂热”二字那么简单，而是另有居心。
很少被提及的是，在如此急匆匆完成进入社会主义的“过渡期”，内含着一个重大的“阳谋”，那就是为了创造条件尽快实施苏联那样的“一党专政”。虽然他们从来不使用这个字眼，而只用“无产阶级专政”、“党的一元化领导”之类，并继续玩弄“多党合作”的统战把戏。这样做，既满足毛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欲望，也可以提升中共在“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地位。我认为，米高扬报告不仅揭露了中共多党合作的虚伪性，而且给了我们解读中共内部一系列政治斗争的钥匙。
五十年前的“党天下”于今为烈
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就是捍卫一党专政的第一场大斗争。储安平的先知先觉成为一具血的祭品。他在五七年“向毛主席周总理提意见”，批评中共搞“党天下”。他说：开国之初中央政府副主席六人，党外人士占三人；副总理四人，党外人士占两人，像个联合政府。但是后来，副主席党外人士只占一位、副总理十二位之多，竟没有一位党外人士——储安平（还有主张“政治设计院”的章伯钧）哪里知道“党天下”三字是如何点中了毛的痛穴！储安平甚至提到“联合政府”这一斯大林的指示。“党天下”正是权力不容分享的“一党专制”的代名词。储安平由此而注定走向死无葬身之地的生命终点。
当然，斯大林对毛的指令，绝不含有多党制的意思，只是较为实际的为中共政权设想，而且是遵循马列正统教义。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时公布一千零七十万党员，农民占百分之六十九，一个十足的农民党。在马列原教旨中，农民阶级根本没有资格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因此，毛要迫不及待地“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并不断提升“革命”的浓度与强度，这就不可避免地和社会生产力渐进发展的规则发生冲突，从而引发和党内明智的务实派的斗争。虽然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曾附合毛的路线，但是从五○年刘少奇在天津鼓吹中国需要资本主义到文革后近三十年的经济发展之路，都显示毛的路线在党内潜在巨大的异见势力。这是毛发动多次以“兴无灭资”为号召的斗争而终告失败的大背景。因为中国从来没有“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只有资本主义补课的需要，那是一个小农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因此，在回顾中共半世纪的治国史，不仅要否定毛的一党独裁的暴虐手段，而且要重新评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性荒谬。今日大陆以“只做不说”的方式，否定了五十年代“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却不作理论上的清算。导致毛泽东的欺骗政策和政治丑剧还在上演，中国发育不全的“民族资产阶级”连同它的知识份子，遭到中共残酷的洗劫之后，今天仍在为共产党政权作装饰品，而毛致力的一党专政，则被变本加厉的继承下来，为官僚权贵阶层所用，“党天下”比五十年代扩张了何止一百倍！演成政经发展的两极分化。
至于社会主义（即使只是一个旗号）实行一党专政的合理性何在？西欧和苏东共产党和工人党早已作出回答。自从苏共二十大破除“教条主义的长期统治”以来，一党制概念开始动摇，“全民党、全民国家”已是离经叛道。一九七七年“欧洲共产主义宣言”更明确反对暴力革命，主张多党制，苏联宪法亦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一词。因此，一九九一年斯大林的一党专政被最终埋葬，那是顺理成章的事。笔者曾在当年指出，苏共倒台是第二国际伯恩斯坦主义的胜利，欧洲社会民主运动的修正派早已断言暴力、专政和一党制的危害性。
富于启示的“米高扬报告”在今天中国大陆引起关注，反映中共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一党独裁的深刻危机，并未因经济的高速发展而化解。最近“西山会议”上有人提出共产党为“非法”，预示中共迟早要面对废除一党专政、开放党禁的挑战。
二○○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香港
转自《开放》２００６年５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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