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0日訊】二○○六年五月，全球支持亞洲和中國民主化大會在柏林召開。這次大會，不再局限於中國人範圍之內自說自話，而是把歐美加日澳的政治精英，乃至朝越緬的反對黨派代表，還有台灣香港的議員、政務官請進來，讓東西方各界都瞭解中國民主運動的抗爭。這次會議會風清新，團結和睦，而且利用電腦網路組織了海外和國內分會場造成強大的聲勢，如同一面民主運動的新旗在海外獵獵飄揚，讓國內外所有的持不同政見人士感到歡欣鼓舞，看到了力量。
歐盟對華關係的目標措施
中外與會者的發言涉及政治、經濟、文化、歷史、宗教，其中柏林歐洲學術委員會鮑曼先生的報告，深入淺出，疏而不漏，比較全面地概述了一九八九年以來，歐盟對華關係的演變。其中有中國當局故意避諱的一些內容。六四屠殺以後，歐盟立即發表了馬德里《對華聲明》，暫停與中國的高層往來，並實行武器禁運。此後，隨著時間的推移，對華關係逐漸緩和，但是武器禁運始終沒有被取消。一九九八年歐盟通過了《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歐盟對華關係的共同利益與挑戰》。這份文件在嗣後的幾年內又做過一些增補。中國的宣傳強調，歐盟將中國視為國際戰略夥伴，並將與中國發展全面的接觸，歐華關係被提升到了與歐美、歐日、歐俄關係同等的高度。實際上歐盟還強調，建立一個開放而又民主的、關心人權的中國社會關係到歐盟的利益。對此還闡述了歐盟的主要目標和具體措施：一，把中國引入到對國際社會的責任中來；二，促進中國走向開放的、以法治國家為基礎的社會；三，讓中國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四，歐洲提供資金，合作開發若干計劃；五，促進歐洲對中國的認知。從各種方面看來，歐洲對中國的瞭解遠遠不如中國對歐洲的瞭解。
自一九九五年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提出對華人權問題譴責提案，中國做出的反應是，接受與歐盟以及其他國家進行人權對話。文件對對話的內容也有相應的規定。第一方面，包括一些事務性合作，例如聯合國改革，銷毀核武器，非法移民、毒品販賣和環境保護等等，同時也有十分敏感的要求：堅持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強調遵守香港高度自治，都是歐盟的利益所在。第二方面，是關於開放的社會。實質的內容就是人權對話。中國既然已經簽署了聯合國的人權公約，就應當批准並實施這些公約。同時實施若干計劃，培訓中國的司法專業幹部，並為中國發展法治國家方面提供諮詢。中國在人權方面的缺陷必須明確地指稱；歐盟要求中國減少死刑，逐步廢止死刑，實現思想、科學、信仰、言論和集會自由。大部分內容都是中國方面不願看見的，更是在國內和海外華人社會諱莫如深的。
中共利用貿易競爭分化歐盟
這一切聽起來似乎相當不錯，簡直令人鼓舞。比如實施武器禁運，堅持人權責問等等。可是在現實的實施中，情況相當令人沮喪。首先是法國在空中客車交易中撤回了自己的立場。因為中國威脅如果堅持人權譴責，就撤銷貿易合同。共同生產空中客車的德國和西班牙也隨之屈服，堅持原則的丹麥與荷蘭無法貫徹自己的立場。從鮑曼的講話中可以知道，各國政府是很容易見利忘義的。同時也來參加會議的德國前國防部副部長羅瑟博士曾在議會聽證會上告訴我們，法國總統希拉克就是一個有奶便是娘的無賴，毫無任何操守可言。一些只見眼前利益，忘卻根本原則的政府面對當前的一點好處，立刻見錢眼開，忘乎所以。中國領導人也學乖了，他們利用貿易競爭來分化瓦解歐盟，歐盟的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紛紛帶領龐大的代表團前往北京簽訂貿易合同，中國也成功地使用利誘的手段搞到了貸款和開發資金。情況愈演愈烈，施羅德政府竟跟著法國的希拉克一起要求取消對華武器禁運了。
人權對話是一九九七年開始的，但是形式變得不公開了，只能關起門來對話。人權批評也不再在歐盟高層出現。鮑曼先生十分沮喪，但是他仍然提出歐盟應當堅持九十年代初期的懲罰機制，凡是人權損害事件，必須毫不留情地譴責。人權對話不能再搞黑箱操作，應該更有批評性，更加透明和更講求實效。依賴性其實是雙向的。歐盟需要中國的市場，中國需要西方的技術。西方在出售飛機的時候，完全應當提出人權和民主的基本價值。歐盟應該看到長遠的國家利益和整體利益。歐盟，既不是一個民族國家也不是一個聯邦，而是一個不同於美利堅合眾國的國家聯合體，它並不追求地緣的戰略利益，而是要維護本地區的古典本真價值。
德總理訪華全新舉措創紀錄
所幸，在柏林大會之前，施羅德政府已經下台。歷史上第一位德國的女總理默克爾組成了新內閣。民主中國陣線和全德學聯在新任外長首次訪問北京前夕，在柏林舉行新聞發佈會，要求德國政府關注中國人權狀況，停止取消武器禁運的活動，並向外交部亞洲事務處當面陳述了要求。外長施泰因邁耶在北京表明的態度不同於以往，「不再主動為取消禁運而奔走」。大會期間，總理默克爾訪問北京啟程在即，大會主席費良勇再次前往政府，向官方重申了相應的要求。大會甫一結束，消息傳來，默克爾不僅對中國黨政領導人提出了人權批評，而且表示今後要不斷地提出。同時不再要求取消禁運。更加出人意料的是，主動接見《中國農民調查》的作者陳桂棣、吳春桃夫婦，又到上海接見了天主教主教。開創了對華外交史上的新紀錄。女總理的全新舉措不能說全是海外民運的功勞，但至少政府和新聞界由此而知道海外的中國人沒有停止抗爭和呼籲。德國總理的大手筆，還跟她本人比較明智有關。畢竟她出身於東德的教士家庭，深諳共產黨人統治監控的所有手法，懂得專制壓迫下人民無告的痛苦，信仰受壓的悲哀。我們走訪過歐盟施特拉斯堡總部，參加過歐盟和德國議會的聽證會，還參加過各種類型的中國問題的民間討論會，發現行政部門的官員都比較「實用主義」，看得見實惠，管不了什麼人權和理念。議會的議員中有相當一部分充滿正義感，敢於講話，對政府行為提出質疑，為北朝鮮難民、為中國政治犯和法輪功信眾的人權奔走呼號。
我們要走出自己的圈子，跟民主國家的政府和非政府機構合作，影響海外的政治力量，間接地影響中國政局，比之我們直接在國人範圍內呼喊，反而更加卓有成效。
我們將告誡歐盟各國，中國的經濟仍然在黨政的監控之下，所以仍不是完全的市場經濟，所以不能享受歐洲的市場待遇。中國的專制是動亂的根源。中國的人權狀況不變，就不應該解除武器禁運。解禁對地區的穩定，對台海兩岸的人民都沒有任何好處。納粹政權就是獨裁國家暴富之後，貽害四鄰，殘殺人民的實例。中共坐大，必將危害世界的穩定與安全。
我們的手中沒有暴力，沒有權柄，我們只有良知和理念。鮑曼先生所說的本地區的古典本身價值，就是歐洲的人本主義，就是他們首先創造出來的人權和民主思想（後來成為全人類的思想財富）。我們就是採用這樣的思想武器，去游說國會議員，抨擊急功近利的錯誤行為，執行歐盟文件中極為明智的措施。跟我們針鋒相對的正是胡錦濤訪問美國時所說的唯物主義。實際上是最庸俗、最卑鄙的唯利是圖。我們將提醒人們不要忘記歐洲最根本的價值觀，我們將用歐洲最樸實的伊索寓言故事《農夫和蛇》作比喻，去警醒所有認不清中共面目的歐洲人。通過大會我們建立了固定的聯繫網絡，歐美日澳的議員聯合起來，與我們共同協作，將有計劃、有針對地開展游說活動。從這個意義上說，歐洲的中國民主人權運動已經踏上了新的台階。
（作者為全德學聯主席）
轉自《動向》２００６年６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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