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4日訊】”八九64″過去至今，已經是第17個年頭了。我們的中國執政當局，似乎已經讓”八九64″的歷史與今天絕緣了。可是，一般的歷史規律都是這樣的：我們愈是不敢直面”六四”，我們的國家就難以避免可怕歷史的重演。
1989年2月26日，鄧小平當面向美國總統布什說”否定一個歷史人物，意味著否定自己國家的一段歷史”。現在，按照鄧小平的邏輯評價鄧小平當年的決策，今天鄧小平的接班人”否定’八九64’這段歷史，也就意味著否定鄧小平”，因為”穩定壓倒一切”，哪怕是真實發生的歷史，他們也從來不認帳，更不敢面對。
“八九64″主要決策人便是鄧小平，主要責任承擔人也應該是鄧小平，這是鄧小平一生最大的歷史責任。鄧小平是喜歡專政的，也是喜歡暴力殺人的，1983年全國實行的社會治安下指標的”嚴打”，就是他推動的，1989年的”64″，也是身為中央軍委主席的他同意開槍的。
早在1986年1月17日，他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提出”死刑不能廢除，屢教屢犯的人，為什麼不依法殺一些”，”殺人要慎重，但總得要殺一些”。而在這一年，美國人就看走眼了，1986年初出版的《時代週刊》把鄧小平選為1985年度封面人物。而1985年度得票最多的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很遺憾未能通過。獲得諾貝爾獎的南非黑人大主教圖圖、黑人人權領袖曼德拉和裡根等雖然有人提及，但最後還是用了鄧小平上封面。
“八九64″的真正起源是在1986年底。這年12月10日，上海交通大學校園內首先出現了大小字報。此後整個12月，上海、南京、合肥、武漢、杭州、北京、西安等地一些高等院校的部分大學生上街遊行，反貪污反腐敗，要求盡快民主進程，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以張貼大小字報的形式進行宣傳。當時的國家教委副主任何東昌承認這些大學生只佔全國在校大學生總數的1-2%。12月26日，北京市第8屆人大常委會33次會議就通過了遊行示威暫行規定10條。12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提出”講民主不能離開四項基本原則”，認為有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甚至無中生有，造謠污蔑，醜化黨的領導，醜化社會主義制度，蠱惑人心”，稱他們”要民主是假，反對四項基本原則是真”。一生都是堅持專政、專制獨裁，本質上又是機會主義者的鄧小平，在12月30日就當前學生”鬧事”，約見總書記胡耀邦及趙紫陽、萬里、胡啟立、李鵬、何東昌談話，指出”學生鬧事，大事出不了，但看問題的性質，是一件很重大的事件。凡是鬧得起來的地方，都是因為那裡的領導態度不堅決、旗幟不鮮明。這也不是一個、兩個地方的問題，是幾年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不鮮明、態度不堅決的結果。要旗幟鮮明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否則就是放任了資產階級自由化。”
1987年1月7日，《人民日報》按照退居二線的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鄧小平之用意，頭版頭條發表社論《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基本上用的是鄧小平的講話口氣。由於”要民主”具有正當合法性，而且符合憲法規定，北京的天安門前很快被遊行大學生所充滿，他們還呼喊”遊行自由”和”取消10條”的口號和標語。
1987年1月1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免去全國學潮最強烈的高校合肥中國科技大學校長管惟炎職務，認為其嚴重失職。方勵之的副校長職務被撤消，1月17日，他因鼓吹”民主”和”自由”而被開除中共黨籍。
同一天，《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認為所謂”全盤西化”就是否定社會主義，提出”我們黨在社會主義時期有過失誤。但人所共知，是黨自己起來糾正自己的錯誤，總結了經驗教訓……鼓吹’全盤西化’，就是開歷史的倒車。”
1月16日，胡耀邦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職務突然被停止，名義上是”辭去”，實際上是非法威逼。政治局擴大會議認為，胡任職名義上的黨最高領導期間，違反黨的集體領導原則，在重大的政治原則問題上的失誤。在鄧小平的決策下，趙紫陽取代胡耀邦，任代理總書記。
1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當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若干問題的通知》，表示這場鬥爭要”嚴格限於黨內”。此前的1月13日，中國作家協會理事、上海作協理事王若望被上海市紀委開除中共黨籍。1月23日，《人民日報》記者、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劉賓雁被人民日報社紀委開除中共黨籍。各紀委認為這些黨員公然反對四項基本原則，鼓吹自由化，堅決不能留在黨內。後來這三位先生都先後被驅逐出境，王若望、劉賓雁先後客死他鄉，方勵之仍在流亡。
到了1987年2月，鄧小平仍然在強調”大學生要民主是鬧事”，又說”鬧事的主要責任不在學生，而是少數別有用心的人煽動，主要是少數黨內高級知識分子，我們嚴肅地處理了這件事。”可事實上，全國有成千上萬的大學生都要民主，還是”鬧事”嗎？當民主、自由成為中共最稀缺的政治制度時，要民主的人就成了別有用心的鬧事的人的”陰謀”了。3月29日，中共中央以發通知的方式要求堅決整頓報刊，提出端正輿論陣地，把握正確的政治方向，不讓自由化涉足。4月7日，中共中央又提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大氣候’正在形成”。
這一”形成”，似乎穩定了政局，使”要民主””要自由”呼籲暫時中斷了一段時間，直到1989年4月胡耀邦去世恢復，兩個月後發生了”64″。
“64”之前，是政治腐敗和官倒最猖獗的時候，但”64″過後，腐敗已經不是最嚴重的問題了，貪官已經連死都不怕了，”殺頭不要緊，總有後來人”，胡長清、成克傑、王懷忠等省級高官被判處死刑，但後來人一直絡繹不絕。如今，制度問題嚴重制約中國的發展，貧富差距已經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中共強調提高執政能力而實質上執政能力是在嚴重下降。”64″過後17年，中國的歷史居然沒有”64″這一幕。不但沒有”64″，”文革”也迴避了，”1957年反右”也迴避了，甚至1949年前國民黨統治大陸時期的共產黨”要民主””要自由”也健忘了，反覆歷史沒有發生，難道今天的中共執政黨還是1949年之前的地下黨、革命黨的本色嗎？中共什麼時候才能讓自己與時俱進，成為社會黨、人民黨呢？
中共不直面”64″，難道不擔心這一歷史悲劇重演嗎？
1989年4月20日，北京就有300名多大學生衝擊中南海；4月22日，有數以萬計的大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遊行示威和靜坐請願，高唱《國際歌》；4月23日，學生罷課還成立自治組織，呼喊”打倒官倒”和”消除腐敗”，要求與政府平等對話。可到了4月25日，鄧小平不明真相地發表意見，稱”這不是一般的學潮，而是一場否定黨的領導的政治動亂”。4月26日，《人民日報》再唱1987月1月7日的”老調”，頭版頭條發表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一下子把1987年沒說乾淨的話說乾淨了，”學潮”變”動亂”了，他們還號召”全國人民行動起來阻止這場動亂”。
事實上，到了1989年4月27日，學生們仍然是呼喊遊行口號：”擁護共產黨，擁護憲法，擁護四項基本原則，消除腐敗，打倒官倒”。我們通過當時的照片可以清楚地看到，學生們擁護的是廉潔的中國共產黨，而不是腐敗的中國共產黨；學生們紀念的是愛民清廉的胡耀邦，而不是鄧小平這樣的獨裁的領導者；學生們高喊的是”民主萬歲””人民萬歲”，還有”共產黨萬歲”。可共產黨卻把他們的這些行為定性為”動亂”、”反革命暴亂”，事實上，真正搞動亂的除了官倒和腐敗分子外，難道就不是以鄧小平為首的專權自亂的獨裁頭子們嗎？
大學生們要民主，走上街頭，不畏犧牲，為國為民；新聞記者們，走上街頭，要新聞自由，要新聞說真話，也是為國為民。北京各界百萬人遊行，以及市民們聲援，也是為了國家不發生動亂，國家要進步，實現民主和自由，”求民主無損國家形象”，”官倒走私，鐵證如山”。可是，共產黨執政者、獨裁頭子鄧小平的本色不改，他認為這是動亂，李鵬還在黨政軍大會上強調要”果斷制止動亂”，實行戒嚴。6月3日晚，北京槍聲大作，手持真槍真子彈的戒嚴部隊—-解放軍強行進入天安門廣場，6月4日清晨天安門廣場清場。具體有多少人死於這次暴力製造的災難，至今沒有一個官方的準確的說法。反而，政府指責這次學生愛國民主運動為所謂的”反革命暴亂”，後來又簡稱為”風波”，試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1989年的6月6日，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公開對中外傳媒造謠說，”64″初步統計死亡數字是近300人，其中包括部隊的士兵，有所謂的歹徒、誤傷的群眾等。此外，有400名官兵失蹤。北京各個大學死亡的大學生23名。到底這23名大學生的姓名、籍貫等情況，至今沒見公佈。這一數字一直被國際輿論質疑，多種說法表示死於”64″的大學生超過3000人。其中最具代表的個案，就是原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的教授蔣培坤和副教授丁子霖夫婦17歲的兒子蔣捷連，1989年6月3日夜裡在北京木樨地被戒嚴部隊槍殺。1991年，丁子霖女士最早站出來，向全世界媒體公開她兒子遇難的真相，並開始尋訪其他六四遇難者家屬。還有一名六四遇難者，19歲的高中生王楠，他的媽媽張先玲女士和丁子霖女士成為當今最著名的六四難屬，堅持為他們受難的孩子公佈真相，要求政府認罪，至今苦苦堅持了17年，都沒有任何結果。
對於”64″這場暴力鎮壓行為，當年的參與者、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生江棋生說，至今他都忘不了六四屠殺發生後他的心情：”1936年北平南下請願學生到南京，包圍國民黨總統府三個月，蔣介石沒有清場。1989年的大學生在天安門廣場呆了一個多月，鄧小平就坐不住了？！編一個’反革命暴亂’（罪名）就把人家給殺死，怎麼下得去手啊？！1976年毛澤東和”四人幫”都不敢動用軍隊鎮壓（學生運動），怕當千古罪人。鄧小平如此膽大妄為，太出乎我意料了！’六四’早上，我在人大碰上一些老教授，都跟我說：法西斯！真正的法西斯呀！人民大學校園內的旗桿上掛的是血衣，廣播裡播放著哀樂，人們都在驚愕中悲憤，在悲憤中驚愕：對代表中華民族未來的這些優秀的大學生，居然敢這麼下手屠殺？他們只是在靜坐，在請願，在和平地抗爭！他們沒有拿槍造反，沒有舉槍抵抗，憑什麼他們就犯了死罪？！憑什麼？憑什麼？憑什麼……？！六四的槍聲永遠劃開了兩個紀元，使我對這樣一種制度的本質，有了全新的、更深刻的認識……我所服膺的道義，我的良知都決定了我必須譴責、必須反對’六四’屠殺。”但到了1989年9月9日，江棋生先生就被投入秦城監獄；1990年10月7日，被正式逮捕，罪名是涉嫌反革命宣傳煽動罪。當時，與他一起羈押的還有一些大學生和知識分子，如包遵信、王丹、劉剛、任畹町、劉曉波、熊炎、周峰鎖、王魯湘、馬少華、李克洲、方克等，以及當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秘書鮑彤也被羈押在秦城監獄，原38軍軍長徐勤先也遭此不幸。這就是當年的”白色恐怖”，其要害就是剝奪人權，殘踏人權，共產黨獨裁本色不變。
“八九64″十七年了，共產黨獨裁本色不變，覺醒的人們將繼續高喊”要民主”和”要自由”的口號，強烈呼籲執政當局直面”六四”，恢復”六四”歷史真相，重新評價”六四”，恢復政治體制改革，改共產黨為人民黨和社會黨，促解放軍為人民軍、國防軍，實行憲政、民主選舉和新聞自由，保證司法獨立，真正尊重和保障人權，今後避免流血的歷史重演……
請鄧小平的接班人好好想一想當年鄧小平說過但根本就沒有踐行的話：”否定一個歷史人物，意味著否定自己國家的一段歷史”，現在是21世紀的現代化開放社會，時代留給接班人的時間已經不多了，當局不要再掩飾過去的真實歷史，因為否定”六四”，就意味著否定自己國家的一段歷史。中國執政當局要想徹底走出”六四”陰影，必須旗幟鮮明地直面”六四”，承認”六四”，就是與人民和解，就是順應歷史潮流，就是保證中國今後長治久安，不再發生動亂、暴亂。
請執政當局及鄧小平的接班人三思而果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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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議報》第252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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