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8日訊】最近，《瞭望新聞週刊》發表文章，稱“新社會階層”貢獻全國近1/3稅收，成為中共統戰新著力點。這篇文章透露出一條重要資訊，即中國共產黨正在努力營建與擴大其統治的社會基礎。
中共統治的社會基礎是什麼？中國憲法開篇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體”做了定義，即以工人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國家。
但現實生活中，工人、農民與執政者的關係到底怎樣呢？前幾天的一條新聞正好說明了這一點：
2006年7月18日，因率領數萬農民爭取水電站股權而被投入監獄長達3年的四川宜賓農民領袖劉北星出獄。當地兩萬農民集資兩千多元人民幣購買煙花爆竹，準備“燒炮仗”相迎。而宜賓地方當局一方面要求農民不要搞任何歡迎活動，另一方面則出動了七百多武警、一百多官員前往劉的故鄉――四川省宜賓縣大塔場鎮，封鎖劉家附近路口，阻止兩萬農民舉行歡迎儀式。兩名前往迎接的農民代表梁真奎、羅道福亦被當局帶走。
這條新聞至少說明以下現狀：
政府與人民的利益已經處於緊張對立狀態；在土地徵用中，地方政府的受益完全建立在廣大農民的利益受損之上；作為這個國家名義“統治基礎”的農民，如果在利益受到掠奪時做默默忍受的順民，那麼還可以留在“人民隊伍”當中；但只要一反抗，就立即成了被專政的“刑事犯罪分子”。
今天的中國，類似消息比比皆是。這就讓人不由得要問：支撐共產黨統治的社會基礎不是它所宣稱的工人與農民，到底是哪些社會群體呢？
江澤民曾經試圖調和憲法與現實相悖這一難題，提出“三個代表”理論，其“七一講話”宣稱讓私營企業主入黨，對誰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作了直接詮釋。胡錦濤迄今未能建構出更好的“理論”，一直在“執政為民”這類空話上轉悠，徒然讓自己陷入意識形態向左轉、社會經濟政策向右轉的困境。經過一番折騰後，現在終於有了進步，《瞭望新聞週刊》這篇文章宣示了胡錦濤及其班底了悟之“道”。
文中所指的“新社會階層”，顧名思義，應該是指改革以來出現而此前未有的社會階層。但通觀該文，卻發現除了私營企業主、外企管理人員、科技企業自主創業者、社會仲介組織從業者（會計師、律師、審計師等）之外，獨獨遺漏了數量最龐大的一個社會階層，即農民工。而農民工不入選的理由也由全文主旨暗示了：農民工對國家稅收的貢獻不大。
從這篇文章的主旨，可以看出中國政府為了構造新的統治基礎的一片苦心，比如“建立聯繫會議制度，拓展工作管道和載體”；“舉辦新的社會階層人士理論研究班，加大培養力度，有效提高其政策理論水準，特別是政治把握能力、參政議政能力、和諧共處能力”，等等。這些舉措無疑比江澤民時代進了一大步，那時只有人大、政協能夠吸納部分經濟精英“參政”，管道過於狹窄，不利於團結新社會階層的大多數。而現在則將統戰對象擴大到新社會階層（即所謂“中產階級”），有利於培養政治共識，至少可以在黨與中產階級之間營造“和諧共處”的氛圍。
這些新社會階層的文化水準、社會觀察能力與思考能力在總體上自然高於工農大眾。歐美諸國在現代化進程當中，其人口結構當中確是中產階級人口逐漸佔據主流，成為社會穩定的主導力量。但如果以為中國目前這種“統戰”新社會階層的方式與西方民主社會相同，卻是大錯特錯。
首先，西方社會中產階級的社會參與意識與參預能力是在社會進化過程中自然養成，而且在選舉當中，一人一票，任何階層的選票價值相等。這與中國政府用給予特權（即“統戰”）的辦法刻意扶持中產階級的“政治把握能力、參政議政能力、和諧共處能力”完全不一樣；其次，西方社會中產階級是民主政治中的主體，而不是被政黨請來做客的政治遊戲旁觀者。而所謂“統戰”，在共產黨政治文化當中，指的就是共產黨做東道主，被統戰者做客，在政治圓桌旁邊營造賓主共歡的氣氛而已。
更重要的一點是：在可見的未來三五十年內，農民仍然是中國人口中的主體，如果中國共產黨在構造統治基礎時將這個龐大群體置於無權與受壓制狀態，這個社會的基礎就有如構建在流沙上，與建立和諧社會的目標背道而馳。
華夏電子報第15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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