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1日訊】吳昌付對自己現在生活很滿意，他是一個淳樸、善良的農民，心裡有
什麼嘴裡就說什麼。當我問到他在這個有三、四百戶人家的村子裡所占經濟位置時，他說：「中等，可是外人都說我是中等靠上。當官的咱不敢比，現在是人家的天下，就應該他們富。搞生意的咱也不比，生意有起有落，弄好了可能富得冒尖兒，弄得不好，賠得過不了日子的也有。如果只說土裡刨食吃的農業，我能算是個上等戶。」
我說：「就我看，在農村，你現在硐實算是個富戶，用現在時髦的說法，你是個成功的農民，對這些你有什麼想法嗎？」
他說：「成功說不上，不過總還可以，我和父親作了一下比較：他雖然被劃為地主，給兒子只蓋了三間土房，我給兒子蓋了六間又高又大的正房，三間廂房；他過年才能吃上一點肉，我不用過年過節，什麼時候只要需要，就可以買肉吃；說不好聽一點，我的媳婦是拿妹妹換
的，我兒子的媳婦是我給他娶來的。這樣看，我比我父親不是強了一點嗎？我能把日子混到現在這樣，最終還是個智商的問題。首先你要看準自己是個什麼材料。如果你就是個農民的材料，你總是把自己往老闆堆裡放，今天想搞這個買賣，明天想搞那個買賣，最後什麼也搞
不成的就是你。我的三個孩子上學都上到初中，我就不讓他們上了，為什麼？他們不是那個材料，白扔錢。想搞生意，我也不支持，現在搞生意要有關係、路子，要有靠山，有對付黑社會或者和他們在一起混的野性，這些我們都沒有，那就老老實實地種地。我作印刷廠廠
長時，每月有600多元工資，我要是不離開那兒，到現在房也蓋不上，兒媳婦也娶不了。我離開了，就對了。」
他的話我總是聽著很特別，他對任何事好像都有自己現成的看法，這些看法別人很難給他改變。小時候失去了上學的機會，他在幹活之餘讀了很多書，喜歡和別人爭論問題。我沒有反駁他，我知道反駁也沒用，他會和我爭起來，以往我們就不止一次地爭執過，他很自信。我對他說：「你們家被劃為地主，許多年被管制，還因此影響了你上學，你不怨恨嗎？」
他說：「說實在的，是有點恨，我上學時在班上也是拔尖的學生，就因為成分高不讓我上學了，我這一輩子就毀了，能不恨嗎？可話又說回來了，那時不是都這樣嗎？別人都不說什麼，我為什麼就特殊？這是走社會，誰讓倒霉的事讓我趕上了呢，就認了吧。」
我問他：「你對現在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嗎？」
他說：「改革以來，生活是沒問題了。我最難忘的是1968年，那時真是吃了上頓沒下頓，天天沒飯吃，大饑荒時我們這也沒那年苦。不滿意的就是人心太壞了，越來越壞了。說話也就是百十來年吧，我的祖先到鎮的集市上去賣驢，說好價了對方帶的錢不夠。我的祖先讓他找
鎮上的鋪面作個保，買驢的說沒有認識的人，讓他寫個字據吧，他說他不認字。他們邊說邊走到一棵樹下，蹲下來，拾起別人扔掉的半個破碗，我的祖先就把這個破碗一砸兩半，把一半遞給買驢的，對他說：『下個集日我們還在這個樹下見面，也許你沒時間來，也許我沒
時間來，不論誰來，只要拿著這個碗碴，兩塊一對上，你就給錢。』結果下個集日的時候，買驢的把錢就給齊了，現在的人行嗎？
「30多年前，我們家不夠吃，我到集市上買棒子（玉米），那時私自買賣糧食是違法的，都是手心裡抓著一點賣。我和一個人買好了，對他說：『我還要買別的東西，不能現在就要你的棒子，先給你十塊錢，散集的時候你在大機磨等我，我把錢給齊了，弄著糧食走。』那個時候10塊錢就能買50來斤棒子。那天我去的很晚，到大機磨後，賣糧的人還在那裡等著，他直埋怨我，說：『我在這兒等了你兩個來小時了，你怎麼來得這麼晚？』你說現在的人行嗎？他要是不給我糧食，我到哪去找這個人？要是現在，我也不這樣作事了。現在出門處處是陷阱，你在街上一站，南來北往那麼多人，看著都很好，隨便找上一個人，無論男女老少，只要給他機會，他就坑你，不信你試試。
以前的人吃苦也好，受罪也好，心裡都有一個尺子，越過這個尺度他就不幹了。現在的人心裡沒有這個尺子了。
「前些日子，我們這兒還發生了這樣的事：一個人趕著三、四十隻羊去放，開來一輛汽車，從上邊下來三個人，一個人攔住放羊的，另兩個人抓住羊捆上就往車上扔，扔上三、四隻羊開著車就跑，你說這不就是明搶明奪嗎？還有些人專在村子裡找那些外地收棉花的人，見到
後就圍上來，假裝是工商所的，找你要收棉證看，你給了他，他就說是假的，罰你200塊錢，正是起證的價。你不給錢，他就不給你證，你說老百姓怎麼活？這是比較好的，還有在交棉花的路上等著搶劫的，知道你剛交了棉花，身上有錢。這樣的人一般都有當官的靠山，左一個嚴打右一個嚴打，就是越打越多。」
我問他對現在腐敗問題的看法，他說：「腐敗就對了，他們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不要命地搶天下，為的是什麼？為的就是他們自己連同他們子孫後代腐敗，說是為別人，誰為別人去玩命？我沒見過一個。歷代都是一樣，搞政治的哪有什麼好人，現在說『中國是一個大國，
不穩定什麼也搞不好。』說得多好聽，49年以前為什麼不這樣說，那時就是他們把中國搞亂的。現在要穩定，就是要穩定地吃你、喝你，還不讓你吭聲。國民黨也腐敗，可是國民黨和現在這個黨不一樣，參加國民黨的多數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他自己本身就有錢，也要點
臉面，腐敗也是偷偷摸摸地不敢公開。現在這個黨什麼也沒有，提著空肚子來的，不吃肥了不拉倒，公開地叫著板地腐敗。」
我說：「現在是這樣一個政治現狀，你不希望改變嗎？」
他說：「不，一個是我現在有飯吃，有房子住，我的孩子有班上，有地種，這樣就挺好。第二我是一個草民，說了當權的也不會聽我的，白費話。你說政治改革他就政治改革了，改革了他還吃誰去，最起碼，他吃著就沒有現在這樣順當了吧？再有，外國實行三權分治，好
是好，在中國一萬年也不會實行。道理很簡單，比如一個人他搶了你的房子，你去和他說：『這房子算咱們共有，一起住，一起管理它吧。』他會說：「我冒著生命搶房子就是為我自己，你沒有能力守住就只能認倒霉。現在房子是我的，我死了以後是我兒子的，兒子死了
是我孫子的。』你說是不是這麼個道理？我不是在說氣話，我說的是實際。
「你講道理，現在當政的不吃，你罵他，他自己罵自己比你罵得還狠。有人罵村支部書記是臭流氓，這個書記就說：『嘿！你怎麼說得這麼對呢？我就是個臭流氓，不是流氓我能幹這個嗎？』對他說，你這樣對待別人，以後別人也會這樣對待你的。他就說：『好啊，我先把你治了，將來你有了權力再來治我吧，我等著。』對這樣的人，對這樣的政權，你能有什麼辦法？講道理不行，罵也不行，這就叫『刀槍不入』，應了那麼一句話：不怕不要命的，就怕不要臉的。看《三國演義》，都誇諸葛亮有罵死王朗的口才，他罵得死王朗，不見得就
罵得死曹操。三國裡有禰衡擊鼓罵曹，陳琳寫檄文罵曹，還有徐母罵曹，一個比一個罵得狠，曹操被越罵越好，陳琳還把他的頭痛病罵好了。罵也要分對象，被罵的要有羞臊，懂得廉恥才行。被稱讚的不應是諸葛亮，而應是王朗才對。」
我們邊說話邊摳棉花桃，不知不覺地到了夜間11點多鐘了，幾袋棉桃也差不多幹完了。每天晚上11點以後睡覺在他們家很正常，於是我們收拾東西準備睡覺了。吳昌付讓我和他在一個屋子住，說火炕暖和。我說既然你有這麼多屋子，我就單獨住一間吧。住在一起，說起來沒完，誰也別想睡覺了，明天怎麼幹活？於是我被安排在一個小一點的臥室裡。
我不知道吳昌付的議論是不是代表著現在比較富裕的農民的心態，總的來說，他對自己所處的現狀有許多滿意的地方，他們在同別人的對比中得到了比別人強的滿足；也有許多不滿意的地方，他們對現實中那些痛恨的東西有著無可奈何的痛苦。他們怕改變現狀，並不是處處都順心了，而是對改革沒有信心，怕改不好會更壞，倒不如像現在這樣還能免強活下去，用他們的話說：「別治不好聾治啞巴了」。
〔原載《北京之春》2006-4〕(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