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8日訊】說到中國大陸文學界思想界學術界（如果大陸真有這類「界」的話），那真是牛皮馬屁，中人欲嘔，瓜子滿眼，笑料百出，頂著儒家帽子的學者隊伍也不例外。例如，不少儒者不知自由為何物，分不清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經濟自由與政治自由、意志自由與社會自由之間的區別，對諸西哲關於自由的學說的理解差以千里。
近在《儒學論壇》發了《自由之路──讓我們從意志上言說上先自由起來》一文，其中提到「康德認為，當人服從道德法則時他就是自由的。」有儒者跟帖質疑曰：
「當自由的獲取，必須以服從為前提，那麼，這樣的自由只能是以不自由為基礎的。因為，必須服從，與自由是相悖的。倘若在服從的選擇層面體現出自由，那麼，他可以選擇不『服從道德法則』時，他能否實現自由呢？當自由成為意志的宿命，請問：意志本身還有自由的餘地？至於體制上，請問美國賦予了其公民推翻其體制的自由了嗎？如果象美國這樣的國家真正實現了自由，那麼，政治ＰＣ原則又算什麼？」云云。
該儒者不知自由不是「由著自己性子胡來」，不知意志自由（或內在自由、積極自由），指的是主體活動的主動性自治性，也就是熊十力所說的「想要成為仁者，就能夠成為仁者」的自由。「為仁由己」是儒家重要的修養原則。求仁、為仁、成仁全靠自身努力和道德自覺。康德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說「當人服從道德法則時他就是自由的」這句話的，因為這種道德法則他發現於他自己，而非外部世界。
英．埃裡．凱杜裡在《民族主義》說得好：
「一個人可能被囚於條件最惡劣的地牢，或經歷最殘酷的暴政，但是他的意志是自由的；當他們意志依據絕對命令行動，他的意志便是自由的。」
又如曾國藩教育子侄時所說：
「人苟能自立志，則對賢豪傑何事不可為？何必借助於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為孔孟，則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學，人誰得而御我哉？若自己不立志，則雖日與堯舜禹湯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與於我哉！」（曾國藩家書《同治十年九月十二夜諭紀澤》）
意志自由類似於道德哲學意義上的積極自由。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當仁不讓於師」、「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也」等經典闡述，就是倡導通過自律自修的內聖功夫體現主體自由精神；孟子曰「道惟在自得」，突出了自身修行體悟的重要性。又曰不淫不移不屈、捨生而取義、雖千萬人吾往矣，要個體不屈服於武力，不屈服於庸眾，甚至不屈服於死亡，以保持自己的自由意志。
至於「請問美國賦予了其公民推翻其體制的自由了嗎？」這樣的問題，是有意忽略了自由和專制兩種制度根本性質的不同，也只有中共御用文奴才能理直氣壯地提這樣的問題來。一言而答之：美國的自由制度賦予了其公民和平推翻其政府的自由。或許不能排除個別賤民會選擇「推翻」自己「自由人」的身份而甘心作奴隸的可能，但哪一個現代社會的全體公民會推翻「自由體制」而選擇專制呢？
寫此文時，該學者仍跟帖呶呶不已：「如以能否賦予公民推翻現行體制的自由權利為標準，請問美國這樣的國家算不算自由的呢？」說這是「是歷代歐美思想家們困惑不已並力圖解決，且至今沒有解決好的重要問題」云云，不斷重複此類傻話。看來此君是真的分不清（而不是有意忽略）自由制度和專制制度兩者質的差異。骨頭賤久了，難免影響心智發育。難怪有人罵儒家隊伍中文奴、弱智眾多，真不誣也。
對於各種批評抨擊，只要略有水準，不論多麼激烈，我都歡迎並竊喜，但見了意必固我、傻氣沖沖的發言，總難忍厭惡鄙視之情，或許是特別缺乏「智力容忍度」的緣故吧。哀哉，！知識分子群體的愚昧和墮落，是一個社會和民族最不可救藥、最不可容忍的愚昧和墮落。有詩《嘲儒家》曰：
猾似泥鰍蠢若牛，舔癰吮痔不知羞。
滿台冠冕堂皇甚，多是人間賤骨頭。
（2006）(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