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7日訊】這是六十年前的往事，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秋，抗戰開始，我奉命在敵后擔任与日寇和中共的斗爭雙重任務，對中共利用歌曲進行統戰活動，頗有所知。來美后，對中共過去的歌曲統戰，頗能盡心于歷史性資料之搜集。數年所得，編輯一厚冊應世，書名“抗戰時期中共演唱的歌曲”。我愿將自己對中共歌曲統戰活動，作一綜合性說明，以饗讀者：
一：不容諱言歷史證明，中共利用音樂歌曲進行統戰是成功的，中共堅守的原則是歌曲為政治目標服務，它的政治目標，也就是所謂的“戰略目標”，戰略目標是變對日戰爭為推翻蔣政權的內戰，簡略的說就是“奪取政權”。不論是軍事、政治、經濟、教育、文化，一切要為“政治目標”服務。中共的歌曲創作与表現，就成為中共運用的，銳利的前鋒的，心理作戰工具。主觀的意圖在鞏固自己的心防，客觀的用心在于瓦解對方陣營。它以抗日戰爭為掩護的斗爭形式，以謀求自身的生存与發展，進而壯大自己的力量，以准備進行對國民政府的全面作戰。歷史的事實，無情地揭穿了中共的實質。
二：中共編制的歌曲，量的方面為數不少，我曾作過約略統計在一六O首左右(截至1937年)。因為作品多，卻反映了一向共認的事實，就是粗制濫造，引陋就簡，也因此許多歌曲已不再演唱，但中共充分利用滲透分化，誘導音樂歌曲人才投入中共怀抱，如“延安頌”、“八路軍進行曲”、“黃河大合唱”、“流亡三部曲”、“太行山上”等的作者。這些作品在三十年代，引起國人普遍反響。但就中共所制作的一百六十部歌曲中，這樣的作品比重甚輕，其聲价多是暫時的，以田漢、聶耳所作的中共國歌“義勇軍進行曲”，原本是電影“壯志凌云”的抽曲，民國二十四年五月發表于“國通書報”，在內容上激勵國人抗敵御侮的斗志，卻有功能，對培養情操，陶冶性行，調劑身心，則缺乏雋永的效用。許多音樂歌曲作家，曾把中華民國國歌和中共的國歌作過一番比較，感認中華民國的國歌，就其詞曲方面比較，它具有庄肅正義的气魄，建設性、前瞻性內涵，以及仁厚的風格，無疑的是偉大的歷史性作品，尤其“以建民國，以進大同”，這是三民主義追求的理想，也是國家奮斗的目標，而且聲韻雄壯，足顯國威。反觀中共的國歌，雖然曲調激昂為眾所共認，其內容則有瑕疵，以主觀情勢言，中共已成為大陸權力主宰，歌詞中所謂的“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那是六十年前的中國處境，歌詞中“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仍有灌輸國人黷武思想之意向，非仁政之至意，也無建設中國遠景的表態。這种局限于歷史怨恨的思想，充分表現了中共狹隘偏激的特質，与中華文化和中華敦厚的精神，大相逕庭。這种中共的所謂搞運動、搞斗爭關系緊密難以分開，因此中華民國的國歌和中共的國歌，在品質上難以相提并論。同時“中共國歌義勇軍進行曲”歌詞為田漢所編寫，在中共進行瘋狂的文化大革命斗爭中，田漢遭受紅衛兵慘酷的迫害致死，中共國歌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詞為田漢編撰，一度禁止演唱，田漢罪行獲得平反，義勇軍進行曲又恢復演唱，中共視國歌當儿戲，也令識者引為笑談。
三：中共因為是獨裁制體制，他們主張現時利益，因此為了達到現時利益的目標，對所謂手段、謊言、欺騙等并不以卑劣為羞恥，在我搜集中共演唱歌曲中，發現有的歌曲在大陸出版的歌曲中，已不復見，我以為有加以說明原委的必要：
(1)“人人都愛他”歌曲
“吹起軍號打起鼓，蔣委員長調隊伍。人強馬壯真威風，要打退東洋鬼子兵。桃呀桃杏花，李子花，抗日的領袖人人都愛他。吹起軍號打起鑼，賣國賊漢奸坐大車，五花大綁家家喜，看我們政府擾綱紀。桃呀桃杏花，李子花，抗日的政府人人都愛他。拿著大刀背起槍，一對一對的上戰場，各省軍隊組織起，學會了游擊好自衛。桃呀桃杏花，李子花，抗日的軍隊人人都愛他。”
這首歌曲于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秋，在中共的“晉察冀軍區第三軍分區”廣為演唱，中共的第三軍分區有三個團(十、十一、十二)十二個連的兵力，民國二十七年秋，第三軍分區以連為軍位舉行歌唱比賽。比賽演唱的歌曲就是“人人都愛他”。這首歌曲的一段歌詞是“吹起軍號打起鼓，蔣委員長調隊伍。人強馬壯真威風，要打退東洋鬼子兵。桃呀桃杏花，李子花，抗日的領袖人人都愛他。”
當時中共控制的軍隊和民眾都在熱烈的演唱這首歌曲，我覺察中共的蒙騙企圖，因為當時廣泛的地區。到處都有國民党及同情支持國民党人士，以及國民党領導的抗日武裝，這首歌曲演唱的時間很短暫，就被中共停止了，很顯然的中共在敵后對國民党領導的抗日武裝進行蠶食鯨吞，也很快的收到了他們以為的顯著成效。一位“人人都愛他”的蔣委員長。在中共的控制區，逐漸改變了被人崇敬的聲价，變成了被人詛咒的惡魔。
(2)“反對一党專政”歌(附原歌曲詞)
“老鄉們，團結起，反對一党專政。要民主，要選舉，大家一齊來救中國。”
中共演唱這首歌曲的主旨，是在反對“中國國民党的一党專政”，這一歌曲是用民間小調添新詞而成，再晉察冀地區廣泛演唱，而且演唱時間較久，至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中共發動全面戰爭，這首歌曲也就消聲匿跡于無形，遍查中共出版之歌集并無“反對一党專政”歌曲之名，原因很簡單，中共已經明目張膽的宣布完要施共產党專政，共產党委書記就是大陸政治的太上皇。
(3)“打擊頑固份子”歌曲
“呸!呸!呸!頑固份子見了鬼，調轉了槍口來對內，妥協投降開倒車，我們大家齊反對齊反對齊反對! 打!打!打!頑固份子找摩擦，挑戰把國共來分家，阻礙軍民打日本，我們大家來打擊它打擊它打擊它!”
這首歌曲又稱“反摩擦歌”，歌唱的當時(民國二十八年夏，公元一九三九年)，河北、山東、山西，中共正對抗日武裝進行瘋狂的攻擊，河北省張蔭梧在冀中被擊潰，率殘部轉戰至河南林縣，山東省政府主席秦啟榮被攻擊而陣亡，山西新軍叛變，國軍六十一軍朱怀冰遭攻擊，損失慘重，中共攻擊和解決國軍，只是實行其戰略要求，利用抗戰壯大本身力量，准備未來推翻國民政府的全面作戰，中共慣用的技倆如諺語所云：“惡人先告狀”。河北、山東、山西的抗日武裝遭到毀滅性攻擊，中共除了以歌曲宣傳抗日武裝的領導人物為頑固份子外，并在他控制的地區內瘋狂的大肆口頭宣傳張蔭梧，秦啟榮為“摩擦專家”，用心之狡詐与險毒可見一斑。
四：有人認為為什么有的音樂家投奔中共，原因是中共是以抗日作為宣傳訴求，一般人士以為參加中共，就是抗日愛國的表現。我所搜集的一百六十余首的歌曲，有的作者不能說是歌曲作家，原因是作者名不見經傳，作品又少，多采用現成的曲調而填詞。畢竟音樂是一門專門學問，真正的藝術創作，才能流傳百世。中共在它控制地區初期所演唱的歌曲，很多是國民政府抗戰前所演唱的，例如作曲家黃自先生，他是一位純誠愛國的人士，黃自先生的歌曲，大多由韋瀚章先生作詞，他的學生劉雪庵、林聲翕、陳田鶴、江定仙、張昊、賀綠汀等，都在音樂事業有所成就。這些人中，除賀綠汀外，其他諸君都不是中共党員，還有趙元任先生，趙元任先生是語言學家，對推行國語運動，功勛卓越，他雖然不是國民党員，也絕不是共產党員。一直擔任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的院士，直到病逝。陶知行黎錦暉，一位是教育家，一位是藝術家，中共慣技是吹捧拉攏，并冠以民主人士，社會賢達，進步人士等高帽，造成其為中立人士的形象，所以中共出版的歌集上，即使有這些人士的芳名，都不代表他們是共產党，否則就正中中共下怀，死者有知，難以瞑目。
在中共陣營中，也有不少歌曲人才，有的早在抗戰前即投入中共怀抱，如田漢、洗星海、呂驥、光未燃、聶耳等。其中以田漢年長資深，也有些號召力和影響力，他在中共的音樂界具有領導地位，除了在抗戰前投入中共怀抱的音樂歌曲界人士外，中共自己也吸收培養了些干部，如塞克、鄭律成、張非、李偉、久鳴、孟波等，這些人在對日抗戰前，多沒有什么名气，群眾對鄭律成印象較深刻，因為他著作的“延安頌”所展生的統戰效用甚大。
五：中共的歌曲統戰，特別對知識份子產生的效用大而且普遍。知識份子是社會發展的導引，尤其是對農村，有著啟迪和激發作用，一方面激勵了國內抗日的气焰，另一方面掩飾了中共壯大自己力量的行徑，日寇發動侵華戰爭之初，敵后眾多知識青年，多為中共所网羅。喜好音樂人士，在中共的誘騙下，紛紛投入中共怀抱。中共在它的控制區，可以隨心所欲地進行它的統戰浩劫。中共的統戰專家周恩來，在重慶訓示他的党羽說：“必須使合法的斗爭与非法的斗爭相結合。”周恩來強調：“在文藝界廣泛結交朋友，不能爭取成為党員，也要作為同路人。”中共集團發揮了高度的組織效能，音樂方面就是以盡力网絡人才為目標。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以前，中共發現音樂歌曲用于所謂“革命戰爭”效用甚鉅，于是在音樂歌曲方面極盡統戰之能事。
六：反觀國民政府的做法，也卻有難以諉避的過失，沒有對文化界作整體的規划，缺乏組織性強有力的輔導，宣傳工作不深入，做法保守、被動，因此在文化戰線上處于被動，也因此在對中共的斗爭上遭受挫敗。中共占据大陸后，在文化戰線上，有了實質的轉變，中共在文化戰線上已找不到攻擊中華民國的得力藉口，自然就達不到煽動人心，制造混亂的企圖。大陸音樂歌唱界，何嘗不想對中共暴政奉承一番，只可惜乏味可陳，音樂歌唱的創作少之又少，在在顯示中共強力統治，人命危賤，人才凋零，思想枯涸的實質，反觀中華民國的音樂歌唱界，在先進黃友棣、韋瀚章、林聲翕、李抱忱、李中和等諸君的指導下，培養了不少的音樂歌唱人才，音樂歌唱作品如雨后春筍般地產生：如“中華民國頌”、“梅花”、“中華民昨贊”、“杜鵑花”、“歸不得故鄉”、“木蘭詞”、“祖國戀 ”、“龍的傳人”、“金門頌”、“偉大的中華”、“美哉台灣”、“戰士之歌”、“綠島小夜曲”、“蘭花草”等，作品意境幽美，詞韻鏗鏘，對人性之陶冶，皆富敦厚善良之浸潤，廉頑勵懦亦有功馬。中共首腦鄧小平听了“中華民國頌”這首歌后，感慨万千，自嘆中共統治大陸四十多年，卻創作不出像“中華民國頌”這樣聲詞俱佳的歌曲，他告訴他的党徒把“中華民國頌”改為“中華民族頌”，雖然只是一字之差，卻可据為已有，從鄧小平竄改意圖，可證其師承有自，不愧為統戰能手。(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