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11日訊】(大紀元記者吳英編譯報導)中共近幾年的經濟崛起，帶動其在全球各方面的影響力，包括左右聯合國的運作及功能。《紐約時報雜誌》登出特約撰述James Traub九月三日專文，論述中共近幾年參與聯合國運作，以下為該文的摘譯。
早期以蘇聯為馬首是瞻，阻撓台灣
回顧歷史，中共於1971年取代台灣成為聯合國的中國代表，初期這個封閉的共產政權在安理會一切以蘇聯為馬首是瞻，只在討論涉及與承認台灣主權國家有關的維和任務時，發言阻撓議案的通過。
以前，中共更不會派人擔任聯合國派在各國哨站的觀察員，也不會付出太大心力關注有關提案，但現在的中共，有心在全球舞台扮演活躍角色，才會派人擔任聯合國派駐黎南哨站的觀察員。但相對地，聯合國也因此產生一些困擾，因為中共對「國際秩序」的解讀顯然與美國或西方國家不同，並且因此影響聯合國處理相關案件的方向。
近年用狡猾外交手段影響安理會的運作
中共在聯合國已不再是沈默的羔羊，此係衍生自其驚人的經濟成長及連帶提高的全球影響力。此外，由於對自然資源需求的增加，也促使中共與亞洲、非洲與拉丁美洲的國家建立新的關係。
中共積極的加入國際組織如世界貿易組織、區域組織如倡議安全的上海合作組織（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以及雙邊協議，派遣提供醫療或工程服務部隊以及參與聯合國維和作業的警察任務。中共到目前為止尚未派遣部隊參與前線作戰的任務。
在此發展趨勢下，很自然地，中共改派熟稔外交謀略的資深外交官王亞光擔任駐聯合國大使，其運用狡猾熟練的外交手段影響安理會的運作，新加坡駐聯合國大使曾如此形容中共的策略：「中共在聯合國通常不會長篇大論，他們不會在第一時間就發表聲明，他們總是先聽，在抓住開發中國家的目標後才發言。」然而中共這種遊戲規則確實達到了削弱聯合國處理人道危機事件的能力，著名的案例為1994年的盧安達群體滅絕以及2004年的蘇丹達爾福爾群體滅絕等事件，由於中共的刻意阻撓及運用否決權力，致聯合國對此二事件作出毫無強制力的決議。
中共的外交策略大多數是基於經濟利益等目的，一旦目的消失，他們立即改弦更張。數年前，中共支持印度，反對蒙特婁議定書強制削減氟氯碳化合物使用量的規定，然而在蒙特婁議定書同意提供削減排放量的技術後，中共立即背叛印度，轉而主張該議定書的削減規定並未侵犯各國主權。
使用否決權保護違反人權國家
中共擅用其安理會成員所擁有的否決權，保護與其友好的違反人權國家，包括蘇丹、辛巴威、厄立特里亞、緬甸、北韓及伊朗。在最近有關伊朗核武討論中，中共保護伊朗的立場，已嚴重影響安理會的功能，以致安理會無法通過對伊朗實施制裁的決議。
目前使聯合國會員國意見分歧的導因已不再是共產主義及資本主義的對立，而是國家主權。近幾年自從波士尼亞及盧安達的人道危機後，聯合國被賦予的期望有所轉變，西方國家希望聯合國能介入、以制裁或譴責的方式，捍衛群體的利益，對抗人權濫用的國家。
然而這只是西方國家一廂情願的想法，歷經殖民統治的開發中國家，通常是主張外人不能干涉其迫害人民人權的內政，反對其他國家侵犯其國家主權，深切記取西方帝國主義恥辱的中共更是如此，強烈主張國家主權不容侵犯。在此原則下，中共曾在1990年代阻撓或公開批評聯合國的相關決議，包括強制驅離海珊離開科威特，以及派遣維和部隊到索馬利亞、波士尼亞、盧安達及海地。
對於中共與美國就緬甸政府不願釋放反對黨領袖也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翁山蘇姬的立場明顯不同，王光亞在接受Traub訪問時表示，他仍將依來自北京的指示，堅決反對美國建議譴責及威脅制裁緬甸政府的提案，並且主張這不屬於聯合國安理會的職權，中共認為美國提出此提案的理由－緬甸有人權、毒品及愛滋病問題，是不成立的，因為美國內部也有同樣的問題。
針對去年九月聯合國第六十屆高峰會通過之「保護責任（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原則，中共雖然持保留態度，但王光亞承認其為具拘束力的國際法，惟辯稱聯合國必須決定適用本原則的方式，認為本項新義務僅適用於群體滅絕或大規模系統性違反人權的案件，並不適用於蘇丹的違反人權個案。針對蘇丹的問題，中共的一貫主張是聯合國維和部隊應在取得該國政府同意前才能進駐部署。
對西方國家所關切的問題漠不關心
中共參與國際社會是依其主張行事，風格與關切重點和俄羅斯及西方國家迴異，例如其甚為關切「領土完整性」的問題，對於西方國家所關切的改革問題漠不關心。其參與開發中國家G77集團的運作，支持G77的主張，認為聯合國應重視經濟及社會問題，而不是和平及安全問題。
中共採用的策略是順勢而為。例如中共不支持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改革提案，並且花了十年以上的時間對抗有關的改革提案，毫不客氣地反對秘書長安南的提案－建議成立一個更為嚴格的機構，以取代沒有強制力的人權委員會。
在去年九月的激烈討論後，中共由巴基斯坦駐聯合國大使釋出善意，提出一項有助於打破僵局的模糊提案，另一方面，中共仍維持反對任何改革提案。最後，總理事會通過新的人權委員會及加入成員標準的鬆散規定，依該規定，中共、古巴、俄羅斯及中共均能經選舉成為該委員會成員。
中共的外交策略可從另一事件窺探。2005年4月日本、德國、印度及巴西正式提出競選安理會擴大的席次後，中國境內出現反日示威，日本駐中共的使館及日營企業遭到攻擊，日本人對於示威規模以及日本高層的容忍感到吃驚。王光亞與駐館人員在此同時，積極運作立場搖擺的各國駐聯合國大使。
根據約旦大使Zeid Ra’ad Zeid al-Hussein親王的回憶，王光亞十分生氣地表示日本怎麼能一方面拒絕接受歷史真相，另一方面自豪於對全球的貢獻？（日本在聯合國負擔的經費比例為19％，僅次於於美國，而中共只有2％，俄羅斯則為1％）。
依據王光亞的說法，中共主張聯合國安理會目前的五席常駐代表席次的產生，是因為該等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貢獻，並不是以經濟勢力為選任標準。不過中共或許忘記，當時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盟友共同作戰的政權，現在是在台北，而不是北京。
雖然中共無法說服非洲國家反對安理會擴大席次，其仍運用策略巧妙地影響非洲聯盟。在八月初非洲聯盟會議之前數週，中共熱情招待到訪的辛巴威獨裁暴君穆加比（Robert Mugabe）。穆加比返回非洲時公開宣佈非洲國家不僅要堅持安理會常駐代表的席次，同時也要爭取否決權。此舉將弄巧成拙，因為一旦非洲國家配套爭取在安理會的否決權，由於無法獲得安理會目前五個常任國家的同意，而致安理會的擴大案勢必終止。中共的計謀也將得逞。
八月聯合國展開下任秘書長的選舉作業，多數亞洲國家認為應該輪由亞洲國家擔任，中共也同意支持。不論是誰參與競選，勢必難逃美國與中共的檢視。美國將反對任何擁護第三世界的候選人，中共則將拒絕與美國盟國友好的候選人。此外，中共可能會支持印度推派的候選人，但也會考慮此舉對盟友巴基斯坦的影響。雖然中共一向極力避免與G77國家立場不同，但這次恐怕無法如願。由此可知，本次秘書長的選任情況十分複雜。
中共與美國在聯合國的立場極為不同，美國積極號召各國並肩作戰，中共則拒絕任何損害其國家利益的提案。美國鼓吹道德主義，中共則支持重商主義，二者都敢於公開批評聯合國的共識決議。
雖然二國立場有著一百八十度的不同，然而中共在處理二國關係的手法上十分微妙。例如中共與俄羅斯對某些涉及國家主權的議題持有相同立場，然而二國所採取的策略有所不同，俄羅斯傾向重擊美國，希望不破壞與美國關係的中共，則尋求與美國的共同論點。因此中共有可能在俄羅斯公開威脅否決聯合國授權出兵伊拉克的提案之同時，極盡克制地表達反對立場。
在最近的伊朗核子計畫案中，俄羅斯與中共都反對安理會譴責伊朗，但中共儘可能以美國能接受的方式表達立場，俄羅斯用了45分鐘說明協商的立意，王光亞只在最後輕描淡寫地說協商很好。
如果中共持續在聯合國阻撓西方國家的提案，事情將更為棘手，並且迫使各國放棄聯合國，另尋其他機制解決問題。近幾年已有部份國家為避免繼續發生像蘇丹達弗的群體滅絕案件，倡議成立新的機構，而且不接受具破壞力的國家中共及俄羅斯的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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