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26日訊】2006年9月9日是毛澤東去世30週年之日，不斷有朋友問我，對此有何感想，這使我憶往事，思來者。
彭真每每讀憲法
1985年間，我多次參加彭真委員長主持的全國人大常委會等會議，與他多有接觸。每次開會之前，我熟識的那位大姐（會議秘書處長）都要向彭真遞上《憲法》單行本。彭真在每一次講話的開場白都要鄭重其事的翻開《憲法》，抑揚頓挫地宣讀第57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那鏗鏘的聲音，試圖給與會者以法律至高無上的信念和信心，然後才開始他的各種切中時弊的宏論。
每次開會，彭真總是不厭其煩地重複這個單調的動作，猶如十年文革期間，人們習慣在開會時先翻開《毛主席語錄》讀一段，然後再談其他。當時我想，這部《憲法》是在彭真主持下並傾注大量心血，為時兩年完成的。他還參加了1954年《憲法》的制定，他對《憲法》瞭如指掌，似無必要每每如此虔誠地照本宣科。
直至1989年「6．4」以後，我國的民主與法治大蕭條，使我想起當初從未見過彭真委員長宣讀《憲法》中關於加強中共黨的領導的條文。我省悟到，他言必談憲法的身體力行，向人們強化憲法意識，用心良苦，意味深長。1994年初，我被警察騙入牢房，當厚重的鐵門在我身後砰然鎖住時，耳邊猛然響起「一切國家機關……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的一聲驚雷。
儘管彭真從未擔任過中共政治局常委，也就從未進入中共領導人的前10名。但是，彭真在十年的兩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我國憲法規定的最高崗位上，每每高亢法治的至高無上，這才是他的最為精彩之舉，他是真正的憲法大師。
彭真在上世紀80年代初曾說：「解放前，我在國民黨監獄坐了六年牢；解放後，我在自己人的監獄裡坐了九年半牢。這是我們黨不重視法治的報應啊！」真是痛定思痛的彷徨與吶喊。
1966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彭真深陷囹圄之中，深入思考我國的民主與法治建設。毛澤東去世後，百廢待興，77歲的彭真復出，夜以繼日地致力於立法，三個多月就主持制定了1949年以來的第一部《刑法》、《刑事訴訟法》等七部重要法律。1980年，他擔任憲法修改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主持憲法修改工作。他領導制定了一系列關於國家機構、民事、刑事、訴訟程序、經濟、涉外等方面的基本的重要法律，為我國的法治建設奠定了基礎。
其中，1985年1月3日，彭真和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成員，聽取國務院的經濟立法工作匯報，探討如何加快經濟立法，能否授權國務院在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方面，可以先行制定條例，這個重大的決策問題。會議在人民大會堂安徽廳從下午一直討論到傍晚，當時84歲的彭真臨時請大家在會場裡共進工作餐後，繼續討論至深夜，其中還有87歲的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張友漁先生。我散會出來時，天上飄著雪花，氣溫已降至零下十餘度。1月23日，彭真在人民大會堂圓廳召集地方人大負責人座談經濟立法，我散會出來，天已漆黑了。1981年，他曾高燒39度仍堅持憲法的修改工作而病倒了。
在上世紀80年代，隨著我國法治建設的發展，人們在理論和實踐中提出了究竟是「黨大」還是「法大」的社會大討論，猶如「先有雞」還是「先有蛋」那樣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彭真指出：「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和法律，黨也領導人民遵守、執行憲法和法律，黨自己也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即為，黨的領導是原則性的，黨自己必須守法是具體的，而司法就是具體的，其結論當然就是「法大」了呀！
早在1954年9月，彭真在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擔任副委員長，他發言指出：人人在法律上平等，法律應當是也必須是全體人民、全體國家工作人員和國家機關實際行動的指針，不允許有任何超越於法律之外的特權分子。1982年，他在關於憲法修改草案的報告中再次強調，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這是保證民主和法治實施的基本原則。
1988年3月，彭真離任。1989年5月26日，在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黨外副委員長座談會上，彭真對「6．4」風波的表態，除了與中共中央保持一致，又強調指出：這次學生遊行的動機是好的、純潔的、善良的、建設性的，目的是為了克服黨和政府工作中的缺點和失誤，把國家的事情、社會主義事業辦得更好，這同我們的要求是一致的。他們所採取的手段、方式不大妥當。這不怪孩子們。……我們有憲法和法律，必須以事實為根據，以憲法和法律為準繩來統一思想。１
彭真在晚年多次指出，《憲法》規定：「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不管是誰，不論黨內、黨外，不論領導幹部還是老百姓，都必須遵守憲法。黨員服從憲法和法律，就是服從黨的領導，就是服從全國人民的根本利益。２
倡法治而羈法網
在毛澤東的忌日，回首往事。1919年4月，我的爺爺俞頌華（上海《學燈》雜誌主編），轉載毛澤東在《湘江評論》上發表的《民眾的大聯合》一文；1920年，俞頌華（27歲，北京《晨報》記者），與瞿秋白（21歲，翻譯）去蘇聯採訪列寧莫洛托夫、季諾維也夫等領導人；1937年4月，俞頌華（上海《申報》總編）赴延安採訪毛澤東、周恩來、朱德，與其徹夜長談。1957年，31歲的父親在反右運動中死於非命，我四歲；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我13歲；1969 年，我17歲下鄉務農八年。在毛澤東去世的次年，我回到北京當工人，1979年加入中共，讀夜大學法律專業，又就讀於北京大學法律學系的首屆經濟法專業，之後從事經濟立法工作。
1994年，在我從業立法十年之際，因支持中共上海《文匯報》宣傳中共十四大和法治建設取得成效卻反被其陷害，我被抄家挨打，各方司法人員連續非法作案，我被以莫須有的「洩密罪」判刑三年，後來又說是認罪可以減刑一年，被我拒絕。
回首在無法無天的1966年，彭真的脖子上懸掛著沉重的黑牌子，被萬人揪鬥。28年過去了，我國的法治建設已初具規模，但卻在有法可依的1994年，我倡法治而羈法網，人治的荒誕鬧劇仍在重演。1997年1 月，我刑滿釋放；三個月後，95歲的彭真走完了開創我國法治建設而殫精竭慮的後半生，他的精神一直激勵著我發憤之所為作。
新世紀以來，隨著法治建設的大發展，我國號稱已成為法治國家了。但如今，我已53歲，冤案13年來，求告無門，妻離子散，傾家蕩產，母親積鬱而成肺癌去世。我作為刑滿釋放犯則無處就業，成了無業、無收入、無保障的三無人員，就連國家對城鎮特困居民實行救濟的每月最低生活保障費（1997年為 200元，現為300元）也被警方剝奪了；我每年因交不起數千元的住房物業費和冬季供暖費，年底時要與屢屢上門逼債的管理人員抗爭一番，2006年元旦期間為此還動了武，在推推搡搡中我的手指被劃破而流出了血，才把兩位青年力壯的工人喝退，我為拖欠款使他們無法交差而致歉意。
回首毛澤東時代，雖有疾風暴雨的政治運動，然其高峰期一過，社會相對寬鬆，人們低收入而高就業，生活比較安定而有保障，人際關係簡單，社會較穩定與公平。反右運動過後，右派份子大都還有公職和工資。「文革」風頭過後，我在農村，到生產大隊部（即為村委會）的合作醫療站看病只需掛號費五分錢，到鎮上的人民公社（即為鄉政府）的醫院只需一角錢，如今我已看不起病也就不看病了。當年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是在毛澤東的倡導下，在全國農村普遍建立的農民互助制度，我所在的村有二千餘人，每人每年交一元作為統籌基金，由大隊部管理，在合作醫療站的專職赤腳醫生（中專水平）看病，全村的醫療費用如果超支則由大隊部全部承擔，廣大農民的生老病死有保障。
隨著1992年中共十四大以後市場經濟的大發展，各地政府不斷大規模圈地來招商引資，進而又演化成官商聯手尋租漁利，侵害了廣大失地農民的根本利益。一些地區的農民依法維權上訪近十年來，被打被抓，勞改勞教，但卻前仆後繼，持之以恆。新世紀以來，一些上萬失地農民的維權帶頭人慕名找我，他們的不屈不撓使我深為感動，我責無旁貸，奮力幫助幾起共涉及十餘萬失地農民利益的老大難案，取得一點進展。彭真播下的憲政民主法治的種子，在我心中開花結果。
溫故而知新
往事不堪回首，痛感「文革」冤獄不僅是歷史，今日仍時有發生，只是表現的形式不同而已。這是長期以來「左」的人治習慣勢力使然，這一黑色幽靈不可能隨著「文革」的結束而消失殆盡，其歷史慣性十分巨大。過去是無法可依，現在是有法不依，世風日下，社會矛盾日趨嚴重。
中華民族經歷了5,000年的封建宗法制度和1949年以來的歷次政治運動，人治已根深蒂固，傳統習慣勢力積重難返。我國開始向法治社會轉型才20多年，只是歷史的瞬間，要改變人治的傳統觀念和司法習慣，建設憲政民主法治的國家，有賴於政治體制改革和社會文明進步，需要幾代人前仆後繼努力奮鬥。從理論成果到實踐應用，從有法可依到違法必究，不可能一蹴而就，要經過漫長而艱苦的過程。為了國家的長治久安和人們的安居樂業，為了下一代人的幸福，我們這一代人更須加倍努力。
（於2006年9月9日，毛澤東去世30週年）
註釋：
１彭真，用憲法和法律統一思想，1989-05??-26，《彭真文選》
２彭真，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1989-?06-21，《彭真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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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的社會不公已更為嚴重（續篇）
我的《彭真委員長像讀〈毛主席語錄〉那樣讀〈憲法〉的啟示》一文完成後，幾位朋友對此提出意見，來信如下。
法治建設被異化
無論是在封建王朝還是民國時期，當時社會的法治觀念都要比現在的強，尤其是十幾年來，各地方政府大都演變成經商的政府，進而又官商勾結，利用行政權力掠奪民眾財富，引發各種官民衝突。人們起來依法維權，當地法院卻又成了政府違法行政的屏障，民怨沸騰。我們所在的北京，官商勾結大肆圈地，天天發生向百姓奪房奪地奪利的惡性事件，受害的弱勢群體卻上告無門，這已不僅僅是《彭真……讀憲法》一文中結論的「人治習慣」問題了。
從1949年以來，缺的不是法治建設，而是執法的機制。近年來，不斷發布各種法律法規，不斷興建各種豪華的公檢法大樓，都是浪費人力物力財力，不如直接宣佈我國為原始森林，有權力的人是老虎獅子，而梅花鹿和小兔要麼知趣不要進來，或者就準備好每天不停地奔逃，直至被吃或者累死。（一位朋友的意見）
1949年，共產黨廢除了國民黨的《六法全書》，把過去的一切統統推倒，重新開始，正如李慎之在參加開國大典時讚賞胡風的名言「時間開始了」來歌頌新社會，問題是廢除了舊法統卻未建新法統，長期處於無法可依的狀況。幾年以後，李慎之成了右派份子，胡風成了反革命分子而坐牢20多年，他們才開始反思社會的制度問題；30年以後的1979年，我國的政治經濟達到了崩潰的邊緣，才開始搞法治建設。20多年來，我國發展憲政民主法治建設，儘管還很不成熟，很不理想，甚至發生進一步卻又退兩步，今不如昔，甚至不如毛澤東時代的各種異化現象。如今，我國的各種法律法規已很完善，幾乎應有盡有，警察、法官、檢察官、律師隊伍迅速發展，達百萬人之眾。人們依法維權打官司，請律師要錢，到法院起訴要錢，給了公家還要給私家，給少了不行，給多了也未必能贏官司，費盡周折卻常常損失更為慘重，反遭受更大的侵權，結果適得其反。法律往往成了人治的工具，成了權錢交易的利器，致使弱勢群體的利益更加難以保障。但是，憲政民主法治建設在我國是前無古人的事業，已成為歷史潮流。（俞梅蓀答）
法治由來與綜合治理
法治固然是我國社會發展的必然，但不是唯一的。失道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失禮然後法。我國古代社會是多重的，不是單純的人治，也不是單純的法治，因而其治理也是多層面的，只是根據社會發展的需要而決定怎樣做罷了。
現代社會的學者，多是浮躁的漂浮於問題的表面，不去深入研究我國社會及其歷史，對我國的文化傳統一知半解或一無所知，只是急功近利地滿足當前社會的緊缺並隨意批判古人，拿外來的標籤一貼了事。這當然是可以理解的，我國社會發展的需要嘛。因為他們像晁蓋那樣想的是弟兄們暫時痛快地吃飽飯喝足酒（這固然不可缺少），而不是像宋江那樣想到弟兄們未來到底怎麼辦？老了怎麼辦？總不能停在此，一輩子做個盜賊吧，總得有個安穩的歸宿吧，儘管宋江並沒有找到更好的出路，但終究是去嚐試出路了。
智慧的考察應該儘可能地全面系統長遠，使萬事萬物是其所是、各得其所。否則，就應聲明自己是瞎子摸象，以管窺天，一偏之得，讓明眼人再眼是眼和鼻是鼻，各歸其位，復其本真。僅僅有法、遵法、循法是遠遠不夠的，只有跳出了所有法律的眼光來制定的法才是真法，因為他看到的是人，真實的人的「法」，那不過是人的生命運行的軌跡罷了，法律條文不過是其軌跡的表述而已。
《彭真……讀憲法》一文的立意和敘述都很好。但是，對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都要明察才行，那樣的法治才到位，否則司法執法不准確不公正，冤枉人則必有報應。當然，假借法律名義陷害人的也不少。螞蟻走過有腳聲，因果絲毫不爽，畢竟天下無冤獄。（另一位朋友的意見）
20年來，隨著我國法治建設的發展，是人治走向法治的轉型期，進入了新舊兩種體制、兩種機制的衝突、對峙和並存的膠著狀態。法治的優勢未能發揮出來，人治的弊端仍在起作用，此長彼消或此消彼長。1989年「6．4」以後，政治體制改革停滯不前，致使法治建設畸形發展，制標不治本，致使貧富差距日益加大，社會問題更為嚴重。如今，政治體制改革已成為國人的共識，社會發展的必然。（俞梅蓀答）
（於2006年9月19日）
——原載《議報》2006-09-18。0927又作修訂。(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