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5日訊】年關之際，國人沉浸在節日氣氛，有十博士者，呼籲抵制耶誕節，讀書人會說話，不言抵制，只說“慎對”耶誕節。但儘管如此，我認為還是煞了風景。其實，過節就是不慎重，節日的本意就是把平常不能放鬆的放鬆一下，把平日不能瀟灑的瀟灑一回，社會學叫做臨時性打破禁忌，我說就是休息。如果這個不准，那個不對，那還過什麼節呢？不如叫整軍備戰。中國已經有太多的政治正確，思想正確，道德正確，文化正確，實在不需要增加一個“節日正確”，至於“八榮八恥”的八百種虛情假意，既然要過節，我看都可以放一放。
但轉而一想，我又十分同情這些讀書人，認同他們所面臨的壓力。一是共產黨強迫閉嘴的壓力，中宣部強迫吃屎的壓力。有鑒於此，如果他們對基督教與耶誕節還可以“慎重對待”的話，那麼，他們對共產黨與中宣部就不能不“小心伺候”，甚至“低聲下氣”了。二是“西風”的壓力。毛主席說：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現在明顯是“西方強勁有顏面”，而“東風無力百花殘”，斯文掃地，也就是國學斯文，大師掃地，如果不掃地，就要去做人販子的勾當，或等而下之，做抬轎子吹喇叭的營生。三是商品大潮的壓力，小生們實在頂不住啊，一旦富貴，難免不淫，一旦貧賤，不能不移。孟老夫子還說“威武不屈”，但中國的現實是，有權者“威”，有錢者“武”，有知有識者，只好“屈”了，中國就是這個爛體制。
不過，上述這三個壓力僅僅是現實的壓力，還不是歷史的壓力，僅僅是空間的壓力，還不是時間的壓力。現實空間的擠壓只能讓人矮半個頭，是個多與少的問題，但歷史時間的擠壓卻可以讓人化為虛有，是個有與無的問題。因此，中國讀書人之所以過節鬧心情沉重，緊張不團結，嚴肅不活潑，我看還要找第四個壓力，這就是來自老祖宗的壓力。換句話說，假如我們中國是一個非洲國家，既沒有孔孟老莊，也沒有先秦諸子，那麼過節的事情就簡單多了，得空點上一堆火，大家拿著樹枝跳一跳，上對得起祖宗了，下對得起子孫，中間自己也快樂，管它聖誕不聖誕？但是，顯而易見，中國的讀書人沒有這個福氣，因為兩千多年前，老祖宗把標準訂下了，據說不低，但今天抱在懷裏的卻是個文化爛冬瓜，除了假大空騙，就是子虛烏有，上無顏對祖宗，下沒臉向子孫，非無地自容也，乃無可容也。
黃梅戲的唱詞：“樹上的鳥兒成雙對，夫妻雙雙把家回”，我認為可以作為當代中國知識份子的文化使命的最低綱領，至於最高綱領，隨便你怎麼吹牛，我們無所謂。但作為初級階段，樹上的鳥兒先要能唱，先要會叫，假如樹上的鳥兒都不叫，鴉鵲無聲的，到哪里去“成雙對”呢？十博士發出了聲音，這是第一個可以肯定的地方。其次，樹上的鳥兒向誰叫，向誰唱，也很重要。如果向手持彈弓的打鳥人叫，向等鳥肉下酒的捉鳥人唱，還不如不叫不唱。我基本上覺得，十博士是向國人呼籲，並沒有唱支山歌給黨聽，或給等著下酒的胡錦濤聽，這是第二個可肯定的地方。再者，十博士表示出對中國文化的關懷，有一份愛心，這是第三個可以肯定的地方。否則怎能做到“樹上的鳥兒成雙對”呢？
但是儘管如此，十博士離“夫妻雙雙把家回”的目標，仍然很遠。所以三個肯定之後，我還有三個保留。首先，中國的文化家園被沙漠化了，樹上的鳥兒無家可歸，敗家者不是外鬼，而是家賊，首先是共產黨的一黨專制，跟聖誕老公公扯不上關係。因之，與其“慎對”耶誕節，不如“慎對”中宣部，與其警惕基督教，不如小心共產黨。十博士搞錯了物件，這是我的第一個保留。其次，中國的“集體無意識”，歸根到底，是個體無意識，如果中國人的個體意識都很強，獨立思考，自由表達，而非強迫人云亦云，黨雲亦雲，胡雲亦雲，誰能剝奪他們的集體有意識呢？因之，十博士搞錯了因果關係，這是我的第二個保留。
最後，在一個動物園前可以爭取狗權、天安門前不能爭取人權的國度，在爭取“狗權”比爭取“人權”更容易、更合法、更安全的國度，能有什麼“文化的主體性”呢？我看充其量只能確立“狗文化的主體性”或“奴才文化的主體性”，我想這不是十博士的初衷。有鑒於此，次序是重要的，首先爭取把人當人，先建立中國的“人的主體性”，以《聯合國憲章》的最低標準計，一要有飯能吃，二要有話能說，然後我們再談“文化的主體性”，自然順理成章。話不能說，何談文化？一國的奴才，哪來的主體？十博士好像亂了次序，這是我的第三個保留。
──轉自《自由亞洲電臺》(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