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8日訊】【新世紀特稿2007年10月17日】中共領導人在十七大代表們面前很不客氣，把總書記的報告捧上了天，不給這些“審議”報告的代表們一點兒面子。
總結過去的工作，部署新的工作，這個報告全都包了。美其名曰是十七大“提出各項大政方針和決策部署”，其實是十六屆中央政治局一手包辦。那麼，兩千多代表們來幹什麼呢？賈慶林對參加十七大的北京代表團說，“要認真學習好、貫徹好”胡錦濤代表十六屆中央委員會所作的報告。十七大剛剛開始，但是十六屆中央的報告做完了，所謂“十七大會議精神”也就可以供人們學習了。所謂代表們“審議”，根本就是表面文章，能提出一些枝枝節節的“修改意見”就算是很敬業了，根本不用指望他們能提出什麼獨到的政治見解。他們的真正工作是學習與貫徹“中央精神”，只不過，“中央精神”在這裏包裝了一下，成了“十七大精神”。
這當然不奇怪。“全黨服從中央”，代表大會也服從中央，有這樣的實際規則，就有這樣的景象。
黨內民主之所以必要，是因為黨內存在著不同的聲音，亦即不同的理論觀念、政治見解以及政策主張，同時，黨內職務，存在各有支持者的不同人選。有不同聲音，就要有交鋒，有討論，有不同人選，就要有選舉──選舉一般都是差額選舉，很特別的情況下才有等額選舉，中共的本事就在於把很特別的情況弄成很常規的情況。
現在，中國共產黨看來是不需要黨內民主，因為其黨內看來不存在不同聲音，首腦做了報告，大家齊聲贊同、一致擁護，而黨內職務的不同人選，也可以由首腦們選定，選舉之類，只是履行批准的手續而已，沒有什麼真正的意義。
不過，毛澤東選定的黨的繼任首腦，很快就被其對手擊敗，現在是坐在十七大主席團的最後一排，在政治上沒有什麼力量了，而毛澤東真正信任的理論上政治上可靠的接班人，則在他逝世後不到一個月就被對手打倒。鄧小平選定的人，則相繼成為黨的首腦，而且，他的做法看來會遺傳下來，在中共運作中繼續發生影響，目前的表現是江澤民不放棄為胡錦濤挑選繼任者的權力。
何以如此呢？
從共產黨的傳統看，“偉大領袖”逝世之後，一般會轉向集體領導，但其間有一個過渡，而倘若再出現一個鐵腕人物，則集體領導的階段還要推遲。列寧死後，群雄俱在，殘酷的鬥爭持續多年，史達林掌握了絕對權力，到史達林死後，才真的出現集體領導的契機。這種集體領導的狀態，有一個核心人物，其同僚對其有制約力量，甚至可以將其趕下臺，實際情況是，倒馬林科夫、倒赫魯雪夫都成功了，倒戈巴契夫則未能成功。
在中國，毛澤東死後，四人幫被打倒，華國鋒不久也被迫辭職，鄧小平掌握了權力。鄧小平的獨裁不如史達林，對於引導共產黨走向民主有所考慮，但在現實壓力下十分猶豫，即使與赫魯雪夫相比也遜色許多，當然更遠不及戈巴契夫──八九運動中的人們看得很清楚，85歲高齡的中國老人難以同58歲的蘇聯後輩相比。於是，在鄧小平死後，集體領導的意味才逐漸地多了一些，其中，江某時期有曾某運籌帷幄，不大明顯，胡某表現得平庸、呆板，與曾某之間又比江曾之間遜色，則看來為集體領導留出了更多的空間。
戈巴契夫年富力強，理論上有“新思維”，政治上敢於開放，他掌握權力，給蘇聯和蘇共帶來了希望。但蘇聯已近70高齡，其改革在保守派制約下很難有更多的突破──放棄蘇共政治壟斷地位看來已是其極限，於是，改革只能由其他更為激進的政治力量來推進。中國共產黨的保守派與官僚對戈巴契夫懷著深深的恐懼，不是偶然的。
中國共產黨黨內的保守力量十分強大，根深蒂固，其典型表現是，它全力防範戈巴契夫式人物在黨內出現或活躍起來，同時，也全力防範不同的聲音，即使成為總書記的趙紫陽，也不能不為此付出政治代價。
這樣，儘管中共不可避免地一步步走向集體領導，但是，在市場經濟發展的浪潮面前，其聰明才智多轉向經濟上攫取利益與財富，政治上則明哲保身，於是黨內的腐敗之風、平庸之氣更為迅速地發展，有雄才大略、能夠引導該黨發展民主政治之人，很難脫穎而出。
看看當今中國社會及中共黨內在思想觀念上的分野與對立，再看看中共十七大塑造的“和諧”氣氛，令人十分感慨。不知怎麼，就想起日本電影《追捕》中那精神病院的情景，想起在醫院樓頂上那醫生命令杜丘的話。那是一句人們很熟悉的話。
轉自《新世紀》(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