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立:三十而立,初衷不改

——祝賀「爭鳴」雜誌創刊三十週年

(紐約)李大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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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1月12日訊】如果說有一個朋友,在他剛出生不久,你就通過父母認識了他,並且一直保持了二十多年的交情,今天他已三十而立了,你也從一個中青年步入耳順之年,在他三十歲生日的時候,你會怎樣祝賀他?自己又會有甚麼感想呢?那就是我這篇短文想要寫的,這個朋友就是海內外華人社區無人不知的政論雜誌「爭鳴」。

說起怎樣認識「爭鳴」,就勾起了很多遙遠的回憶。大概是一九七八年秋冬,那時正是中國大陸最黑暗的毛澤東時代剛剛結束不久,他親手策動的文化大革命一場浩劫滿目瘡痍,鄧小平復出「撥亂反正」之初。封閉了三十年的共產鐵幕開始有了一絲鬆動,從外面的世界透進來了一線自由的陽光,我父母在香港和海外眾多隔絕了幾十年的親友開始敢於跨過羅湖橋來廣州探望我們了。那時候我還在貴州工作,正在等待調往昆明的調令,於是探親期間索性在廣州多住一些日子,幻想著拿到了調令就直接去新單位報到,就在這段時間裏,我第一次看見了「爭鳴」,認識了這個尚在襁褓之中的朋友。

我之所以能夠在這本政論雜誌剛問世不久,又在遠離他的出生地,特別是在專制統治下的中國大陸認識他,全拜父母所賜,特別要感謝父母的親友們冒險犯難帶來。解放前,我父親在香港廣州兩地工作,母親香港出生,三十年代畢業於聖保羅女子書院,一九五O年帶著外婆和我們幼小的兄妹,隨中共接收大員身份的舅父從香港回廣州「參加祖國建設」,從此開始了我們一家飽經風雨摧殘的命運。父親屬於留用的舊職員,反右前已經被撤職,五八年大躍進年代父母雙雙被下放勞動,丟下年逾六旬的外婆和我們五個年幼的小孩;六八年「清理階級隊伍」更是雙雙被監禁審查,再次丟下了老少婆孫兩代。父母兩人捱不住殘酷的批鬥,都想到了自殺了斷,幸而有我們五個孝順子女和一個溫暖家庭的信念支撐他們,才讓他們逃過了這一劫。劫後餘生,他們一定很想知道為甚麼會發生這麼多的人間悲劇?一定很想知道他們年青時代生活過的香港現在變得怎樣了?

父母親在香港和海外的許多親戚朋友一直關懷和注視著我們,我的姑母甚至在六十年代初「三年困難時期」都不辭勞苦地以六十高齡揹一鋁鍋紅燒肉回來解救我們的饑荒;文化大革命大亂時期,到處剪喇叭褲剃陰陽頭,香港人都不敢回來,我姑母仍然不離不棄地回來探望我們。鄧小平上台搞改革開放,允許海外華僑帶電器回來了,親友們給我們帶來了電視機、電冰箱和洗衣機,還有我們小孩子學習用的計算機,周圍的鄰居都很羨慕我們。這時候,我卻聽見母親對他們說,你們不要破費帶這些昂貴的東西回來,我們在大陸生活苦慣了,用不用這些東西都無所謂,你們一定要送東西給我們,不如就帶些書籍和幾本「爭鳴」雜誌回來就好了。母親還說,你們不要特別花錢去買新的,如果有別人看過的書和過期雜誌,帶回來也好。

親友們都知道母親喜歡看書,加上那時候,鄧小平剛復出,利用北京民主牆的民意打倒華國鋒凡是派,「爭鳴」等雜誌支持改革開放,有一段時間放鬆了進口。我記得當時中共內部發行的「參考消息」轉載了「爭鳴」雜誌上一篇印尼歸國華僑寫的文章,題目叫「我為甚麼要離開中國?」在國內引起巨大的反響。同時,香港所謂左派書店的某些書也容許帶進來了,從此,只要有親戚來往,總會給我父母帶來一些香港出版的書籍,如:「偉大的道路」、「西行漫記」、「延安十日」、「紅星照耀下的中國」等以及新舊「爭鳴」、「七十年代」等雜誌,我就如飢如渴一字不漏地從頭看到尾。我記得看了一本「周恩來傳」才知道了原來周恩來曾經是毛澤東的上司,並且撤過毛澤東的職,在那個人崇拜登峰造極的時代,著實令我吃驚不小。「爭鳴」雜誌不但報導了很多被大陸封鎖的消息,還深刻分析大陸社會種種弊病產生的原因,令人折服。父母親總是叮囑我們,不准借給任何人,也不要對外人亂說,免得惹來無妄之災。我們兄妹幾人歷經家庭磨難,也很懂事,「爭鳴」雜誌裏面講的道理我們都明白,也很有同感,祇是為免給父母以及自己惹麻煩,憋在心裏不敢隨便對別人說。

不久後,我在大山溝裏呆了十幾年後,調到昆明和太太及三歲的孩子團聚。那時候,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給一潭死水的大陸社會帶來了一些活力,然而,共產黨三十多年來殘酷整肅知識份子,把整個知識階層的脊樑骨都打斷了,令到他們對政治談虎色變。我所處的建築設計院正是共產黨所說的「知識份子成堆」的地方,共產黨對整整一代知識份子改造的結果,就是造成了一個畸形的社會和一種畸形的人際關係,他們技術上各自為政,文人相輕;政治上互相防備,口是心非。後來,我手上不時有些從廣州帶來的「爭鳴」雜誌,只是自己偷偷看了,不能與別人分享,覺得太可惜,於是慢慢地就大著膽子偷偷地借給幾個要好的同學和朋友看,交接的時候像地下黨接頭,用報紙將「爭鳴」捲得嚴嚴實實,還再三叮囑不得外傳,限時限刻要交還。可是,沒有不透風的牆,可能被洩露出去了,有幾個規劃局的廣東老鄉也來問我要。有一天,設計院院長祕書,相當於其他單位的辦公室主任,神神祕祕地對我說,聽說你有幾本香港雜誌,能否借我看一下?我嚇了一跳,因為他是「摘帽右派」,而且就在院長身邊,一旦被人發覺,對我對他都非常危險,萬一他檢舉揭發我,後果更難想像。於是我別無選擇地一口否認,還對他解釋說,我家裏只是帶些衣物食品和幾本書給我,沒有香港雜誌,可能別人傳錯了。後來我借給他一本讚揚朱德的「偉大的道路」,既滿足了他的好奇心,也掩蓋了我的罪行,這事才算不了了之,但已足以讓我虛驚一場了。

我經歷過長期的夫妻分居生活,調動到昆明夫妻團聚了兩三年,太太又被趕回她原來從上海來雲南下鄉插隊,然後被招工的單位一個軍用發電廠,遠在幾百公里外的楚雄,我們認識的時候,她正在昆明長期培訓。幾年前,一直是她來火車站接我,現在變成我到火車站去送她,那時我心裏一方面怎麼也不明白,為甚麼共產黨總是要拆散家庭?另一方面,對共產黨總是不把人當人看憤怒不已,偷偷地下決心,有朝一日離開這個黑暗的國家,一定要像「爭鳴」雜誌上看到的文章一樣,把自己和親友的遭遇寫出來,告訴世人,控訴社會。

一九八六年母親帶領我們「出中國」後,才徹底擺脫這種思想被禁錮、言論不自由的社會羈絆,可以自由地閱讀和談論「爭鳴」雜誌了。自己和家庭以及周圍的親友同學在中國大陸的經歷,給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記憶,到香港後,又親身體驗了兩種不同制度的社會,更覺得有責任說出自己心裏的話,於是很自然地就開始從一個讀者變成一個作者,而且一發不可收拾,二十年來,在「爭鳴」雜誌上用各種筆名發表的文章有數十篇之多。說起來還挺有趣,那時候剛剛從一個恐怖的專政社會來到了自由天地,既渴望說出自己積鬱心中多年的話,又害怕共產黨無所不在的黑手,於是就不斷地變換筆名。我記得寫諷刺性的政論文,用過調侃式的「牛克思」、寫大陸房地產市場腐敗的,用過「項理言」(項目經理之言)等等,換得多了,甚至一時想不出好的筆名來,就拿比較欣賞的別人的名字改一兩個同音字。到美國後,當地的習慣把姓氏放在最後,就順手用別人按拼音錯譯出來自己的名字「郭偉榮」。一次偶然的機會,想起小時候很欣賞表哥李大立的名字,既簡單又有意義,心血來潮,就瞞著他拿來做筆名,不料正好那幾篇文章被海外報章雜誌和網站看上了,為我建立了個人專欄,騎虎難下,只有將錯再錯用下去,從這樣一個使用筆名的經過,也可以看出自己的心路歷程。說來可笑,八十年代和「爭鳴」雜誌社聯絡,也從不敢上他們寫字樓,也不敢留下地址,總是約在外面見面收取稿費,生怕共產黨在那棟大廈安裝了攝影機。可見,共產黨的恐怖統治給幾代人帶來的心理恐懼是多麼史無前例,即使是離開了中國大陸到了自由香港,還心有餘悸。

九十年代中期我移居美國後,離開「爭鳴」遠了,看到他的機會少了,又忙於自己的餐館生意,經常累得透不過氣。但我仍然關心他,就像關心一個多年的老朋友,每次去唐人街,都要買一兩本回來大家看,我還經常抽空給他寫稿。剛開始那幾年,我還沒有學會用電腦打中文,就沿用老辦法,稿紙、原子筆、塗改液和剪刀膠水並用,塗塗改改,剪剪貼貼,「爭鳴」雜誌的編輯也不嫌棄,幾乎全都採用了,還把稿費用美金寄來,令我感到非常親切,覺得他同樣也沒有忘記我這個老朋友。無論在美國還是在香港,每當有文章在「爭鳴」上發表過,很快就會收到贈刊和支票,收據上貼著目錄上剪下來的文章題目和作者姓名,他們這樣做就不會漏掉任何作者,從這樣的小事情身上,可以看到「爭鳴」編輯部辦事的嚴謹。我記得看過一篇劉曉波先生寫的文章,說他因為六四事件入獄幾年出來後,還收到了「爭鳴」雜誌寄來的一大筆稿費,因為在他入獄期間採用和轉載他的文章,令他感動不已。從這件事身上,又可看到「爭鳴」雜誌的人情味和對民主事業無私的奉獻。

〇二年十一月,在紐約法拉盛喜來登酒店,「爭鳴」雜誌創刊二十五週年紀念會上,見到了久仰大名的溫輝先生,我告訴他,我也來自香港,是「爭鳴」的長期讀者和作者。那時距離我第一次見到這本雜誌已經過了四分之一世紀了,世事變化很大,可是「爭鳴」雜誌初衷不改,我對他的愛護之情也不改。他叫我繼續關心和支持爭鳴,我也感到這是自己的一份責任;我請溫先生多保重身體,為中國民主事業作出更多的貢獻。

前幾年,因為身體出了問題,回香港休養。突然之間面對生死抉擇,思想大變,我已經不再害怕共產黨的黑手了,因為我覺得人要活得有意義,就要為國家民族做些事情。我除了繼續閱讀「爭鳴」和為他寫稿之外,還不辭拙劣,寫下了一本平民回憶錄「中國——一個普通家庭的故事」,將「解放後」三十多年我自己、我的父母兄妹以及周圍的同學親友種種遭遇告訴世人,讓大家永遠也不要忘記這段歷史,不要讓悲劇重演,我完成了想做的事情,今生無悔。

「爭鳴」以反對獨裁專制,建立民主自由為己任,宣稱中國大陸實現民主憲政的那一天,就是「爭鳴」雜誌結束歷史使命的一天。我當然希望這一天早日到來,但是我不希望「爭鳴」自動消失,因為即使是在民主社會裏,也需要輿論監督,也需要為民喉舌。今天的「爭鳴」雜誌就是六十年前的「觀察」雜誌,同樣會在中華民族爭取民主自由的歷史上留下自己光輝的一頁,你們並不孤單,海內外的民主鬥士和千千萬萬嚮往民主自由的中國人與你們同行。@

(6/9/07寫於紐約) (刊於「爭鳴雜誌創刊三十週年特刊」,刊出時略有刪節,此處是全文) (www.davidyung.blogspot.com)(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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