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立:三十而立,初衷不改

——祝贺“争鸣”杂志创刊三十周年

(纽约)李大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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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1月12日讯】如果说有一个朋友,在他刚出生不久,你就通过父母认识了他,并且一直保持了二十多年的交情,今天他已三十而立了,你也从一个中青年步入耳顺之年,在他三十岁生日的时候,你会怎样祝贺他?自己又会有什么感想呢?那就是我这篇短文想要写的,这个朋友就是海内外华人社区无人不知的政论杂志“争鸣”。

说起怎样认识“争鸣”,就勾起了很多遥远的回忆。大概是一九七八年秋冬,那时正是中国大陆最黑暗的毛泽东时代刚刚结束不久,他亲手策动的文化大革命一场浩劫满目疮痍,邓小平复出“拨乱反正”之初。封闭了三十年的共产铁幕开始有了一丝松动,从外面的世界透进来了一线自由的阳光,我父母在香港和海外众多隔绝了几十年的亲友开始敢于跨过罗湖桥来广州探望我们了。那时候我还在贵州工作,正在等待调往昆明的调令,于是探亲期间索性在广州多住一些日子,幻想着拿到了调令就直接去新单位报到,就在这段时间里,我第一次看见了“争鸣”,认识了这个尚在襁褓之中的朋友。

我之所以能够在这本政论杂志刚问世不久,又在远离他的出生地,特别是在专制统治下的中国大陆认识他,全拜父母所赐,特别要感谢父母的亲友们冒险犯难带来。解放前,我父亲在香港广州两地工作,母亲香港出生,三十年代毕业于圣保罗女子书院,一九五O年带着外婆和我们幼小的兄妹,随中共接收大员身份的舅父从香港回广州“参加祖国建设”,从此开始了我们一家饱经风雨摧残的命运。父亲属于留用的旧职员,反右前已经被撤职,五八年大跃进年代父母双双被下放劳动,丢下年逾六旬的外婆和我们五个年幼的小孩;六八年“清理阶级队伍”更是双双被监禁审查,再次丢下了老少婆孙两代。父母两人捱不住残酷的批斗,都想到了自杀了断,幸而有我们五个孝顺子女和一个温暖家庭的信念支撑他们,才让他们逃过了这一劫。劫后余生,他们一定很想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的人间悲剧?一定很想知道他们年青时代生活过的香港现在变得怎样了?

父母亲在香港和海外的许多亲戚朋友一直关怀和注视着我们,我的姑母甚至在六十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都不辞劳苦地以六十高龄背一铝锅红烧肉回来解救我们的饥荒;文化大革命大乱时期,到处剪喇叭裤剃阴阳头,香港人都不敢回来,我姑母仍然不离不弃地回来探望我们。邓小平上台搞改革开放,允许海外华侨带电器回来了,亲友们给我们带来了电视机、电冰箱和洗衣机,还有我们小孩子学习用的计算机,周围的邻居都很羡慕我们。这时候,我却听见母亲对他们说,你们不要破费带这些昂贵的东西回来,我们在大陆生活苦惯了,用不用这些东西都无所谓,你们一定要送东西给我们,不如就带些书籍和几本“争鸣”杂志回来就好了。母亲还说,你们不要特别花钱去买新的,如果有别人看过的书和过期杂志,带回来也好。

亲友们都知道母亲喜欢看书,加上那时候,邓小平刚复出,利用北京民主墙的民意打倒华国锋凡是派,“争鸣”等杂志支持改革开放,有一段时间放松了进口。我记得当时中共内部发行的“参考消息”转载了“争鸣”杂志上一篇印尼归国华侨写的文章,题目叫“我为什么要离开中国?”在国内引起巨大的反响。同时,香港所谓左派书店的某些书也容许带进来了,从此,只要有亲戚来往,总会给我父母带来一些香港出版的书籍,如:“伟大的道路”、“西行漫记”、“延安十日”、“红星照耀下的中国”等以及新旧“争鸣”、“七十年代”等杂志,我就如饥如渴一字不漏地从头看到尾。我记得看了一本“周恩来传”才知道了原来周恩来曾经是毛泽东的上司,并且撤过毛泽东的职,在那个人崇拜登峰造极的时代,着实令我吃惊不小。“争鸣”杂志不但报导了很多被大陆封锁的消息,还深刻分析大陆社会种种弊病产生的原因,令人折服。父母亲总是叮嘱我们,不准借给任何人,也不要对外人乱说,免得惹来无妄之灾。我们兄妹几人历经家庭磨难,也很懂事,“争鸣”杂志里面讲的道理我们都明白,也很有同感,祇是为免给父母以及自己惹麻烦,憋在心里不敢随便对别人说。

不久后,我在大山沟里呆了十几年后,调到昆明和太太及三岁的孩子团聚。那时候,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给一潭死水的大陆社会带来了一些活力,然而,共产党三十多年来残酷整肃知识份子,把整个知识阶层的脊梁骨都打断了,令到他们对政治谈虎色变。我所处的建筑设计院正是共产党所说的“知识份子成堆”的地方,共产党对整整一代知识份子改造的结果,就是造成了一个畸形的社会和一种畸形的人际关系,他们技术上各自为政,文人相轻;政治上互相防备,口是心非。后来,我手上不时有些从广州带来的“争鸣”杂志,只是自己偷偷看了,不能与别人分享,觉得太可惜,于是慢慢地就大着胆子偷偷地借给几个要好的同学和朋友看,交接的时候像地下党接头,用报纸将“争鸣”卷得严严实实,还再三叮嘱不得外传,限时限刻要交还。可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可能被泄露出去了,有几个规划局的广东老乡也来问我要。有一天,设计院院长秘书,相当于其他单位的办公室主任,神神秘秘地对我说,听说你有几本香港杂志,能否借我看一下?我吓了一跳,因为他是“摘帽右派”,而且就在院长身边,一旦被人发觉,对我对他都非常危险,万一他检举揭发我,后果更难想像。于是我别无选择地一口否认,还对他解释说,我家里只是带些衣物食品和几本书给我,没有香港杂志,可能别人传错了。后来我借给他一本赞扬朱德的“伟大的道路”,既满足了他的好奇心,也掩盖了我的罪行,这事才算不了了之,但已足以让我虚惊一场了。

我经历过长期的夫妻分居生活,调动到昆明夫妻团聚了两三年,太太又被赶回她原来从上海来云南下乡插队,然后被招工的单位一个军用发电厂,远在几百公里外的楚雄,我们认识的时候,她正在昆明长期培训。几年前,一直是她来火车站接我,现在变成我到火车站去送她,那时我心里一方面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共产党总是要拆散家庭?另一方面,对共产党总是不把人当人看愤怒不已,偷偷地下决心,有朝一日离开这个黑暗的国家,一定要像“争鸣”杂志上看到的文章一样,把自己和亲友的遭遇写出来,告诉世人,控诉社会。

一九八六年母亲带领我们“出中国”后,才彻底摆脱这种思想被禁锢、言论不自由的社会羁绊,可以自由地阅读和谈论“争鸣”杂志了。自己和家庭以及周围的亲友同学在中国大陆的经历,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到香港后,又亲身体验了两种不同制度的社会,更觉得有责任说出自己心里的话,于是很自然地就开始从一个读者变成一个作者,而且一发不可收拾,二十年来,在“争鸣”杂志上用各种笔名发表的文章有数十篇之多。说起来还挺有趣,那时候刚刚从一个恐怖的专政社会来到了自由天地,既渴望说出自己积郁心中多年的话,又害怕共产党无所不在的黑手,于是就不断地变换笔名。我记得写讽刺性的政论文,用过调侃式的“牛克思”、写大陆房地产市场腐败的,用过“项理言”(项目经理之言)等等,换得多了,甚至一时想不出好的笔名来,就拿比较欣赏的别人的名字改一两个同音字。到美国后,当地的习惯把姓氏放在最后,就顺手用别人按拼音错译出来自己的名字“郭伟荣”。一次偶然的机会,想起小时候很欣赏表哥李大立的名字,既简单又有意义,心血来潮,就瞒着他拿来做笔名,不料正好那几篇文章被海外报章杂志和网站看上了,为我建立了个人专栏,骑虎难下,只有将错再错用下去,从这样一个使用笔名的经过,也可以看出自己的心路历程。说来可笑,八十年代和“争鸣”杂志社联络,也从不敢上他们写字楼,也不敢留下地址,总是约在外面见面收取稿费,生怕共产党在那栋大厦安装了摄影机。可见,共产党的恐怖统治给几代人带来的心理恐惧是多么史无前例,即使是离开了中国大陆到了自由香港,还心有余悸。

九十年代中期我移居美国后,离开“争鸣”远了,看到他的机会少了,又忙于自己的餐馆生意,经常累得透不过气。但我仍然关心他,就像关心一个多年的老朋友,每次去唐人街,都要买一两本回来大家看,我还经常抽空给他写稿。刚开始那几年,我还没有学会用电脑打中文,就沿用老办法,稿纸、原子笔、涂改液和剪刀胶水并用,涂涂改改,剪剪贴贴,“争鸣”杂志的编辑也不嫌弃,几乎全都采用了,还把稿费用美金寄来,令我感到非常亲切,觉得他同样也没有忘记我这个老朋友。无论在美国还是在香港,每当有文章在“争鸣”上发表过,很快就会收到赠刊和支票,收据上贴着目录上剪下来的文章题目和作者姓名,他们这样做就不会漏掉任何作者,从这样的小事情身上,可以看到“争鸣”编辑部办事的严谨。我记得看过一篇刘晓波先生写的文章,说他因为六四事件入狱几年出来后,还收到了“争鸣”杂志寄来的一大笔稿费,因为在他入狱期间采用和转载他的文章,令他感动不已。从这件事身上,又可看到“争鸣”杂志的人情味和对民主事业无私的奉献。

〇二年十一月,在纽约法拉盛喜来登酒店,“争鸣”杂志创刊二十五周年纪念会上,见到了久仰大名的温辉先生,我告诉他,我也来自香港,是“争鸣”的长期读者和作者。那时距离我第一次见到这本杂志已经过了四分之一世纪了,世事变化很大,可是“争鸣”杂志初衷不改,我对他的爱护之情也不改。他叫我继续关心和支持争鸣,我也感到这是自己的一份责任;我请温先生多保重身体,为中国民主事业作出更多的贡献。

前几年,因为身体出了问题,回香港休养。突然之间面对生死抉择,思想大变,我已经不再害怕共产党的黑手了,因为我觉得人要活得有意义,就要为国家民族做些事情。我除了继续阅读“争鸣”和为他写稿之外,还不辞拙劣,写下了一本平民回忆录“中国——一个普通家庭的故事”,将“解放后”三十多年我自己、我的父母兄妹以及周围的同学亲友种种遭遇告诉世人,让大家永远也不要忘记这段历史,不要让悲剧重演,我完成了想做的事情,今生无悔。

“争鸣”以反对独裁专制,建立民主自由为己任,宣称中国大陆实现民主宪政的那一天,就是“争鸣”杂志结束历史使命的一天。我当然希望这一天早日到来,但是我不希望“争鸣”自动消失,因为即使是在民主社会里,也需要舆论监督,也需要为民喉舌。今天的“争鸣”杂志就是六十年前的“观察”杂志,同样会在中华民族争取民主自由的历史上留下自己光辉的一页,你们并不孤单,海内外的民主斗士和千千万万向往民主自由的中国人与你们同行。@

(6/9/07写于纽约) (刊于“争鸣杂志创刊三十周年特刊”,刊出时略有删节,此处是全文) (www.davidyung.blogspot.com)(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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