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9日訊】（大紀元記者唐英倫敦報導）安徽省政協常委汪兆鈞近日發表的公開信引發海內外各界的關注和響應。旅英作家馬建11月5日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表示，汪兆鈞最了不起的地方把政治協商這個概念從法律上來真正地提出來了，而且敢於為法輪功說話。他作為一名企業家的這一舉動令中國的知識分子應該感到汗顏。他的談話要點如下：
給政協正名
我認為，他作為一個安徽省的政協常委，他恢復了自己的身份：政治協商人。在歷史上，所有的政治協商代表們從來沒有與共產黨協商過，只能舉手。那麼他很了不起：我告訴你我的政治意見。我認為這是他最了不起的地方：把政治協商這個概念從法律上來真正地提出來了。而且是何其合理的、合法的。
敢於為法輪功說話
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作為在中國的一個公民敢於為法輪功說話，這是我完全想不到的。在這之前，已經有大批的維權律師被送進監獄的、取消營業執照的。共產黨所謂的殺雞給猴看，或者給個下馬威。這些方面中共已經做得足夠了。汪兆鈞可以說是體制內跳出一個人來，直接將法輪功的平反問題提出來，我非常驚訝。這麼驚訝的事很難看出後面會是一個甚麼結果。通常人們遇到的結果是一個月以後，中共就開始關網站、關公司……他作為省級政協常委這麼高的一個級別中共會怎麼對付他還不知道。
法輪功團體，無論是在海外還是在國內一直都是在背著一個非常沉重的包袱。在國內，老百姓的很多人相信了中共的說法。在中國的知識份子中，一提到法輪功，人們都不想談、許多人避而不談，因為覺得已經定了性了。法輪功基本上是一個不能深入討論的話題。汪兆鈞能夠這麼公開地提出這個問題，是非常了不起的。他基本上認識到了共產黨在中國的合法性問題，它迫害法輪功，完全是一個黑社會性質的。
中國知識份子汗顏
在中國這樣的一個社會裡，知識份子還是社會代言人的角色。就是說，普通百姓還是沒有權力、沒有機會或文筆等去寫文章、去說話、去呼籲。作家、 知識份子、學者、記者這些靠筆為生的人卻沒有站出來說話，而一個商業家或者說是企業家把他要說的話說了出來了。這是讓我非常汗顏的。
中國的變化取決於內部
最近獨立作家筆會的很多成員被禁止入境，說明共產黨其實對於知識份子的互相交流還是很敏感的。共產黨在奧運會前清理社會的思想，清理反對者或者反叛者，要搞大的動作，不僅僅是抓一兩個人，稍微有一點不同意見都會被「清理」。在這種情況下，他（汪兆鈞）做得非常大膽。幾乎是在壓力最大的時候，發生了一個反彈。我在想，這件事情能否會引起更大的呼籲。比如說，明年的5月1日或10月1日所有的人都穿上藍衣服上天安門廣場上去，或者大家甚麼都不做，只是互相問候。如果真有這樣的一件事情發生的話，共產黨就坐不穩了。
我認為中國社會的變化，外面的因素是很重要的，如不斷地呼籲放人，由於這些輿論的存在，中國社會就不得不開放一些。中國社會的一點點的開放與國內外的民運是有直接的關係。但是最終讓共產黨倒臺，社會發生質的變化，我還是認為要在中國的內部出現像汪兆鈞這樣的甚至是更高級別一點的人，就像當年的戈巴契夫一樣的人物。如果從這一類的人中出現與共產黨對立的，那就會有大的社會變動。
國內百姓:不能再「夾著尾巴做人」
我打電話到國內去，發現很多人都不知道、更看不到汪兆鈞的信。但是當我和他們說了這件事情後，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都認為，「兔子急了還咬人呢」。國內那個環境可以把人壓到一定的程度，有些人就習慣了、麻木了，有些人就會爆發，覺得實在不能再「夾著尾巴做人」了，否則對不起自己的國家，對不起自己是個中國人的稱號。
馬建簡介：
旅英華人作家馬建1953年8月18日生於中國青島，1976年移居中國北京，1986年移居中國香港，1997年移居德國，1999年起旅居英國。自小學畫。具小說家、攝影家等身份。作品具強烈社會意識、碰撞社會現實，因而屢遭當局查禁；而深刻的力道同時也震撼了中國的讀者。馬建代表作之一的長篇小說《紅塵》英譯本獲2002年英國托馬斯－寇克旅行圖書獎。(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