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8日訊】 郭泉：民主先聲62：當代大多數知識份子已經成為了一黨專制的“會說話的工具”
我們進行生活、生產和管理都離不開工具。然而，工具分為三種類型：一是沉默的工具，例如刀棍；二是會發聲的工具，例如牛馬；三是會說話的工具，例如人。
第一類工具是完全沒有自主性的。無論主人怎麼使用它，即使是毀滅性使用，第一類工具也完全沉默，因為它是完全無自主性的。這一無自主性，表現在無意識，於是也就無語言。
第二類工具是動物，已經具有了最基本的自主性意識，但是由於只有它自己種類的生存意識，而沒有人類的思維意識，所以，動物只能順從主人的擺佈。至於王小波的《一隻特立獨行的豬》那只是小波的自詡而已。
第三類工具是人，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是一件工具。我們都是在做某一件事情的工具。但是，由於我們人類的生活生產有真理和謬誤之分，管理有民主和專制之分，所有我們對我們的工作是有思考的。當我們認為我們的工作是屬於真理範疇，且符合民主要求的，這個工作我們就信心百倍。當某工作不符合民主的要求，屬於謬誤的範疇是，我們是可以拒絕工作的。
人作為一種有思維的工具，與動物最大的區別在於，人類是可以自己尋找主人的，例如，我們到底是選擇成為專制、奴役的工具，還是選擇成為民主、解放的工具呢？
選擇成為專制、奴役的工具的人，有兩種情況，一是被迫，一是自願。
前者在本質上是反對專制的，所以是一種脅迫行為。後者卻是一種主觀願望，是主體行為。無論是前者還是後者，都是他們在面對一個社會占統治地位的思想即統治階級的思想的時候，採取了依附意識，前者雖然在主體上沒有以主人的意識為自己的意識，但是行為卻符合主人的意識；後者即以主人的意識為自己意識，其行為與主人的意志完全一致，並有所發揮。
對前者，雖然他作出了合乎專制統治者意願的事情，但是我們對他們仍然應該懷有同情心的。因為他們也是專制的受害者。他們無力抵抗，只能順服。
其實，我們也是專制的受害者，但是我們覺醒了，不再成為專制主義的工具了。
我們考察那些一黨專制的“會說話的工具”，可以發現一些共性。它受制于、依附於專制（官）文化。其意識特點，一是“感恩戴德”，錯誤地認為自己的生活資料來源於專制統治。所以要“感恩”。二是“安份守己”，如莫論國是等。這也就把公共事務和政治拱手讓給了官僚階級。三是“自私自利”，面對人民的苦難扭頭而去。四是“只反貪官，不反皇帝”。五是“走狗幫兇，共同施虐”。
時下中國的思想界，盛行所謂左派與右派的分流、爭鋒，從形式上說，左派堅持社會主義，右派宣揚資本主義。其實，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都只是經濟制度而已。而政治制度只有兩個，要麼多黨民主競選，要麼一黨獨裁專制。
籠罩中國思想界的左派和右派都有意無意的回避了中國社會真正的病根——獨裁專制體制。我們判斷一切社會勢力與一切思潮的根本標準，就是對此的態度如何。
一切具有獨立意識的知識份子，最應該知道專制對人性的破壞和毀滅。但是，我們也知道那些成為“會說話的工具”的知識份子，已經完全走到了人性的對立面，他們實施和他們的獨裁主子的精確合作，他們在各個舞臺上扮演著人民公敵的角色，諸如，大學課堂、輿論媒體、網路論壇等。
他們的角色是，反動教授、反動政客、反動的網路評論員（這些人由於據說撰寫維護專制打擊民意的文章，可以獲得每字零點五元的高收入，而被人民、被正直的線民戲稱為“五毛人士”）。
郭泉：民主先聲63：員警同志，我也想“帶好兒子教好書”，可是我怎能不管國家人民呢？
從2003年我開始做愛國反日的民間保釣運動開始（位於東海的釣魚島是中國的固有領土，現在被日本人佔據），負責對我進行幫教的員警換了一批又一批。有的兇惡，有的溫和，有的無禮，有的文明；有的是敵人，有的則可以做朋友；有的心中有了民主的啟蒙思想，有的卻滿心只有專制理念。
中共十七大期間，由於我和我的朋友也召開了我們的17大，並形成了十七大決議，而再次受到員警同志的高度關注。長期以來，我和我的朋友們有了一個學習習慣，就是對當前的熱點問題進行充分的討論，或在茶樓，或在公園空地，或在某家客廳。可正襟危坐，可飲酒進食。但是，一個討論結束，就會由我形成一個大會決議，冠以N大決議。上周已經就中國的藍色革命，召開了18大，並形成了十八大決議。
2007年10月中旬，中共的17大還在進行期間，而我們的十七大已經作出決議。就在我公佈我們的17大決議後幾天，2007年10月17日，員警同志一行4人，攜我單位中共黨總支書記（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潘文老師）把我請到南師大仙林校區的保衛處，和我進行了廣泛、友誼、激烈的會談。
會談期間喝茶2瓶，抽煙無數。時間長達3小時。
會談首先從我的工資到底是共產黨發的還是人民發的問題上展開激烈的爭論。
員警同志認為，我的工資是共產黨發的。而我認為我的工資是人民發的。我的理由如下，第一、人民納稅給國家政府，第二、政府再對人民的納稅進行分配，其實大約不到4%的部分被投入教育事業。第三，這個教育投入的一部分是教育基建、還有一部分是教師的勞動報酬。
此時員警同志的大意是沒有共產黨就沒有這個教育投入。這下我笑了，中國的教育在古老的夏商周時代就有，換了任何政府，也必須進行納稅的教育分配問題。所以，我的結論是我的工資是人民給的。我還順便告訴員警同志，員警的工資也是人民給的，而和共產黨無關。
關於我的工資和員警的工資的來源問題討論結束後，員警同志和我就本人長期提出的“主張人民有權選擇執政黨，努力建設多黨競選的民主政體”的多黨競選的民主思想展開熱烈討論。
討論的核心問題之一，就是目前執政的共產黨是否是人民的選擇。我的回答是，共產黨是中國人民49年的選擇，對此我不持異議。但是，現在是2007年10月份了，人民是否還選擇共產黨，這就需要看人民的投票結果了。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沒有人民的投票，憑什麼說人民願意被代表了呢？而且還是三個都代表了。
討論的核心問題之二，是多黨競選是否符合憲法規定的四項基本原則。我的意見是，當然不符合，因為憲法規定了只能堅持共產黨執政。但是，一切憲法都不會是要使用幾萬年的，就是49年後，憲法還進行了很多次修改呢，當然未來的修改也包括修改這一點。一個健康的社會是提倡創新的社會，創新有技術創新和理論創新兩種。而修改憲法的這一點，不僅是執政理論的創新，也是執政技術的創新。
最後達成共識，民主是必然趨勢。員警同志認為目前民主的時機還不成熟。是的，我說，我的歷史使命，就是讓這個時機成熟。本人在會議中再次重申了本人立場，第一，愛國愛人民，第二、只是對執政方式持不同政見，第三、反對暴力革命，第四，主張人民有權選擇執政黨，加快建設多黨競選的民主政治。
11月2日，一個負責我的員警同志，也是近年來最受我喜愛的員警同志給我短信，希望我“帶好孩子教好書”。我立即回信：是啊，員警同志，我也想“帶好兒子教好書”，可是我怎能不管國家和人民呢？
郭泉：民主先聲64：我們必須撥亂反正，其唯一結果只能是建立多黨競選的民主中國
共產主義是人類最高理想。其終極目標是物質極大豐富，人性極大發揮。我們首先要注意到的是這兩個目標裏，前者是經濟，後者是民主。其次，我們還要注意到這兩個目標不是一般指標性的目標，而是“兩個極大”。從極限的理論我們可以知道，其實，說某目標是極大，其實也就是說，我們永遠在路上。
例如，《大學》開篇第一句話，就是“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其中的“至善”，就是一個極限，於是我們知道，我們的一生就在一條不斷向善的路上。
如何才能使得我們的財富和我們的人性在通向“兩個極大”的路上達到一個比較高的水準？這是我們任何一個對社會的發展和人民的幸福生活有使命感的人要充分思考的大課題。
從古希臘的城邦民主到當代歐美的多黨民主競選，在人類的這些千百年來的艱苦卓絕的努力追求中，我們看到了不同執政觀念的人民組黨，然後進行多黨民主競選，是人類歷史的主流。只有實施多黨民主競選的國家，人民才能在多黨民主競選中，獲得最大的物質和人性收穫。
任何打著民主競選旗號而獲得執政黨地位，而後實施集權專制的國家和政黨，事實證明，是極其反人類的，例如法西斯德國。更讓我們警惕的是，希特勒也是打著國家社會主義的旗號當選的。
任何打著社會主義旗號而實施一黨獨裁專制，為了維護其執政黨地位、搞軍備競賽而讓百姓缺衣少食的國家和政黨，事實證明，是得不到人民擁護的，例如前蘇共。
任何打著社會主義旗號而實施一黨獨裁專制，並把人民的財富用經濟改革的方式弄到執政黨腰包裏的國家，事實證明，也是極其反人民的，例如中國。
人類的生活，也就是經濟、政治和文化三個層面。這“兩個極大”在此三方面的運用為：
經濟上實行全民福利的經濟政策，讓人人都有生活保障，這樣才能使得大家都發展自己的興趣愛好，充分發揮自己的能力。
在政治上實行多黨競選的民主體制，讓各類對國家對民族自認為是最大效力的政治觀點能得到人民的選擇，這樣才能使得人民從各類觀點的競選中獲得最大的利益。
在文化上實行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民主政策，使得各種文化都能進行充分的辯論和展示，這樣才能使得人民在各種文化中得到思想上的休息、訓練和前進。
全民福利的經濟制度建立起來，民主制的政治制度建立起來，多樣化的文化建立起來，這樣整個社會的發展就不是在追求社會的財富和政治的特權，而是追求人自身的發展，而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恰恰是共產主義最根本的含義。
那種認為，經濟上我們搞改革開放，發展經濟，而政治、文化上我們搞一黨專制、獨裁統治的思想是極其反動的。我們的確需要發展生產力，但把我們的生存目的僅僅解釋成是發展生產力，把人作為發展生產力的一種資源去加以配置，變成發展生產力的一種手段，就已經徹底的背離了人的本質，而把人變成了經濟霸權和專制統治的奴隸。
所以，除了在經濟方面改革開放外，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多黨民主競選制度。當今中國的所有社會矛盾已經聚焦到當年毛澤東在延安窯洞裏回答黃炎培的那個主題——要不要民主的問題上了。
這個問題在上世紀40年代毛澤東和他領導的黨思考過，但是，他們最後卻更多地擔心他們的執政地位被其他民主黨競選掉，而在1957年發動了慘無人道的“反右運動”，把要求多黨民主競選的民主黨人悉數迫害致死。
現在到了撥亂反正的時候了。這個撥亂反正的唯一結果，就是建立多黨競選的民主中國。
郭泉：民主先聲65：國民黨已經還權于國民了，共產黨到現在還沒想和人民共產
一般人都知道孫文先生的三民主義是民族、民權和民生（此三民主義在社會發展中實際運用的順序是民族、民生和民權），也知道孫先生還有一個走向民主的“三政路線”是軍政、訓政和憲政，但是，很少有人把這兩者結合起來思考。
我認為，孫中山的這兩個思維是根本不可分開的，其實質是認為解決民族的問題（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必須依靠軍政，解決人民的民生問題靠的是訓政（一黨專政），而讓百姓擁有民權，靠的是憲政（多黨競選的民主體制）。
國民黨是靠暴力革命驅除韃虜的，後又用國民革命軍平定了軍閥混戰，所以，這段時間應該屬於軍政。暴力革命，是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暴力，是被壓迫者對壓迫者的暴力，是沒有辦法而為之的革命行為。
但是，暴力由於其手段與革命物件實施的手段完全一致，且暴力極易產生新的獨裁專制而歷來受到人民的高度警惕，所以孫先生認為，辛亥革命應該是中國歷史上的最後一次暴力。
孫先生認為，未來社會的前進，靠的不是暴力革命，而是憲政，即多黨競選。但是，軍政之後，必然需要恢復因為戰爭而遭受破壞的社會建設，這個時期直接進入憲政，無論經濟條件還是民智條件都是不夠的，於是，在軍政和憲政之間，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孫先生安排了一個訓政步驟。
訓政時期的特點是發展教育、開發民智，提高人民生活水準。這其實是民生的內容了。但是，歷史和中國開了一個殘酷的大玩笑，國民政府的訓政受到來自日本的嚴重破壞。日本人的槍炮打碎了中國人的強國夢。
等到1945年戰爭結束，中國的戰爭資源已經完全耗盡。此時，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等民主黨派一起要求國民政府立即實施憲政。而國民政府認為戰爭剛剛結束，還不夠憲政的時機。與此同時，前線因為受降問題發生國共衝突，最終爆發內戰。
1949年，共產黨顛覆了國民政府，並把國民黨（國民政府的執政黨）驅逐到了臺灣。
國民黨流亡臺灣後，重新走了一遍孫文先生的三民主義和“三政路線”。首先，於1949午5月l9日頒佈了戒嚴令，宣佈臺灣地區處於戰時動員狀況，實行軍事管制。顯然，這就是軍政。其次，是封鎖大陸消息，嚴禁一切違禁的言論、出版和罷工、遊行等活動。1950年7月，國民黨中常委臨時會議通過了《中國國民黨改造案》、將一些黨政元老、軍事將領、派系首領排擠出決策圈；全面更換舊有的黨政系統；整肅黨內舊有的派系。黃埔、中統、CC、政學系等皆被清除。同時，國民黨統治集團整頓各級組織，進行黨員登記，發展新黨員，培植起一批擁護蔣介石、蔣經國父子的新實力派，建立了蔣氏父子對國民黨的絕對控制權；經濟上進行了財政整頓，改革幣制，穩定物價，同時實行土地制度改革，恢復與發展農業生產。這就是訓政和民生。
在1986年3月國民黨召開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上，蔣經國提出“政治革新”的主張，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調整“中央民意機構”、進行“總統”集體接班的部署等等。
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去世，隨之李登輝執掌黨政大權。李登輝在1990年5月宣佈開始“憲政改革”，對舊“法統”進行改造。從1990年至2000年，臺灣當局進行了六次“修憲”，包括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廢除“臨時條款”；“總統”由臺灣地區人民直接選舉產生。此舉就是臺灣的憲政。
國民黨最後還權于國民了，共產黨到現在還沒想和人民共產。極少數的先富權貴控制著全社會95%的財富。同時，共產黨還控制著一切權力，而不願與人民共同競選這一個權力。
事實證明，孫文先生的三民主義和三政路線是真正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