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28日訊】（大紀元記者李孜、章樂柏林報導）新唐人全球華人新年晚會柏林首場演出圓滿落幕後，特意驅車近六百公里前來欣賞晚會的中國旅德作家、自由知識分子仲維光先生欣然接受了本報專訪。仲維光先生認爲德國人非常保守，他們接受外來事物的速度很慢，大部分人甚至排斥。在柏林這樣一個城市，新唐人電視台能夠在這樣一個大型的演出場所進行這個演出，而且近乎座無虛席，他認爲晚會非常成功。
記者：仲先生，請問您看完今天的晚會，有什麼感受？
仲維光：我對晚會的感受很多。首先呢，大家不要忘記，法輪功學員是受到專制社會殘酷迫害的一個群體。他們在遭受這種殘酷迫害的情況下，還能創造出這樣一台晚會。 為人們追求信仰自由寫下了輝煌的一章 。
被殘酷迫害的群體 寫下輝煌篇章
我自己是搞思想史的。反觀歷史，我們看到最近一百年以來，在各個專制社會中，都有很多族群、很多群體、很多知識份子因專制迫害流亡到國外去，流亡到世界各個地方。但是，我們現在來看，只有我們中國的這樣一個群體，他們在被殘酷迫害幾年以後，還能組織這樣一台豐富多彩的文藝節目。我認為，他們在一百多年以來的當代反抗專制史上，在人們追求信仰自由、思想自由和生活自由的歷史上寫下了輝煌的一章。
我覺得，我們許多人應該看到這一點。就是，首先應該看到，這是被殘酷迫害的一個群體。他們在十分艱苦的情況下，在十分困難的情況下，組織了這樣一台演出。從1989年到現在的這十幾年，特別是89年之後最初的五年中，很多中國異議知識份子、民運人士，他們的境況比這要好的多。但是，沒有人組織過這樣一場演出。
而身處如此艱苦環境的法輪功學員，他們能夠在幾年中組織這麼精彩的演出，而且是在歐洲的中心──柏林，非常難得。我這裡特別要強調的是，德國人非常保守，他們接受外來事物的速度很慢，大部分人甚至非常排斥外來事物。在柏林這樣一個城市，新唐人電視台能夠在這樣一個大型的演出場所進行這個演出，而且近乎座無虛席，我覺得非常成功。
接續我們的傳統，重新起步
第二個很深的感觸是：1999年1月的時候，我去印度的達萊薩拉拜訪了達賴喇嘛。那個時候，我突然感到，在從59年到99年經過了被鎮壓的40年以後，西藏人中還存有一個群體，他們聚集在印度這個地方，有很強的凝聚力。那個時候我就問自己，為什麼在中國的漢人，或者我們中國人，在被專制迫害以後，89年以後，十年以後，情況卻越來越壞，道路卻越來越窄，而且大家都知道99年時民運走向了最低潮。那個時候中國人都在說，中國人沒有向心力，沒有凝聚力，沒有宗教感情，沒有信仰，中國人是一盤散沙等等。當時我心裡頭一直在想這個問題。
但是，就在99年，中國發生了鎮壓法輪功事件。鎮壓幾年下來，我們看到的是，法輪功形成了一個凝聚力很強的群體。通過這一現象，我們看到了，我們中國人不是沒有信仰，我們中國人不是沒有凝聚力，我們中國人不是沒有追求。我覺得大家看這台演出的時候，大家首先都應該想到，這就是我們中國人追求新的生活，是我們中國人接續我們的傳統，重新起步的一個結果。
「我是誰」
第三個讓我感觸很深的，是演出中有一個獨唱歌曲《我是誰》。我來自什麼地方，這個問題呢，不只是和我們法輪功學員有關的問題，而是我們每個中國人都應該提出的問題。中國人是誰？一百年以來，我們中國人走過了一個坎坷的道路。尤其是在「五四」以後，西方左派份子、集權主義思想注入到我們中國以後，已經徹底摧毀了我們中國人的自信心，徹底摧毀了我們中國人的脊樑，我們中國人已經不知道我們中國人是誰了。這一台演出給我們重新提出了這個問題。重新在問我們，我們中國人是誰。而且這台演出也對這些問題做出了一些探索。這些探索，我覺得非常值得我們大家思索。
另外，或許有些大陸知識份子會說，這台演出也有宣傳的東西啊，也有宣傳法輪功的東西啊，我說不是這麼回事。這台演出，是受迫害的人發自內心的對自己信仰的一種呼喚和追求，它不是宣傳。它不是要壓迫對方，要迫害對方，它沒有權力，不掌握權力。而（中共）中央電視台的宣傳是中共的一個機器，是黨在迫使每個人說什麼。在那些演出當中，演員不能夠說自己的話。所以這兩台演出，是絕對不可以同日而語的，也沒有任何可比性。
所以，我絕對不同意把今晚這樣一台演出說成是宣傳。只有共產黨那種利用權力，利用自己手中的媒體來強迫人做什麼，那才是宣傳。我們只能說，它是一部分有信仰的民眾，對另外一部分民眾闡述自己的信仰，希望他們也追求這種真善美的生活，這不是宣傳。
記者：您最喜歡那些節目？
仲維光：整場的節目都有一種新鮮的節奏感，是完全回歸傳統的東西，例如：岳母刺字那個節目。整個演出我都喜歡。但是，如果一定要說哪個節目我更加喜歡，那就是下半場關貴敏的演唱和最後的壓場節目《鼓韻》。其他的比如岳母刺字的一段都是返歸傳統，提倡傳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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