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28日訊】
伍凡：各位觀眾好，現在是獨立評論時間。曾經有人問：你們經常批評中共，但你們有甚麼辦法能搞好中國？你們的建議是甚麼？面對這樣的問題，我和草庵今天就談一談看看我們又甚麼好辦法能解決中國的問題。
草庵：能解決中國問題的辦法很多，聰明人也很多。今天我們在這裡談這些問題又些班門弄斧。但相對於中共的官員，我們的方法對他們可能又很新鮮。今天我們就談如何解決中國問題，給胡錦濤和溫家寶上以堂經濟學基礎課。
伍凡：經濟學歷史上有位著名的學者，叫做凱恩斯，無論是美國還是目前的中國，都採取過他的經濟學理論，並實際應用到治理國家的政策上去。傳統市場經濟鼓勵把貨幣當作財富向少數成功人士手中大量集中，可是貨幣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後，實體經濟又會出現貨幣短缺和有效需求不足，如何才能克服這對矛盾呢？
草庵：濟學家凱恩斯認為，要想克服有效需求不足，就應該搞積極的財政政策，通過加大政府投資，擴大基建投資規模，產生滾動效應，實際上就是增加貨幣投放量以拉動經濟增長，擴大就業。但是，政府借錢搞基礎建設，在一定時期，範圍和規模內是必須的，甚至是迫切需要的，效果也是明顯的，但若企圖長期依靠這種方式拉動經濟增長，將會適得其反變宜為害。一是乘數效應的能量不夠。因為在勞資分配懸殊或腐敗嚴重的情況下，這些錢中的絕大部份轉了一圈後又會沉澱到那些沒有必要花錢人的有錢人的口袋裡，因此，投資拉動消費的期望值往往是被遠遠高估。
伍凡：基礎建設的最佳投資量有限。如果硬性超額長期投資，就會導致基礎建設項目的規模、設計、技術的超前量太大，極易造成浪費；三是老百姓得不到直接實惠。老百姓迫切關心的問題是生存壓力越來越大。如就業和收入的穩定性、子女學費負擔、家庭醫療保障、社會不公、社會治安等等問題。而政府借錢搞基礎建設，與老百姓的這些迫切需要有一段距離，更像是在幫助富人掙更多的錢。
草庵：政府成為債務人。政府用來投資的貨幣主要依賴發行國債和銀行貸款來維持，但是基礎建設投資，絕大多數屬於公益性建設，很難得到經濟回報，如果拉動宏觀經濟增長的作用一旦減效或失效，新增的財政收入連國債和貸款利息，以及上年度的財政赤字都無法稀釋掉，經濟就會對財政赤字形成滾動性依賴，而財政增收無法彌補的赤字國債最終都要通過增加基礎貨幣投放量來彌補，這樣一來，經濟增長就會出現停滯，失業繼續增加，而物價卻會繼續上漲，從而出現滯脹現象，如果這種現象延連多年，政府的全面危機也就不太遠了。例如，西方各國在戰後的50-60年代，為了克服有效需求不足刺激經濟增長，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或稱通貨膨脹政策），雖然對經濟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但是，進入60年代和70年代以後，由於增發貨幣對經濟的刺激作用越來越減弱，而對經濟的消極影響漸漸上升，終於出現了經濟增長速度下降，失業率上升，但物價依然上漲的滯脹局面。
伍凡：亞洲金融危機後，中國為了應對市場疲軟，克服有效需求不足，從上個世紀90年代末也開始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積極的財政政策，就是國家借錢交由個別有能量的國家公務人員代表國家投資花錢，頭腦靈活的老闆包工頭才有機會接手搞基建，這些人基本上就都是富人，而這些買賣又大都是很難公開，很難透明的，尤其是在腐敗現象愈演愈烈的今天，這些新投資就更容易地再次向少數富人手中迅速集中了。例如，可以買通關節把預算往高定，再利用巧立名目，偷梁換柱等方法把實際佔地物料用工往低處壓。如修建某一公里公路國家下撥投資10000萬，但在時間操作中，滿打滿算實際佔地物料用工總支出只有1000萬，另外的9000萬就可以按照當下的混沌的市場規律神鬼末知地被大大小小的富人瓜分了，而能落到普通工人民工手中的貨幣還能剩下多少呢？國家辛辛苦苦融資投資1個億，但是真正能變成市場實際最終購買力的需求也許只有區區1千萬。可以看到，積極的財政政策雖然已經實施了若干年，但是目前大多數行業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卻日益嚴重，一些行業卻出現投資過熱產能嚴重過剩的現象，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中國的經驗再次證明，腐敗或勞資分配懸殊是造成凱恩斯政策失效的真正原因。
草庵：確實如此，實踐證明，資本主義經濟理論必須要有資本主義的法律制度配合才行，要實行凱恩斯理論，必須要有民主，自由，公平的司法制度。這就是為甚麼經濟改革必須要有政治改革配套進行的理由。美國人面對上面的問題有他自己解決的辦法，美國人通過長期的社會實踐已經認識到，既然有大量商品賣不出去，而許多中下收入的社會成員又非常需要這些商品，那麼，就鼓勵金融機構把富人的錢先借出去，用消費信貸的辦法借給中下收入的人先花起來，然後再讓他們慢慢還，讓經濟鏈條先運轉起來，讓大家繼續有錢可賺。這樣，富人的貨幣就成了潤滑劑，缺錢的中下層社會成員也可以貸款買汽車買房子買生活必需品了，儼然成了中產階級；中上等階層成員收入可以繼續增加，其名下的資產擁有量又開始迅速膨脹，雖然這些資產的絕大多數是銀行存折、股票和債權單據等毫無使用價值的帳單，但在心理上卻讓這些人獲得了成就感。
伍凡：也就是說，消費信貸的基本原則是把富人佔有的實物財富儲藏在窮人手裡，讓大多數事實上的窮人成為名義上的中產階級。因此大多數美國人一大學畢業就可以貸款買房買汽車，擁有不止一張可透支消費的信用卡，美國的中產階級就這樣被批量的生產出來。由於消費信貸的普遍推行，讓整個社會增加出了龐大的有效需求，閒置的勞動力就相對容易的找到了就業機會，閒置的生產和服務資源就相對多的得到有效利用，社會財富就相對多的被新就業的勞動力和重新開工的閒置資源共同生產出來。雖然大多數美國家庭在大多數時間內的淨資產是負數，他們幾乎終生都擔負著巨大的還債壓力，但是由於這些家庭提早就擁有了個人住房、汽車、旅遊休假等實際的生活享受，因此，這些人就會對政府政策有認同感。
草庵：實際上，美國政府也是從教訓中走過來的。政府出面借錢搞基礎建設，一是乘數效應的能量不夠；二是基礎建設能容納的投資量畢竟有限；三是老百姓得不到直接實惠；四是基建行業外的其他行業受惠不明顯；五是政府成為債務人，負擔沉重。因此，積極的財政政策這種費力不討好的苦差事逐漸被消費信貸所取代。而消費信貸的優點卻很多。一是拉動需求的作用立桿見影，如消費者上午從銀行借出錢，下午就能看房購房；二是老百姓得實惠，如老百姓再也不用攢錢供孩子上大學了；三是各行各業都能受益，經濟全面增長；四是政府卸了擔子，政府赤字能迅速縮減。
伍凡：更重要的是，消費信貸是廣大消費者自己借錢花錢，產品和服務的賣主也是價格透明服務透明的各行各業。而各行各業的業主和從業者絕大多數也不是富人，可能也是消費信貸的支持對象，因此，這些業主和從業者不會把掙到手的錢儲蓄起來或者滯留起來，而是繼續購買實際商品和服務，或者是歸還貸款。這就進一步地不間斷地維持著，甚至增大著市場需求。雖然消費信貸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貧富分化導致需求不足這個市場經濟的基本矛盾，但是市場供需平衡的良性循環就此可以在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內得到維繫。
草庵：若論劫富濟貧的手段，美國政府堪稱天下第一高手。美國政府從長期的市場經濟實踐中得出經驗，富人掙錢主要是為了名份，為了成就感，其實他們的錢永遠消費不完。與其說養虎遺患，還不如放虎歸山，讓社會沉澱資金髮揮作用。所以美國政府玩的這個漂亮的空手道，帶動美國經濟幾十年來一直走在了世界經濟的前面。這是美國經濟成功的核心秘密之一。
伍凡：但是，也應該清醒的看到，美國方式的消費信貸不是萬能的，在紙幣制度環境下，美國式消費信貸存在以下主要弊端：缺少一個低成本高效率的信用體系。
美國式的消費信貸，是建立在紙幣制度基礎之上的，為了管理消費者的信用記錄，美國成立了很多公司，金融機構要向這些公司支付相當費用，增加了消費信貸成本。由於仍然無法有效避免逃廢債務情況的發生，逃廢債務發生的損失，自然就要被其他的債務人承擔，這就必然增加了消費信貸成本。由於無法有效避免破產的發生，破產發生的損失，也被其他的債務人承擔，也增加了消費信貸成本。因此，實施消費信貸的金融機構就要向貸款者收取高額利息和手續費，這又加大了消費者的還款難度，更增加了逃廢債務和破產的幾率，形成惡性循環。
草庵：消費信貸主體沒有被納入到公益事業的範疇內。實施消費信貸的金融機構，是一些以盈利為目的的商業單位，為了賺取利潤最大化，各個機構會想方設法增加利潤空間，直接加大消費信貸成本。勞資分配懸殊的情況無法得到根本改觀。雖然消費信貸可以把窮人批量生產成中產階級，但是如果勞資分配過分懸殊的局面不改觀，兩級分化繼續無限加劇，導致貨幣以高額利潤和高額收入方式大量漏出循環，在富人身邊大量沉澱起來，造成貸款消費透支消費的中產階級在收入分配中處於絕對劣勢，賺取不到足夠的貨幣歸還債務，那麼消費信貸鏈條就會斷裂。由於勞資分配懸殊的問題並沒有得到合理根本的解決，發放消費信貸的機構也要向消費者收取高額費用和利息，因此不用很長時間，貨幣又會以更大的規模積聚在少數有錢人手裡，導致大批借債者破產而無法繼續借貸消費。因此，消費信貸拉動美國等國經濟總規模增長的能量是有限度的。猶如有一個腸梗阻病人，吃不下飯，但是庸醫看不透症，或者是由於種種原因不願意承認腸梗阻這個事實，因此，他沒有採取打通梗阻，疏通循環的治本之法，而是額外給病人接長了一段腸子，讓食物暫時有了容納的地方，病人症狀獲得到了暫時緩解，似乎又能健康一陣子，但是接長了的這段場子容量畢竟是有限的，早晚又會滿，因此，吃不下飯的症狀早晚還是要重現的。
伍凡：面對這個問題，美國又總結出了一個解決辦法：西方國家發現，即便是消費信貸可以把窮人批量生產成中產階級，但是如果勞資分配過分懸殊的局面不改觀，兩級分化繼續無限加劇，導致貨幣以高額利潤和高額收入方式大量漏出循環，在富人身邊大量沉澱起來，造成貸款消費透支消費的中產階級在收入分配中處於絕對劣勢，賺取不到足夠的貨幣歸還債務，那麼消費信貸鏈條就會斷裂，經濟危機照樣爆發。因此，西方國家一直試圖用財產稅，遺產稅，所得稅，消費稅等等方式延遲貧富分化的程度、延緩著資金信用鏈條的提早斷裂。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例如，美國的法律規定，如果富人不把過高的收入和遺產拿出來捐獻，就會被聯邦政府用高額所得稅和遺產稅全部征走掉，因此，與其說被政府強行徵收掉而落個守財奴的惡名，還不如借花獻佛捐獻出去，留個美名。因此每當到了報稅季，美國人就會忙著尋找出各種慈善捐獻的發票，以尋求最大的所得稅退稅額，美國的富人也在無奈中被迫拿出大量的資金建立各種慈善基金。
草庵：當然，美國和西方國家也實行相當多的宏觀調控手段，但他們的手段與中國截然不同。西方國家的經濟學家在長期的實踐中發現，單純依靠那只看不見的手自由發揮作用，市場失靈現象就無法避免，他們認為宏觀調控是必不可少的一環，只有對實體經濟注入適宜的貨幣總量，並根據實體經濟的瞬間需要作出及時的貨幣政策調整，商品生產和交換才能順利高效地進行。但是，在現行的紙幣制度下，要想順利地對貨幣進行如上操作，簡直比登天還難！因此實體經濟就會常常出現要麼需求過剩，要麼需求不足的問題，物價也會出現上漲或下降的波動。因此，實體經濟客觀需要精確適宜的貨幣供應總量與貨幣總量無法精確計算，以及貨幣總量無法精確調控投收之間，存在著無法逾越的鴻溝。在經濟出現通貨緊縮的時候，雖然國家很希望富人把錢從銀行裡取出來進行直接投資和積極消費，但是國家卻不能直接干預，而只能用曲線救國的方式降低銀行利率，引誘富人進行直接投資和積極消費。或者是通過減稅，讓投資興業的熱情儘快燃燒起來。
伍凡：工會在西方國家經濟中有個非常重要的作用。200多年來，經過無數次工人運動的抗爭，西方國家的工人才擁有了比較健全的工會組織，工會在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的過程中，逐步形成與資方抗衡的力量，工人的工薪待遇和勞動環境也得到了逐步的提高和改善，如8小時工作制、最低工資標準、最低生活保障線等，基本都是工人運動抗爭的結果。這在很大程度上減輕了貨幣分配的懸殊，也就減少了危機爆發的週期，也減輕了危機爆發的烈度。因此，工會運動在延緩市場經濟矛盾全面爆發的過程中，起到了不斷攻擊市場經濟自身的制度缺陷，不斷刺激市場經濟自身產生修復缺陷的新抗體，最終增強市場經濟免疫力的效果。因此，西方國家從懼怕工人運動為洪水猛獸而極力防止和鎮壓，走到了在一定程度上默認甚至扶持工會形成與資方抗衡的力量，又通過法律強制約束的辦法，防止工人運動危及其制度安全的道路上。藉助工會力量緩和階級矛盾，實現勞資均衡進而分配差距相對平緩的道路。中國應積極尋找一條有效的均衡道路。讓各個階層選舉出自己真正的代表，在人大政協議會中形成合理比例對重大決策進行充分討論，執政黨政府充當最終調停人的民主辦法。扶持工會發揮積極作用，而不應該繼續讓工會充當聾子的耳朵。
草庵：另一個解決辦法是福利制度問題。英國、挪威、瑞典，在開始實行福利制度的時候都不擁有比中國目前更雄厚的物質基礎。60年前的北歐國家是歐洲最貧窮的農業國，老牌英帝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破了產，在1939-1955年英國也像中國一樣曾實行過票證配給制，戰後物質匱乏時期人民的生活水平甚至比中國50－60年代的水平還要差。這些國家的民眾之所以能夠以實行從幼兒園到大學全部免學費，失業者可以普遍領取到失業救濟，年老者能普遍領取到養老金，以及全民免費醫療服務的福利待遇，並不是因為他們比中國富，而是主要基於一下幾點：
一是指導思想的變化。二戰後的西歐，政府首要振興經濟措施不是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而是致力建設福利社會，讓底層百姓能夠享受免費教育、醫療、失業救濟等人道主義服務，讓每一位公民過上基本的有尊嚴的生活。從上世紀40年代開始北歐實行社會變革，走一條既區別於蘇聯模式的「集權社會主義」，亦區別於美國「放任資本主義」模式的「第三條道路」。其政策採取「社會福利主義」道路，就是國家為每個人提供最低的「全面社會保障」。正是因為西歐和北歐政府誠心誠意地消滅貧困，社會上沒有巨大的貧富懸殊，才為二戰後經濟迅速崛起和社會穩定奠定了牢固的社會基礎。
伍凡：二是經濟政策的變化。在經濟基礎並不十分雄厚的國家實行高福利政策，錢從哪來呢？歐盟成員國中，社會保障資金主要來源於兩者：僱主和僱員分別交納的社會保障稅和政府的其他稅收，前者平均占53%，後者平均占36%左右。也就是說高福利的錢主要來自高稅收。瑞典的稅收相當於人均GDP的57%，英國則是 40%，丹麥政府稅收比重高至75%。在英國若年收入4萬英鎊以上者，需繳納40%的所得稅。三是工會的長期努力。瑞典是全世界因勞資糾紛造成損失最低的國家之一。因為工會是瑞典重要的社會力量。據瑞典藍領工會提供的數據，２０００年瑞典全國職工入會率為９１％，為世界上職工入會率最高的國家之一。
草庵：在理論上，中國也可以模仿西北歐做法，通過高稅收來推行高福利政策，讓包括農民在內的全國老百姓都享受到免費醫療、免費就學和失業養老保障。但是，在紙幣制度環境下，會遇到如下問題：（1）誰來向腐敗者徵稅？腐敗者往往都是掌握著大權的政府官員，在財產不登記不透明的情況下，稅務部門根本無法向腐敗者徵稅。而腐敗收入，也是整個社會創造出的總財富的一部份，並且隨著腐敗現象的愈演愈烈，這部份黑色收入已經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很大比重。如果這些巨額腐敗收入不被杜絕，也不交稅，更不參與國民收入再分配，那麼中國永遠也無法建立起福利社會。
伍凡：誰來堵塞偷逃稅漏洞？在現行的紙幣制度下，每個企業和每個公民都可以輕易擁有許多帳戶，都可以輕易用化名或其他人的名字存取款，還可以手頭持有大量現金，每個人的收入來源很難查清，必然會造成偷漏稅款行為的大量發生。（3）誰來支持高稅收高福利政策？高稅收高福利政策的最大受益者是低收入的廣大普通工農民眾，利益受影響的是腐敗官員、企業老闆、大學教授等高收入群體。但中國目前的現實是廣大普通工農民眾手中沒有投票權，口上沒有發言權，而腐敗官員、企業老闆、大學教授等高收入群體卻對政策的制定和推行擁有強大的影響力，因此，即便是國家最高決策者本意想推行高稅收高福利政策，也會因為制肘太多而難以如願。！
草庵：為了避免貨幣通過腐敗方式和偷逃稅方式大量集中在少數富人手中而加劇宏觀經濟風險和社會不穩定，西方國家幾乎普遍實行了財產申報與公開的制度，以及嚴格的稅務登記和納稅申報法律制度。大多數的西方國家都建立了全國性的稅務登記號碼，即納稅人鑒別號碼（美國採用全國性的社會保險號碼）。登記號碼的建立不僅方便了稅務機關進行登記管理，也為納稅人信息資料的計算機管理和進行稅務審計奠定了基礎。在納稅申報制度中，幾乎所有西方國家在稅法上都明確規定了納稅人必須按期向稅務機關提交納稅申報表及有關的財務報表。這些申報表不僅按稅種制定，在某些稅種中還要按不同的納稅人和不同納稅事項制定。以所得稅的申報為例，美國稅法規定的涉及所得稅的申報表多達25種；法國規定，公司企業在年度終了後的3個月內，必須向稅務機關申報7種報表；德國規定，每年的5月31日前，公司企業必須報出上年度的所得稅申報表，逾期不報的，最高可處以稅款 12%的罰金。這些西方國家對稅收申報的法律規定都是既詳細又嚴厲。
伍凡：法律是另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當傳統市場經濟遇到種種棘手問題而難以求解的時候，人們往往把對平等、對公正、對幸福的一切渴望幾乎一骨腦地都寄托在了法律的身上，因此依法治國，建立法制社會的口號常常響徹在市場經濟國家的上空。但是，法律是人制定的，也是由人來執行的，而人又都是有私慾的，因此由有私慾的人制定和執行的法律本身就是很難作到公正的，尤其在紙幣制度這個混沌的大環境下，富人階層往往操縱無孔不入的紙幣做蛀蟲，把本應威嚴公正的法律之劍蛀咬的千瘡百孔。但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就是要言論自由，允許各個不同團體和黨派，相互監督，所有媒體都是自由的。用新聞自由和輿論自由來約束立法問題和執法問題。
草庵：再有就是實行小政府的模式。所謂的小政府，就是民間能夠做的事儘量讓民間做，減少政府對資源的控制，解除政府對企業的行政管制，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讓資源充分地市場化、私有化。
伍凡：有了以上的方法，我想中共就完全可以解決中國的問題。但問題是，中共本身就是利益集團，他能放棄自己的利益而把全中國的百姓利益放在首位嗎？我們給胡溫出建議，他們能聽嗎？
草庵：這就是最實際的問題了。不過，我們把我們的意見講了，他們不聽，最後的結果就是被人民拋棄。不過，今天的時間又到了。我們就暫時談到這裡，謝謝各位觀眾的收看。再見。
伍凡：再見。(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