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28日讯】
伍凡：各位观众好，现在是独立评论时间。曾经有人问：你们经常批评中共，但你们有什么办法能搞好中国？你们的建议是什么？面对这样的问题，我和草庵今天就谈一谈看看我们又什么好办法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草庵：能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很多，聪明人也很多。今天我们在这里谈这些问题又些班门弄斧。但相对于中共的官员，我们的方法对他们可能又很新鲜。今天我们就谈如何解决中国问题，给胡锦涛和温家宝上以堂经济学基础课。
伍凡：经济学历史上有位著名的学者，叫做凯恩斯，无论是美国还是目前的中国，都采取过他的经济学理论，并实际应用到治理国家的政策上去。传统市场经济鼓励把货币当作财富向少数成功人士手中大量集中，可是货币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后，实体经济又会出现货币短缺和有效需求不足，如何才能克服这对矛盾呢？
草庵：济学家凯恩斯认为，要想克服有效需求不足，就应该搞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加大政府投资，扩大基建投资规模，产生滚动效应，实际上就是增加货币投放量以拉动经济增长，扩大就业。但是，政府借钱搞基础建设，在一定时期，范围和规模内是必须的，甚至是迫切需要的，效果也是明显的，但若企图长期依靠这种方式拉动经济增长，将会适得其反变宜为害。一是乘数效应的能量不够。因为在劳资分配悬殊或腐败严重的情况下，这些钱中的绝大部分转了一圈后又会沉淀到那些没有必要花钱人的有钱人的口袋里，因此，投资拉动消费的期望值往往是被远远高估。
伍凡：基础建设的最佳投资量有限。如果硬性超额长期投资，就会导致基础建设项目的规模、设计、技术的超前量太大，极易造成浪费；三是老百姓得不到直接实惠。老百姓迫切关心的问题是生存压力越来越大。如就业和收入的稳定性、子女学费负担、家庭医疗保障、社会不公、社会治安等等问题。而政府借钱搞基础建设，与老百姓的这些迫切需要有一段距离，更像是在帮助富人挣更多的钱。
草庵：政府成为债务人。政府用来投资的货币主要依赖发行国债和银行贷款来维持，但是基础建设投资，绝大多数属于公益性建设，很难得到经济回报，如果拉动宏观经济增长的作用一旦减效或失效，新增的财政收入连国债和贷款利息，以及上年度的财政赤字都无法稀释掉，经济就会对财政赤字形成滚动性依赖，而财政增收无法弥补的赤字国债最终都要通过增加基础货币投放量来弥补，这样一来，经济增长就会出现停滞，失业继续增加，而物价却会继续上涨，从而出现滞胀现象，如果这种现象延连多年，政府的全面危机也就不太远了。例如，西方各国在战后的50-60年代，为了克服有效需求不足刺激经济增长，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或称通货膨胀政策），虽然对经济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进入60年代和70年代以后，由于增发货币对经济的刺激作用越来越减弱，而对经济的消极影响渐渐上升，终于出现了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失业率上升，但物价依然上涨的滞胀局面。
伍凡：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为了应对市场疲软，克服有效需求不足，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也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国家借钱交由个别有能量的国家公务人员代表国家投资花钱，头脑灵活的老板包工头才有机会接手搞基建，这些人基本上就都是富人，而这些买卖又大都是很难公开，很难透明的，尤其是在腐败现象愈演愈烈的今天，这些新投资就更容易地再次向少数富人手中迅速集中了。例如，可以买通关节把预算往高定，再利用巧立名目，偷梁换柱等方法把实际占地物料用工往低处压。如修建某一公里公路国家下拨投资10000万，但在时间操作中，满打满算实际占地物料用工总支出只有1000万，另外的9000万就可以按照当下的混沌的市场规律神鬼末知地被大大小小的富人瓜分了，而能落到普通工人民工手中的货币还能剩下多少呢？国家辛辛苦苦融资投资1个亿，但是真正能变成市场实际最终购买力的需求也许只有区区1千万。可以看到，积极的财政政策虽然已经实施了若干年，但是目前大多数行业的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却日益严重，一些行业却出现投资过热产能严重过剩的现象，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中国的经验再次证明，腐败或劳资分配悬殊是造成凯恩斯政策失效的真正原因。
草庵：确实如此，实践证明，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必须要有资本主义的法律制度配合才行，要实行凯恩斯理论，必须要有民主，自由，公平的司法制度。这就是为什么经济改革必须要有政治改革配套进行的理由。美国人面对上面的问题有他自己解决的办法，美国人通过长期的社会实践已经认识到，既然有大量商品卖不出去，而许多中下收入的社会成员又非常需要这些商品，那么，就鼓励金融机构把富人的钱先借出去，用消费信贷的办法借给中下收入的人先花起来，然后再让他们慢慢还，让经济链条先运转起来，让大家继续有钱可赚。这样，富人的货币就成了润滑剂，缺钱的中下层社会成员也可以贷款买汽车买房子买生活必需品了，俨然成了中产阶级；中上等阶层成员收入可以继续增加，其名下的资产拥有量又开始迅速膨胀，虽然这些资产的绝大多数是银行存折、股票和债权单据等毫无使用价值的账单，但在心理上却让这些人获得了成就感。
伍凡：也就是说，消费信贷的基本原则是把富人占有的实物财富储藏在穷人手里，让大多数事实上的穷人成为名义上的中产阶级。因此大多数美国人一大学毕业就可以贷款买房买汽车，拥有不止一张可透支消费的信用卡，美国的中产阶级就这样被批量的生产出来。由于消费信贷的普遍推行，让整个社会增加出了庞大的有效需求，闲置的劳动力就相对容易的找到了就业机会，闲置的生产和服务资源就相对多的得到有效利用，社会财富就相对多的被新就业的劳动力和重新开工的闲置资源共同生产出来。虽然大多数美国家庭在大多数时间内的净资产是负数，他们几乎终生都担负着巨大的还债压力，但是由于这些家庭提早就拥有了个人住房、汽车、旅游休假等实际的生活享受，因此，这些人就会对政府政策有认同感。
草庵：实际上，美国政府也是从教训中走过来的。政府出面借钱搞基础建设，一是乘数效应的能量不够；二是基础建设能容纳的投资量毕竟有限；三是老百姓得不到直接实惠；四是基建行业外的其他行业受惠不明显；五是政府成为债务人，负担沉重。因此，积极的财政政策这种费力不讨好的苦差事逐渐被消费信贷所取代。而消费信贷的优点却很多。一是拉动需求的作用立杆见影，如消费者上午从银行借出钱，下午就能看房购房；二是老百姓得实惠，如老百姓再也不用攒钱供孩子上大学了；三是各行各业都能受益，经济全面增长；四是政府卸了担子，政府赤字能迅速缩减。
伍凡：更重要的是，消费信贷是广大消费者自己借钱花钱，产品和服务的卖主也是价格透明服务透明的各行各业。而各行各业的业主和从业者绝大多数也不是富人，可能也是消费信贷的支持对象，因此，这些业主和从业者不会把挣到手的钱储蓄起来或者滞留起来，而是继续购买实际商品和服务，或者是归还贷款。这就进一步地不间断地维持着，甚至增大着市场需求。虽然消费信贷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富分化导致需求不足这个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但是市场供需平衡的良性循环就此可以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得到维系。
草庵：若论劫富济贫的手段，美国政府堪称天下第一高手。美国政府从长期的市场经济实践中得出经验，富人挣钱主要是为了名分，为了成就感，其实他们的钱永远消费不完。与其说养虎遗患，还不如放虎归山，让社会沉淀资金发挥作用。所以美国政府玩的这个漂亮的空手道，带动美国经济几十年来一直走在了世界经济的前面。这是美国经济成功的核心秘密之一。
伍凡：但是，也应该清醒的看到，美国方式的消费信贷不是万能的，在纸币制度环境下，美国式消费信贷存在以下主要弊端：缺少一个低成本高效率的信用体系。
美国式的消费信贷，是建立在纸币制度基础之上的，为了管理消费者的信用记录，美国成立了很多公司，金融机构要向这些公司支付相当费用，增加了消费信贷成本。由于仍然无法有效避免逃废债务情况的发生，逃废债务发生的损失，自然就要被其他的债务人承担，这就必然增加了消费信贷成本。由于无法有效避免破产的发生，破产发生的损失，也被其他的债务人承担，也增加了消费信贷成本。因此，实施消费信贷的金融机构就要向贷款者收取高额利息和手续费，这又加大了消费者的还款难度，更增加了逃废债务和破产的几率，形成恶性循环。
草庵：消费信贷主体没有被纳入到公益事业的范畴内。实施消费信贷的金融机构，是一些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单位，为了赚取利润最大化，各个机构会想方设法增加利润空间，直接加大消费信贷成本。劳资分配悬殊的情况无法得到根本改观。虽然消费信贷可以把穷人批量生产成中产阶级，但是如果劳资分配过分悬殊的局面不改观，两级分化继续无限加剧，导致货币以高额利润和高额收入方式大量漏出循环，在富人身边大量沉淀起来，造成贷款消费透支消费的中产阶级在收入分配中处于绝对劣势，赚取不到足够的货币归还债务，那么消费信贷链条就会断裂。由于劳资分配悬殊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合理根本的解决，发放消费信贷的机构也要向消费者收取高额费用和利息，因此不用很长时间，货币又会以更大的规模积聚在少数有钱人手里，导致大批借债者破产而无法继续借贷消费。因此，消费信贷拉动美国等国经济总规模增长的能量是有限度的。犹如有一个肠梗阻病人，吃不下饭，但是庸医看不透症，或者是由于种种原因不愿意承认肠梗阻这个事实，因此，他没有采取打通梗阻，疏通循环的治本之法，而是额外给病人接长了一段肠子，让食物暂时有了容纳的地方，病人症状获得到了暂时缓解，似乎又能健康一阵子，但是接长了的这段场子容量毕竟是有限的，早晚又会满，因此，吃不下饭的症状早晚还是要重现的。
伍凡：面对这个问题，美国又总结出了一个解决办法：西方国家发现，即便是消费信贷可以把穷人批量生产成中产阶级，但是如果劳资分配过分悬殊的局面不改观，两级分化继续无限加剧，导致货币以高额利润和高额收入方式大量漏出循环，在富人身边大量沉淀起来，造成贷款消费透支消费的中产阶级在收入分配中处于绝对劣势，赚取不到足够的货币归还债务，那么消费信贷链条就会断裂，经济危机照样爆发。因此，西方国家一直试图用财产税，遗产税，所得税，消费税等等方式延迟贫富分化的程度、延缓着资金信用链条的提早断裂。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例如，美国的法律规定，如果富人不把过高的收入和遗产拿出来捐献，就会被联邦政府用高额所得税和遗产税全部征走掉，因此，与其说被政府强行征收掉而落个守财奴的恶名，还不如借花献佛捐献出去，留个美名。因此每当到了报税季，美国人就会忙着寻找出各种慈善捐献的发票，以寻求最大的所得税退税额，美国的富人也在无奈中被迫拿出大量的资金建立各种慈善基金。
草庵：当然，美国和西方国家也实行相当多的宏观调控手段，但他们的手段与中国截然不同。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在长期的实践中发现，单纯依靠那只看不见的手自由发挥作用，市场失灵现象就无法避免，他们认为宏观调控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只有对实体经济注入适宜的货币总量，并根据实体经济的瞬间需要作出及时的货币政策调整，商品生产和交换才能顺利高效地进行。但是，在现行的纸币制度下，要想顺利地对货币进行如上操作，简直比登天还难！因此实体经济就会常常出现要么需求过剩，要么需求不足的问题，物价也会出现上涨或下降的波动。因此，实体经济客观需要精确适宜的货币供应总量与货币总量无法精确计算，以及货币总量无法精确调控投收之间，存在着无法逾越的鸿沟。在经济出现通货紧缩的时候，虽然国家很希望富人把钱从银行里取出来进行直接投资和积极消费，但是国家却不能直接干预，而只能用曲线救国的方式降低银行利率，引诱富人进行直接投资和积极消费。或者是通过减税，让投资兴业的热情尽快燃烧起来。
伍凡：工会在西方国家经济中有个非常重要的作用。200多年来，经过无数次工人运动的抗争，西方国家的工人才拥有了比较健全的工会组织，工会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与资方抗衡的力量，工人的工薪待遇和劳动环境也得到了逐步的提高和改善，如8小时工作制、最低工资标准、最低生活保障线等，基本都是工人运动抗争的结果。这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货币分配的悬殊，也就减少了危机爆发的周期，也减轻了危机爆发的烈度。因此，工会运动在延缓市场经济矛盾全面爆发的过程中，起到了不断攻击市场经济自身的制度缺陷，不断刺激市场经济自身产生修复缺陷的新抗体，最终增强市场经济免疫力的效果。因此，西方国家从惧怕工人运动为洪水猛兽而极力防止和镇压，走到了在一定程度上默认甚至扶持工会形成与资方抗衡的力量，又通过法律强制约束的办法，防止工人运动危及其制度安全的道路上。借助工会力量缓和阶级矛盾，实现劳资均衡进而分配差距相对平缓的道路。中国应积极寻找一条有效的均衡道路。让各个阶层选举出自己真正的代表，在人大政协议会中形成合理比例对重大决策进行充分讨论，执政党政府充当最终调停人的民主办法。扶持工会发挥积极作用，而不应该继续让工会充当聋子的耳朵。
草庵：另一个解决办法是福利制度问题。英国、挪威、瑞典，在开始实行福利制度的时候都不拥有比中国目前更雄厚的物质基础。60年前的北欧国家是欧洲最贫穷的农业国，老牌英帝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破了产，在1939-1955年英国也像中国一样曾实行过票证配给制，战后物质匮乏时期人民的生活水平甚至比中国50－60年代的水平还要差。这些国家的民众之所以能够以实行从幼儿园到大学全部免学费，失业者可以普遍领取到失业救济，年老者能普遍领取到养老金，以及全民免费医疗服务的福利待遇，并不是因为他们比中国富，而是主要基于一下几点：
一是指导思想的变化。二战后的西欧，政府首要振兴经济措施不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是致力建设福利社会，让底层百姓能够享受免费教育、医疗、失业救济等人道主义服务，让每一位公民过上基本的有尊严的生活。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北欧实行社会变革，走一条既区别于苏联模式的“集权社会主义”，亦区别于美国“放任资本主义”模式的“第三条道路”。其政策采取“社会福利主义”道路，就是国家为每个人提供最低的“全面社会保障”。正是因为西欧和北欧政府诚心诚意地消灭贫困，社会上没有巨大的贫富悬殊，才为二战后经济迅速崛起和社会稳定奠定了牢固的社会基础。
伍凡：二是经济政策的变化。在经济基础并不十分雄厚的国家实行高福利政策，钱从哪来呢？欧盟成员国中，社会保障资金主要来源于两者：雇主和雇员分别交纳的社会保障税和政府的其他税收，前者平均占53%，后者平均占36%左右。也就是说高福利的钱主要来自高税收。瑞典的税收相当于人均GDP的57%，英国则是 40%，丹麦政府税收比重高至75%。在英国若年收入4万英镑以上者，需缴纳40%的所得税。三是工会的长期努力。瑞典是全世界因劳资纠纷造成损失最低的国家之一。因为工会是瑞典重要的社会力量。据瑞典蓝领工会提供的数据，２０００年瑞典全国职工入会率为９１％，为世界上职工入会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草庵：在理论上，中国也可以模仿西北欧做法，通过高税收来推行高福利政策，让包括农民在内的全国老百姓都享受到免费医疗、免费就学和失业养老保障。但是，在纸币制度环境下，会遇到如下问题：（1）谁来向腐败者征税？腐败者往往都是掌握着大权的政府官员，在财产不登记不透明的情况下，税务部门根本无法向腐败者征税。而腐败收入，也是整个社会创造出的总财富的一部分，并且随着腐败现象的愈演愈烈，这部分黑色收入已经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很大比重。如果这些巨额腐败收入不被杜绝，也不交税，更不参与国民收入再分配，那么中国永远也无法建立起福利社会。
伍凡：谁来堵塞偷逃税漏洞？在现行的纸币制度下，每个企业和每个公民都可以轻易拥有许多账户，都可以轻易用化名或其他人的名字存取款，还可以手头持有大量现金，每个人的收入来源很难查清，必然会造成偷漏税款行为的大量发生。（3）谁来支持高税收高福利政策？高税收高福利政策的最大受益者是低收入的广大普通工农民众，利益受影响的是腐败官员、企业老板、大学教授等高收入群体。但中国目前的现实是广大普通工农民众手中没有投票权，口上没有发言权，而腐败官员、企业老板、大学教授等高收入群体却对政策的制定和推行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因此，即便是国家最高决策者本意想推行高税收高福利政策，也会因为制肘太多而难以如愿。！
草庵：为了避免货币通过腐败方式和偷逃税方式大量集中在少数富人手中而加剧宏观经济风险和社会不稳定，西方国家几乎普遍实行了财产申报与公开的制度，以及严格的税务登记和纳税申报法律制度。大多数的西方国家都建立了全国性的税务登记号码，即纳税人鉴别号码（美国采用全国性的社会保险号码）。登记号码的建立不仅方便了税务机关进行登记管理，也为纳税人信息资料的计算机管理和进行税务审计奠定了基础。在纳税申报制度中，几乎所有西方国家在税法上都明确规定了纳税人必须按期向税务机关提交纳税申报表及有关的财务报表。这些申报表不仅按税种制定，在某些税种中还要按不同的纳税人和不同纳税事项制定。以所得税的申报为例，美国税法规定的涉及所得税的申报表多达25种；法国规定，公司企业在年度终了后的3个月内，必须向税务机关申报7种报表；德国规定，每年的5月31日前，公司企业必须报出上年度的所得税申报表，逾期不报的，最高可处以税款 12%的罚金。这些西方国家对税收申报的法律规定都是既详细又严厉。
伍凡：法律是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当传统市场经济遇到种种棘手问题而难以求解的时候，人们往往把对平等、对公正、对幸福的一切渴望几乎一骨脑地都寄托在了法律的身上，因此依法治国，建立法制社会的口号常常响彻在市场经济国家的上空。但是，法律是人制定的，也是由人来执行的，而人又都是有私欲的，因此由有私欲的人制定和执行的法律本身就是很难作到公正的，尤其在纸币制度这个混沌的大环境下，富人阶层往往操纵无孔不入的纸币做蛀虫，把本应威严公正的法律之剑蛀咬的千疮百孔。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要言论自由，允许各个不同团体和党派，相互监督，所有媒体都是自由的。用新闻自由和舆论自由来约束立法问题和执法问题。
草庵：再有就是实行小政府的模式。所谓的小政府，就是民间能够做的事尽量让民间做，减少政府对资源的控制，解除政府对企业的行政管制，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让资源充分地市场化、私有化。
伍凡：有了以上的方法，我想中共就完全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但问题是，中共本身就是利益集团，他能放弃自己的利益而把全中国的百姓利益放在首位吗？我们给胡温出建议，他们能听吗？
草庵：这就是最实际的问题了。不过，我们把我们的意见讲了，他们不听，最后的结果就是被人民抛弃。不过，今天的时间又到了。我们就暂时谈到这里，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再见。
伍凡：再见。(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