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5日訊】人之所以被稱之為萬物之靈，除了因為人有區別於一般動物的智商以外，更因為人懂得對精神財富的追求。政治的產生源於人們對良好社會秩序的渴望，而文學的產生則飽含著人們對超然物外的嚮往。在遙遠的原始社會，雖然生產力極為落後，生產關係也極為簡單，但當時的人們卻已經懂得自覺地去維護社會公正，自覺地遵守社會規則。隨著各個部落的頻繁通婚和經濟交往，在人口增長到一定程度的情況下，新的社會形態開始出現。人們的社會活動也不再僅僅限於農業，文字的初具雛形讓文學逐漸成為社會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推動著社會的文明與進步。
文學和文人的出現標誌著人們生活質的轉變，更奠定了人類主宰世界的文化基礎。在歷史發展的進程中，隨著物質文明的逐步實現，精神領域的需求亦日益增大。作為具有調劑生活、美化生活、感受生活等功能的文學，在21世紀的今天，更是無可爭議地成為了不可或缺的社會生活內容，並同時成為衡量一個社會文明程度的重要尺規。然而，自從宋代科舉考試淪為迎合統治階級的社會活動開始，文人的角色便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改變，加上乾隆時期的文字獄興起以及毛澤東時期的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中國文人的脊樑幾乎已經徹底地被權力所摧折。
二戰之後，世界民主潮流已經浩浩蕩蕩，尚處在極權統治之下的國家，其當政者除了大力推行暴政外，更是把新聞輿論封鎖作為不肯放鬆的項目，以達到愚民和維護專制制度的目的，媒體被壟斷、異見被封殺、自由作家被抓捕或殺害已經成為專制國家的共同特點。民主國家的發展現實證明，只有民主的制度才能保證社會的良性發展、才能保證民眾的應有權利不受剝奪、才能保證文人有暢所欲言的輿論空間。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在社會制度不容樂觀甚至於令人時刻產生恐懼的情況下，文學創作便不得不徘徊于良知與世故的之間，一些文人為了明哲保身而違心寫作，甚至將文學作品作為助紂為虐的工具，對文學和社會的發展起到了相當大的抑制作用，這是很多專制國家的悲哀。面對極權統治者的無形威脅，進行自由創作便需要一種無所畏懼的勇氣和堅定的社會信念。
很多文人的社會責任感缺失與奴性的根深蒂固縱容著專制統治的延續，在文化界幾乎萬馬齊喑的大環境中，文學創作考驗著一個文人的做人良心和職業道德，以及他（她）的社會責任感和創作勇氣，因此，從事自由寫作在現階段具有尤其重要的歷史意義。要想爭取到一勞永逸的言論自由、創作自由、出版自由，生活在極權社會下的文人在弘揚文學的同時，更應該坦然地面對一切阻力和厄運，讓自由寫作去推動社會的民主與發展！
（2007年2月3日）(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