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8日訊】自1980年代以來，共產極權社會就紛紛轉向、政權倒台，也就是向自由民主、自由經濟制度傾斜。蘇聯和東歐諸國過渡的速度較快且徹底，但幾乎同時進行放權讓利改革的中國，卻停留在半吊子自由化的路上徘徊。大致而言，中國的政治民主化沒進展世人皆知，而被稱譽的「經濟崛起」也碰到瓶頸，具體的表現就在2006年10月底中國外匯存底突破1兆美元，高居世界第一，以及2007年2月27日中國股市重挫8.8％，是近十年來單日最大跌幅，進而引發全球股災。
儘管各方有諸多解讀，但根子是「龐大游資氾濫」致金錢泡沫投機遊戲猖獗，應無疑義，追其源頭則是中國經濟自由化緩慢、受阻，其實自由國家也經常因為實施管制、保護政策而出現類似風暴，斑斑史跡足可印證。相比之下，中國經濟體較龐大、體制異常僵硬，最重要的是它在獨樹一幟的「黨文化」下病入膏肓。
表面上，中國改革開放前十年前景看似一片光明，然而產權大師張五常教授早在1981年就提出警告，認為中國很可能走入「以分類管制而界定貪污權利的印度之路」，要再進一步改革「嘎嗄乎其難哉！」於今觀之，張教授不幸而言中。大家或許會問：印度在20世紀末大力改革，如今已蛻變為「躍升中的明珠」，中國難道不能「有為者亦若是？」答案當然是「有可能！」但難度很高，除非中國放棄共產體制成為「民主中國」，這也就是關鍵所在。
回顧1988年9月19日下午，當時的中共總書記、經改主導者趙紫陽總理與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自由經濟大師弗利曼（M. Friedman）對話兩小時，之後弗利曼夫婦聯名寫了一封他倆十多年來沒寫過的「聖誕信」寄給親友，評述趙紫陽為「對這個帶領中國走向較多地依靠市場運作的人，及其智慧，我們有極為良好的印象。他對經濟問題有很深入的認識，而且有決心擴大市場的範圍，願意試驗與學習、虛心地聆聽他人的建議和意見，而此同時，他又要維護共產黨的最高權力—要是他成功的話，這是很妙的技巧了。」
此信重點在最後兩句，隱含「痴人說夢」之意，弗利曼夫婦應有立此信存證的用意，也就在隔年（1989）「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趙紫陽沒能站在「民主改革」的學生這一方，沒能登高一呼讓解放軍槍口轉向，不但他自己從此被卸權、軟禁至死，中國的民主幼苗慘被連根拔起，而堅固的全面性界定貪污權利的分類管制也牢牢生根。追究其因，趙紫陽迷信「黨文化」，走不出「黨文化牢籠」，「要維護共產黨的最高權力」就是赤裸裸答案，由此可見中共的「黨文化」之威力何其強大。為使中國人民、台灣住民，乃至全世界人民免受金融風暴和經濟海嘯無情摧殘，破除中共黨文化讓中國人、乃至全體地球人不受中共黨文化荼毒，讓「民主中國」早日來到是唯一正路。
《大紀元時報》繼「九評共產黨」社論之後，再推出的「解體黨文化」社論，就是了解「中共黨文化」、解體「中共黨文化」、唾棄「中共黨文化」的終南捷徑。關心人類生死存亡的世人，都有必要一睹這本《解體黨文化》。
2007/3/6(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