荊楚:一場以扼殺民族靈魂為目的的現代坑儒運動

——「陽謀」五十年祭

荊楚 (廣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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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2日訊】因為一個不善於總結歷史教訓的民族,是一個沒有長進也沒有出息的民族。

謹以此文祭奠那些在「反右」運動中、遭受長期迫害和虐待致死的無數冤魂!獻給那些遭受長期迫害、今天仍然堅強地活了下來的風雨漂零的靈魂!更獻給那些「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中國看客!——題記

一、幾個必須釐清的基本概念

「反右」是一場扼殺中國人良心和靈魂的運動,它把中國知識份子進行了一次集體的精神和肉體謀殺,把所有中國知識份子進行了一次去勢閹割,是一次抽去國人脊樑骨的「陽謀」。是一段令所有中國人都應該記取的慘痛的歷史教訓。

由於長期的「法西斯語言符號系統」的誤導,在現有的中文環境下,許多基本概念已經產生了很大的混亂。邏輯學上有一條重要的規律——差之毫釐,謬之千里。也就是說,一些基本概念被搞混亂之後,就使整個邏輯推導過程變得毫無意義,也使一些詞彙變得難以使用。所以,在談論這些問題之前,有幾個基本概念需要釐清:

1、筆者原來是用《他們以精神自虐、人格扭曲、靈魂迷失為「秦希斯制 度」獻祭》為題目。初稿寫出來之後,專門徵求一位右派朋友的意見。他閱讀之後,感到這個題目對他們當年遭受的靈魂煎熬、精神折磨、肉體痛苦有調侃之意味。遂改為現在這個《一場以扼殺民族靈魂為目的的現代坑儒運動——「陽謀」五十年祭》。

不管筆者用甚麼題目,文章的脈氣是不好更改了。否則,必須另起爐灶。從本文的氣脈主線來看,這絕不意味著筆者對這些苦難的人們進行嘲諷。恰恰相反,而是通過對當年的社會環境和文化氛圍的還原分析,來討論這一奇特社會現象產生的原因,並對他們抱以深深的同情。

2、所謂秦希斯制度,是許多中國學者的共識,即為毛澤東所說的「秦始皇加馬克思」的一種制度,也是對毛澤東「百代還行秦政制」的一種表述。這個制度揉和了秦始皇的中央集權專制和希特勒的軍國強權,再加上斯大林的血腥恐怖體系之產物。它是人類歷史上對人類最嚴密的控制和奴役的一種制度。也就是今日中共所說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也。在這種空前嚴酷的秦希斯制度下,當年的大部份右派,紛紛以妥協退讓來保全身家性命或後路,這是符合人性的行為,是值得同情的,而不是求全責備。

3、按照中文的一般理解,本文標題中的 「儒」,一般是指知識份子。而所謂的知識份子,我認同俄國和法國學者對「知識份子」一詞的原初定義。即指那些對人類命運和社會未來有終極關懷,對社會弊病有批判精神,對國家和民族前途有責任擔當,對政治腐敗民生黑暗有鞭撻的道德勇氣,有獨立人格,有正義感,有一定的學識素養,能進行獨立思考的人們。

如果把社會比作一艘航行在茫茫大海上的巨輪,知識份子不是船長,但他們時刻站在船頭,警惕地瞭望前面的航程,一旦發現漩渦和暗礁,就拚命地吶喊示警,以免巨輪陷入災難之中。而不是目前這種泛化的概念——即有一定的知識和技能,就統統地泛稱之為知識份子。有一定的知識和技能,也許是一個出色的技術專家,也許是一個優秀的工程師,但絕不是知識份子。

很不幸,這些站在船頭瞭望前程,並拚命吶喊示警的人們,卻被中共當局視為破壞其「安定團結大好局面」的異類,視為洪水猛獸,恨不得除之、驅之、縲紲之而後快。

更為不幸的是,今天中共的九名政治局常委,全都是一些半桶水式的技術專家或工程師之流的貨色。他們缺乏基本的人文素養,缺乏有關人類自由、尊嚴、幸福與社會和諧的基礎知識。只知道手忙腳亂地「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只知道保有特權而攫取特權利益,只知道在腐朽的獨裁專制體制上彌縫補漏。他們駕駛著中國這艘巨輪在茫茫的大海上航行,卻不許知識份子站在船頭吶喊示警,更不能容忍知識份子對其施政指手畫腳。哪怕他們把這艘巨輪駛進毀滅性的漩渦之中,幾乎是一致性的木知木覺。

再打個比喻,讓技術專家和工程師來製造原子彈,這些技術專家和工程師也許對製造原子彈的工藝流程比較熟悉,一般也能忠實地完成任務——把原子彈製造出來。這些僅僅知道忠實完成工作任務、而不管原子彈是用於毀滅人類還是造福人類的技術專家和工程師,不能算作知識份子。只有那些能思考原子彈是用於毀滅人類還是造福人類問題的人們,才能算作知識份子。

4、所謂毛共,是指毛澤東所創立和堅持的、以「公有制」崇拜為基本特徵的馬列原教旨主義的共產黨。鄧小平之後的共產黨,雖然將毛的親信家人一網打盡了,且在實質上完全否定和背叛了毛澤東的馬列原教旨主義,但鄧小平卻要在表面上死死抱著毛澤東的木主牌位,來體現其政權的「合法性」。否則,鄧小平之後的政權,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本文為了將鄧之後的中共政權與毛澤東時代的中共政權相區分,所以用「毛共」來稱呼毛澤東時代的馬列原教旨主義的共產黨。

「毛共」是一個集合體概念,除了毛澤東之外,當然是也包括了劉少奇、鄧小平、彭德懷、林彪、陳伯達等在內的黨政大員。當年的劉少奇、鄧小平、彭德懷等黨政大員,正是「反右」運動的干將和急先鋒。儘管他們後來也遭遇到幾乎與右派一樣的非人迫害,但不能逃避他們喪盡天良、草菅人命的罪責。

特別是鄧小平,由於異常賣力地助紂為虐,因而當胡耀邦為右派平反時,儘管102萬的右派中『注』,沒有一個是罪當其罰,全部是被冤屈的,但鄧小平卻硬著脖筋橫蠻狡辯曰——「反右是完全必要的,只不過不該擴大化罷了」。

5、所謂「陽謀」,是指毛澤東當年面對有人指責——「反右是毛共言而無信、食言而肥的陰謀」時,毛澤東則以「這不是陰謀,而是引蛇出洞的『陽謀』」來蠻橫狡辯。當有人指責毛澤東是暴君、是秦始皇的時候,毛澤東聽後,不但不像歷代昏君、暴君一樣勃然大怒,反而是哈哈大笑著說:「秦始皇才坑了 460個儒,我殺掉的右派,何止46萬!我要超過秦始皇一千倍。你們說的遠遠不夠,還要我自己加以補充……」可見毛澤東的厚黑無恥,可見毛共官僚集團的賣身求榮、助紂為虐,可見黨文化的人性闕如、嗜血冷酷。

二、「中國右派綜合症」

雖然反右在五十年前鳴金收兵了,但「右派」一詞卻被收進了牛津辭典裡——這是中國文化對世界文明的「偉大貢獻」。

當年的毛共,先是誘使和脅迫知識份子向黨和政府提意見,並信誓旦旦地鄭重保證:「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有則改之,無則嘉勉」、「絕不進行秋後算賬」……

當年的知識份子,歷經「思想改造」、「三反」“五反」“鎮反」等殘酷的整人運動後,他們本來已被修理得像驚弓之鳥一樣,始終是膽戰心驚,而不敢說話了。於是各級黨政官僚輪番發動,以「對黨是否真誠」來向他們施壓……而當一些知識份子在不斷「啟發」和施壓下而說了一些意見之後,也被允許刊載在黨控的報刊上,而沒有遭到立即整肅,他們被憋屈得幾乎要窒息的心靈,終於觸發了他們的放言議政……

總體上來說,受時代的局限,受中共單向性宣傳的欺騙和愚弄,他們對共產黨的邪惡本質還缺乏認識。他們在思想上,在感情上,一直對共產黨感恩戴德,並抱有幻想。他們在遭到嚴酷的批鬥過程中,一聽到自己被扣上反黨帽子,就極為反感,而從內心深處不能認同。並真誠期盼共產黨通過他們的意見反饋,來改正缺點和錯誤,把國家治理好。因此,他們當年的大部份言論,確實屬於魯迅所說的——「老爺,您的袍子髒了,請脫下來洗一洗」的範疇。

儘管如此,仍然觸痛了毛共的逆鱗。毛共於是使用了「空前」或許不會「絕後」的「引蛇出洞」的「陽謀」,對這些放言議政者進行秋後算賬的嚴厲整肅。

他一聲「反右」令下,眾多黨政官員紛紛為虎作倀、助紂為虐,紛紛背親賣友、落井下石,唯恐落人之後,影響自己的官帽前途!而眾多的右派們,先前確實有不少人進行反駁和反抗,但隨著精神虐待和人身迫害的一步步升級,到了後來,則幾乎是整體性的以精神自虐、人格自殘和靈魂自戕來保全性命……

當然,在反右過程中,有許許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湧現出來。他們激烈地反抗暴政奴役和非法迫害,反抗這種人妖顛倒、黑白不分的殘酷現實。但由於毛共對媒體的嚴格控制,使人們難獲這些無名英烈。而刊載在媒體上的文字,則是許多知名右派是如何如何地「低頭認罪」文字。如在批判劉冰雁先生的大會上,就有一名不是右派的勇士,他感到這個社會沒有任何希望和光明,於是以當場跳摟自殺來表示抗議等等。

也由於毛共的思想警察、言論特務、出版管制和新聞單向性宣傳制度的異常嚴酷,從而使得許許多多的英雄人物和可歌可泣的事跡,都被湮沒在歷史的塵埃之中。

世人所能看到的,大多是那些當年在國民政府時代豪氣如虹的許多大牌知識份子,雖然敢於點著蔣介石的鼻子開罵,但他們一落到了共產黨的手上,就紛紛作了小媳婦狀,只能俯首帖耳、低眉順眼。連最有骨氣的人,也只能在內心表示不服,但在口頭上卻要老老實實地表示——「認罪伏法」,而不敢對獨裁者有所側目?

當年的世界各國人士,對毛共把中國社會捂得像鐵屋子一樣黑暗的新聞管制體系還缺乏認識,以至當時的世界各國人士,紛紛看不懂這些中國的知識者。他們滿腹迷惘地看著這些中國的精英階層,但看來看去,仍然是一片迷惘。於是在一些著名的西方媒體上,出現這樣一副寓意深刻的眾生圖(漫畫):一邊是各級官僚的兇狠批鬥,一邊是眾右派口中大聲叫喊著:我有罪!我該死!皇恩浩蕩兮!謝吾皇之賜死!

在許多人眼裡,要不是冒出了一個聖女林昭,那麼中國反右的運動,只留下了「白茫茫,大地一片真乾淨」的蒼茫荒涼。

當時,我也老是傻傻的想——假如當年多幾個像林昭一樣的鬚眉丈夫,也許反右運動就不是那麼一種悲慘的結局;假如當年多一些像林昭一樣的勇士,也許林昭也不會當成異類而被虐殺致死;假如沒有在反右運動中將中國的知識份子一網打盡,那麼大躍進之後數千萬人被活活餓死的慘劇就不會發生,文革也不會發生得那麼慘烈持久;假如當年的中共不是把中國捂得像鐵桶一樣黑暗,那麼「斯德哥爾摩綜合症」這個詞彙,就不會在過了幾十年之後才在歐洲出現,而是以「中國右派綜合症」來命名了。這是一個為中華文化增光添彩的歷史「壯舉」,這不是「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的又一個有力佐證麼?

當然,歷史沒有後悔藥吃,歷史也不能假設。

在我深入對反右運動深入分析之後,我對當年右派所遭受的苦難和折磨,也就多了一些理解、同情和寬容。

儘管「反右」運動已過去了整整半個世紀,儘管許多當年的當事人已紛紛作古,今天仍然健在的,也是夕陽暮鼓,風雨飄零,但巨大的精神折磨和心靈戕害,已深深地鐫刻在這一代知識份子的心靈深處,並繼續影響著今天的知識份子的良心責任和道德勇氣。所謂「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也。

歷經痛苦的折磨之後,今天更有少數右派,對中共當局對之施以小恩小惠,就感激涕零。此時,共產黨把長期捆綁在他身上的繩索鬆了鬆,從而使他變得好受了一些,他們竟然是歌功頌德、感恩戴德了起來。於是,這些人一見到別人揭露毛共的罪惡,就痛心疾首,就怒不可遏,就口誅筆伐地為毛文過飾非……

在我所接觸到的一些右派朋友中,他們之中的絕大多數人,直到今天,仍然是小心翼翼、心有餘悸。每當看到像我這樣的後生晚輩像初生牛犢式的放膽言論,便紛紛以過來人的口氣數落和教訓我曰:殷鑒不遠啦!你們年輕人不懂……

我當然明白他們對我的關心和愛護,但我也為他們嚴重的「中國右派綜合症」而心酸和悲涼!

是甚麼原因造成了這種奇特的心理現象?有甚麼樣的神奇力量,讓他們直到今天仍然膽小慎微、心有餘悸?我一直在思考,一直在琢磨……

三、「中國右派綜合症」的成因分析

出現這種「中國右派綜合症」的奇特現象,以筆者淺見,有以下六個層面的原因:

第一,毛共建政之後,只經過短暫的「國民經濟恢復期」,接著就開展了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從而把一切生存資源都「公有化」了。而這個公有化,又以「官僚特權所有制」為實質表現形式。也就是說,中共變私有制為「中共官僚所有制」而已。

眾所周知,私有財產制度的建立,是社會文明的重大進步。尊重他人的勞動成果,是人類社會和諧運轉的最基本的倫理底線。而中共建政之後,認宗西方的馬列邪說,鼓吹通過血腥暴力來獲取政權,漠視人性、人道和人權的普世價值,漠視私有財產制度,其實質就是鼓吹通過暴力攫取他人的勞動成果,來反抗人類的文明進步。

這是因為,私有財產是保障每個人的自由和尊嚴的物質基礎。沒有私有財產這個物質基礎作為保障,人的自由和尊嚴,獨立人格,僅僅是奢談和空想。

經過社會主義改造之後,中國公民的一切政治資源、精神資源、生存資源都牢牢掌握在中共特權官僚集團的手中。真正達到了毛澤東夢寐以求的目標——「聽話的,就給飯吃;不聽話,就不開飯。」從而從精神靈魂上,從物質財富上,完全控制了全國人民。

中共建政之後,還全部砸碎了中國知識份子憑以謀生的文化藝術作品的市場交易體系,如稿酬制度等,而代之以知識份子的各種專業協會制度,並在各種專業協會裡,對這些知識份子發放固定工資。如文聯、作家協會、畫家協會、音樂家協會等等。

當年,這些知識份子看到自己有了旱澇保收的固定收入,心裏很是高興和滿足。但他們卻是在不知不覺之中,就把自己的脖子伸進了共產黨的圈套之中,並一步步被勒緊。共產黨的真實意圖,乃是為了把中國的知識份子全部關進狗籠子裡去,把他們統統地像狗一樣養著。必須搖尾乞憐,才能討得主子的恩賜。必須奴顏媚骨,才能取得憑以養家餬口的那根「骨頭」。

中國的知識份子,雖然有「以天下為己任」的優秀傳統,但在毛共異常酷烈的極權專制制度的奴役控制下,也只能老老實實作犬儒,只能奴顏婢膝地看中共官僚的臉色行事。否則,就失去一切生存資源,變得一無所有。何談獨立思考和批判精神?何談獨立人格和自由思想?從而造成了中共建政之後,我華夏古國幾乎變成了一片精神的荒原、文化的沙漠。

第二,中共建政之後,除了馬上改寫全部歷史、以適應其灌輸馬列邪說、消除民族歷史記憶的需要外,還一環緊扣一環地、在全國建立了一套組織化的社會控制體系。特別是 1953年糧食統購統銷制度建立之後,共產黨幾乎把中國變成了一個集中營。被關押在這個集中營裡面的人,不僅僅是無權無勢的平頭百姓,那些勢焰熏天的中共官僚,也被牢牢地控制在這個龐大的集中營裡。

在這個集中營裡,離開了共產黨的恩賜,就沒有任何生存資源。買糧食,要糧票;穿衣服,要布票;坐車,要介紹信;外出,要路條;住宿,要證明;看病,要醫療證等等。否則,隨時都可以用「現行反革命分子」和「流竄犯」的名義關進大牢。把中國社會控制得嚴嚴實實,讓人們無處可逃,也無處可躲。只能任由專政機器奴役和宰割。

在這樣一種高度組織化控制的社會裏,當年的許多右派,雖然內心不願屈服,但因為慮及到家人今後的悲慘處境,也不得不在口頭上表示認罪和臣服,以爭取獲得當局的「寬大處理」,以改善家人的生活待遇。

第三,中共建政之後,一直汲汲於批判「資產階級的人性論」,汲汲於批判「資產階級的人道觀」,汲汲於建立「黨文化」的思想控制體系,汲汲於強調「黨性」而鼓噪「做黨的馴服工具」等等。

所謂黨性,按照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說法,千言萬語,總歸一句話——那就是「黨叫幹啥就幹啥」。

這樣一種所謂的「黨性」,其實就是奴性和獸性綜合物,是奴性和獸性的新瓶裝舊酒而已。黨要把知識份子打翻在地,你必須把老師和學者(叫「反動學術權威」)等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黨要你父(母)子成仇,你必須父(母)子成仇;黨要你夫妻反目,你必須夫妻反目;黨要你兄弟相殘,你必須兄弟相殘。並在你的尊敬的老師和親人遭受共產黨的殘酷迫害時,卻不能抱以任何同情憐憫之心,而是要你與自己的親人和師長徹底「劃清界限」。否則,就是黨性不強,就必然受到嚴酷的迫害。

經過這種「黨性」的長期強化馴育之後,中國人原有的倫理道德體系被徹底否定了,而建立起一個「一切以黨的需要為轉移」的價值體系。「黨」,幾乎成了一個比上帝還要上帝的抽像怪物。

按照一般人的心理——當一個人處於異常的艱難困苦、疾痛慘怛的絕境下,會情不自禁地在生死抉擇之間徘徊。這時,只要旁人給予些許關愛或語言安慰,就使這個人看到人間的真情和溫暖,就使這個人覺得人間還值得留戀,從而激發了他活下去的勇氣,從而救下了他的一條性命。相反,則促成了他痛下決心,儘快結束自己的生命,以與這個醜陋而冷酷的世界決絕。

經過中共建政之後十多年的「黨文化」的增益和積累,人性和人道的價值早已被酷烈的秦火焚燒一空。在這種情況下,開展反右運動,對於共產黨來說,早已是輕車熟路、駕輕就熟了。

而眾多的右派們(除極少數外),只能面對家人的紛紛背叛,面對親友的紛紛出賣,面對同事或好友的落井下石。他們在這個是非顛倒、人妖不分的冷酷世界上,是顯得那麼的孤立無援!是顯得那樣的煢煢孓立!他們飽經心靈的折磨之後,只能紛紛地繳械投降——我有罪!我該死!

第四,法國大哲學家孟德斯鳩曾曰:「民主政體的統治原則是德行,立憲政體的統治原則是榮譽,專制政體的統治原則是恐怖。」由於中國歷經兩千多年的專制恐怖統治,中國知識份子長期處在恐怖政治的重壓下喘息,只能依附於專制機器上討口飯吃,從而使得生存智慧和保命哲學異常的發達。相對的,而比較缺乏獨立人格,缺乏自由思想,缺乏批判精神,缺乏對真理、正義、良知、美德的執著,缺乏對人的自由與尊嚴的堅守。所以,從嚴格意義上來說,中國的大多數知識份子,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知識份子,最多算是「准知識份子」而已。

在這種生存智慧和保命哲學異常發達的知識份子群體內,人們一直相信「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一直汲汲於「識時務者為俊傑」,一直秉持「世無道則隱」的人生哲學。

在這種「生存智慧和保命哲學異常發達」的人格下,當年的大多數知識份子,一遇上共產黨的橫蠻批鬥,儘管開始試圖抗爭,但經歷一定時間的批鬥折磨之後,就紛紛地以認罪和退讓來保全性命。而少數幾個堅持真理正義、執著道德良知的人,就立即遭到共產黨的肉體殺戮和精神消滅,也就不足為奇了。

第五,由於中國極權專制社會的權力金字塔結構,從而產生了一種維護這種等級秩序的儒家學說。後經宋儒將這種儒家學說進一步引申之後,這就產生了一種「專制理論倫理化,家族倫理專制化」的社會結構。通過這種溫情脈脈的「專制理論倫理化」之後,專制文化深入了中國人的骨髓之中,就很難認同基督文明之「平等」的價值觀。

儒學,從本質上來說,僅僅是一種為人處世的倫理學。而倫理學僅僅是哲學的一個很少分支,根本夠不上哲學的層次,那就更加夠不上信仰層面的資格。但中國人在幾千年儒家文化的強制灌輸下,卻把儒學拔高為信仰層面的東西來信奉。從而產生了一種大謬不然的文化結構。

儒家學說被幾千年強制灌輸之後,孔孟之道就構成了中國人人格的基本元素。墨子提出的「兼愛」的觀念,尚且受到孟子「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的嚴厲指責,何況基督文明的「博愛」之價值觀?

由於基督文明提倡上帝的子民「一律平等」的基本觀念,這就更使深受專制文化熏陶的中國知識份子對其寇仇視之。這就使得基督文明在中國的傳播,僅僅停留在下裡巴人的層面上,而對作為中國社會價值導向的士大夫和縉紳階層,則難以產生任何實質性的影響。

在基督文明的社會氛圍下,知識者皓首窮經地執著真理,探索真相和研究宇宙奧秘,是一種榮耀神的事業。他們的很多形而上思考和探索,雖然在當時看不到它的價值,但在後來卻閃耀出人類智慧的熠熠光輝,照亮了人類的未來和前途,從而為人類文明做出了極大的貢獻。而在基督文明的社會裏,這些皓首窮經地執著於真理探索的人們,也能獲得社會的普遍尊敬。

而在以孔孟之道為文化傳統的中國,孔孟之徒一遇上形而上的問題,就逃避,就繞道走。如「子不語怪力亂神」、「不知生,焉知死?」等等。在以孔孟學說為精神信仰的中國社會裏,要是有人像在基督文明社會中那樣地執著於真理探索和宇宙奧秘的研究,那將被這個社會視為瘋子和異類,而遭到公眾的唾棄。

在一個缺乏基督文明熏陶的國度裡,人們汲汲於「學以致用」,汲汲於「陞官發財」,汲汲於「學得文武藝,售與帝王家」,汲汲於追求自身的「出人頭地」,從而缺乏對真理和正義的執著,缺乏對人類自由與尊嚴的堅守,缺乏對人類命運的終極關懷,缺乏對社會未來、民族前途的形而上思考……從而產生了大量的急功近利的現實主義者,產生了大量的見風使舵的機會主義者。

對於缺乏基督文明熏陶的中國人來說,中國的落後貧窮,確實讓不少中國的先知先覺之士進行了不懈的思索,但他們思索的結果卻是——急功近利地把憲政民主制度視為富國強兵的一種技術手段,而不是把憲政民主制度視為保障人類自由和尊嚴的一種制度設計。

俗話說「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對於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來說,也是如此。

在一個現實主義和機會主義氛圍濃郁的社會裏,人們汲汲於現實利益的考量,而不願對那些關乎社會發展和人類未來作深謀遠慮的形而上思考,那麼就使這個社會、這個民族就始終陷入災難化生存之中,而難以自拔。

在一個現實主義和機會主義氛圍濃郁的社會裏,人們一旦遇到必須在堅持真理、追求正義與保全性命之間作抉擇的時候,人們理所當然地選擇了保全自己的性命,而難以湧現出照亮人類文明的示範人物和閃光事跡,從而難以湧現出堅持真理、執著良知的偉大人格和高貴靈魂。當年的大多數右派,正是處於這樣一種靈魂迷失的處境下,才紛紛妥協退讓,才自虐性地往自己頭上扣屎盆子——我有罪!我該死!

第六,毛共素來是玩弄陰謀手腕的高手。在反右運動中,毛共將那些名震中外的大右派許以優待的條件,誘使他們檢討認錯,繼之在黨控的報刊上大肆宣嚷。從而對全國的小右派產生示範效應,產生了巨大的心理壓力。而眾多小右派看到那些大名鼎鼎的大右派都低頭認罪後,感到自己人輕言微,如果再堅持自己的立場,就會受到更加嚴酷的對待。為謀求自身和家人的退路,只好違心地承認「自己的錯誤」,於是紛紛繳械投降——我有罪!我該死!

以上六個層面原因的綜合,從而把中國社會織成了一張十分嚴密的天羅地網,從而把中國社會變成了一個龐大的古拉格群島,從而使得毛共政權幾乎變成了一架巨大的絞肉機,從而使中國人的良心道德和靈魂智慧統統地被絞殺或窒息,從而使得「反右」運動演化成為一段異常慘痛的歷史悲劇。

四、令人心酸的「反右花絮」

筆者雖未親歷慘烈的反右運動,但通過閱讀有關記錄,心情仍然異常沉重。筆者通過與一些右派朋友交談,所瞭解到的一點「花絮」,非常值得一記。

有人認為——「反右」和「文革」是偶然出現的歷史悲劇。對於這個問題,我很贊同辛灝年教授的觀點——「反右」是毛共這個黨文化膿包的發燒疼痛和灌膿時期,「文革」則是這個黨文化的膿包徹底潰爛的體現。因為毛共一直汲汲於培育黨性,即奴性和獸性,而否定和批判人性、人道、人權的價值觀。從而使得中國社會成為一個一個沒有人性、人道、人權價值的社會,必然導致「反右」“文革」這樣的人道災難屢屢發生。

在這個膿包的生成過程中,大部份中國人都做了「沉默的大多數」,或者是閉眼唸經,或者是跟風盲從。而一部份人為了表現自己,以期受到毛共的提拔重用,於是做了助紂為虐、為虎作倀的幫兇。因此,在反右這個問題上,罪大惡極的當然是毛共,但不能免除普通中國人的罪責,只是罪責大小有所區別而已。

由於毛澤東青年時代「越是半桶水,越是淌得很」的脾性,從而飽受知識界的嘲笑和輕賤,從而激發了他一生蔑視和迫害知識份子的病態心理。但經過大躍進之後的大飢餓災難後,毛澤東只好被迫承認——「老九不能走」。

不過毛澤東心目中的「老九」,僅僅是一些技術專家和工程師之類的人物,而不是真正的知識份子。對於那些具有獨立人格和批判精神的真正的知識份子,毛澤東始終視之為洪水猛獸,視為眼中釘和肉中刺,必慾除之、戮之而後快的。於是毛共建政伊始,就迫不及待地發動了對知識份子的一波波迫害運動。

毛共建政之後的歷次殺人運動,如「劃定階級成分」、「土改」、「鎮反」等等,都由毛澤東拍拍腦袋,先確定一個被殺的比例和人數,然後再分解佈置到各地具體組織實施。從來不理會那些被殺之人是否冤屈?

各地官僚在毛共這個恐怖體系下,為了討得主子的高興或賞識,就變本加厲地大殺特殺。一直殺了個人頭滾滾、血流成河。以體現其「革命性」和「黨性」,以免受到「黨性不強」和「革命性不高」的指責。中共的「革命性」,是取命來的,是敢不敢大肆殺人另一種說法。這就是「奴才比主子更壞」的社會意識土壤。

這次「反右」,照樣是由毛澤東拍拍腦袋,然後確定了一個5%的比例。下層奴才為了在主子面前邀功請賞,乃變本加厲地雷厲風行。實際執行結果,全國被劃成右派的人達到了102萬人之眾,全國右派的總比例達到了20%。有些反右運動的重災區,右派比例竟然高達50~60%。出現這樣大的差異,關鍵取決於單位頭頭對反右運動「是否積極」。

在這種事先確定比例人數、並層層加碼分解落實到具體單位的管理體系下,有的人被劃成「右派」,是因為為了完成上級佈置下來的任務,這些抬頭不見低頭見的同事們只好沒完沒了地「開會討論」和「組織學習」,實在不好意思將任何人劃為右派。正在長久討論的過程中,有一個人尿急得實在憋不住了,只好出去小解。但他小解回來後,右派帽子就給他戴上了。

也有一些人,是主動為單位領導「分憂」,來完成上級規定的劃出右派的「工作任務」,就玩笑著跟頭頭說:「大家都不願意劃,任務怎麼完成?把右派給我好了,儘快結束這沒完沒了開會,以便正常開展工作……」於是他就成了右派了。但他絕對沒有想到:一個無關緊要的「右派」帽子,竟然會造成他後來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悲慘結局。

在反右運動中,除了這 102萬正式右派之外,還有很多無法統計的「不帶帽右派」、「編外右派」、「漏網右派」等等。他們也長期受到歧視或迫害,而飽受二十多年的屈辱悲慘生活。到正式甄別平反之時,很多地方負責官僚竟然敷衍搪塞說:「你們當初就沒有被正式劃上右派,如何去平反昭雪?這沒有依據嘛!」。

毛共素來善於玩弄陰謀伎倆,以欺騙矇蔽國際社會和國內人民。在他們武力征服大陸的過程中,對於那些被俘的國民政府官兵,一方面,他們十分週到地優待那些著名的高級將領,並施以特赦後的高官厚祿,以體現毛共的寬大仁慈,讓國際社會和國內人民產生錯覺,以為中共還是有點人性的,是能夠與之共事合作的……同時又對那些被俘的和原來從抗日戰場退役下來的低下層官兵,以「歷史反革命」進行大肆殺戮。

這一次毛共發動的反右運動,他們照樣是熟車熟路地使用了這種卑劣手段——即對那些著名的大右派,只要他們積極配合毛共的「統戰伎倆」,而低頭認罪,就既不關押也不罷官地優待起來。而對那些沒有多大名氣、且不會引起國際國內關注的小右派,則施行了嚴酷的苦役虐待或非法關押。

當年,廣東有關部門將全省右派送去青海服苦役。二十多年之後,右派終於獲得了平反。於是廣東有關部門急匆匆趕去青海將人接回。但他們到了青海一打聽,竟然沒有一個人活著,全部變成了纍纍屍骨,都被淺淺掩埋在一堆堆「土饅頭」之中。廣東有關人員心有不甘,於是質問青海人:哪怕是留下一個人,我們也好接回去交差嘛!青海人則毫不客氣地回敬廣東人說:當年把他們送來這裡,難道不知道這裡是甚麼地方?

被流放到甘肅的右派,也好不到哪裏去。僅一個夾邊溝農場,就累死、餓死和折磨致死了數千名右派……

經過反右運動的嚴酷整肅之後,剩下的那些沒有被劃成右派的知識份子,也統統被打入了社會的最底層,成了人人喊打的「臭老九」。他們只能低首下心,夾著尾巴做人。從而使抽掉了國人的脊樑骨,砍掉了中國社會的腦袋,以利於共產黨的統治,以利其營造出一種「全國只用一顆腦袋思考」和「一個人發瘋,全民族遭殃」的政治體制。

經過歷次整人運動的一次次逆向淘汰,特別是經過「反右」運動對民族靈魂的扼殺之後,整個中國社會,幾乎只剩下那些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的共產黨官僚和社會群盲。真正實現了毛共夢寐以求的「黨叫幹啥就幹啥」的目標。但隨後爆發的大躍進運動,馬上就讓毛共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在一個既無自然災害、又無人為戰爭的和平時期,竟然餓死了四、五千萬農民。連一貫草菅人命、殘民以逞毛澤東,都被嚇得哭了起來——「怎麼辦哦?中國要出李闖王了!」也令中共政權至今聞之心悸變色,而不敢回顧,也不許人民反思。

五、應該吸取的歷史教訓

中國大眾在「明哲保身、莫談國事」的哲學下,在「各人自掃門前雪,勿管他人瓦上霜」的觀念中,在「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思想裡,眼看著這些社會的良心和民族的精英遭受非法迫害,他們大都做了「沉默的大多數」,或者是跟風盲從,也舉起右手跟著中共官僚胡亂叫喊——打倒、砸爛、踏平、炮轟……但過了不久,這些人就被大批大批地活活餓死,接著又在一波波政治運動之中被一次次的利用和拋棄,始終陷入災難化生存之中。

一個把知識份子打入十八層地獄的社會,一個以「知識越多越反動」為統治宗旨的民族,就是一個沒有靈魂的民族,就是一具行屍走肉。而一個沒有靈魂的民族,反復爆發大躍進、大饑荒、反右、文革、殘害自由信仰者等人間慘劇,是順理成章的邏輯。

通過「反右」這一萬分沉痛的歷史現象,我希望今天的中國人,能從這血淚斑斑的歷史中,能夠學到一些寶貴的歷史教訓——懂得保護我們的社會良心和民族精英,懂得珍視我們這些民族的靈魂,也就是等於珍視和保護了我們自己。而不是甘當麻木不仁的看客,而不是始終抱著「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處世態度,而不是只懂得在極權專制的縫隙中刨抓食物,而不是對自身悲慘生活的境遇徒歎奈何,而不是對腐敗黑暗的政治逆來順受,而不是只滿足於作一名木知木覺的華老栓,或者只滿足於做一名貪婪兇殘的康大叔。

鄧小平說:「忘掉過去,一切向前看」,還說「歷史問題宜粗不宜細」。對於這兩句混賬話,我要堅決地說「不」!因為一個不善於總結歷史教訓的民族,是一個沒有長進也沒有出息的民族。

今天的共產黨當局,用盡一切手段來抹去這斑斑血跡,是為了不讓中國人民知道他們的妖孽本質。

今天的共產黨當局,還想方設法阻撓人民回顧這段悲慘的歷史,是為了讓中國人民在「傷口還在流血、心靈還在流淚」的時候,就變得「一無所有」。把我偉大的民族,變成一個像豬一樣苟活著的木知木覺的民族,以利於他們的反動統治。

慘兮!中國102萬右派!!

傷哉!中國500餘萬「知識份子」!!

悲夫!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中國人民!!!

痛矣!荼毒我民族精神和靈魂的馬列秦火!!!!

註:中共官方一直宣稱是55萬多名右派,但據丁抒先生《陽謀》一書(修訂版)考證,當年胡耀邦看到102多萬右派遭受非人的迫害,害怕公佈出去會對中共政權產生極為負面的政治影響,於是摸摸腦袋,就宣佈為55萬了。@

初稿於民國96年2月6日
定稿於民國96年2月27日

——首發于《人與人權》(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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