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常識識恐懼根源、傳九評、滅中共(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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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24日訊】

我听過紅軍的故事

記得小時候上學的時候,中共邪黨的黨文化教材里,把紅軍寫的紀律嚴明非常好,仿佛真的象鐵軍一樣:什么不拿群眾一針一線;什么不騷扰群眾;什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等等。在所謂御用文人寫的教冊里把紅軍說的天花亂綴,愛民如子。可實際上,听大人講當時所謂紅軍的感人事跡都是騙人的,几乎都是与宣傳的內容相反的。

由于筆者的家鄉离紅軍長征經過的地方比較近,也就知道了許多別人不知道的紅軍當時的實際情況。紅軍在長征的時候,由于是戰敗潰逃,一到哪里可以說就是土匪進村。走到哪里,搶到哪里。紅軍一進村,就分頭跑到老百姓家里,翻箱倒柜的找他們需要的東西,布匹、糧食、銀圓、雞鴨、牛羊豬無一幸免落入他們的口袋。最可笑的是連老百姓夜間用的尿壺、尿盆都被充公成為紅軍的飲食用具。可以說,用尿壺、尿盆做飲食用具的這個飲食習慣也許只有 “偉光正”的紅軍使用過。

由于前行的紅軍把村民的東西搶光,后面經過的紅軍實在沒啥可搶的。于是,它們就把老百姓收割好、堆放在碾麥場的糧食就地取材,直接從堆上卸下來,用火燒了吃,弄的狼籍一片。老百姓對此敢怒不敢言,眼睜睜的看著自己的活命依靠被糟蹋。可以說老百姓對紅軍的所作所為沒有一點好感,更別說歡迎之類的。看看邪党的御用文人寫的啥老百姓怎么愛戴紅軍的文章,真是可笑,你想想誰會愛戴搶劫自己食糧的土匪呢?

相反被中共宣傳工具反面宣傳的國民党的國軍,老百姓的評价比較好。老人說國軍進村時,都是列隊行進,從不讓軍人脫隊單獨行動,而且不准騷扰無辜百姓。即使國軍宿營也要到离村子較遠的野外宿營。

人心就是一杆秤,听老人們講,當時人們分辨紅軍和國軍的方式非常簡單,也比較容易把握,那就是:走路整齊,目不斜視的就是國軍;紀律松散,賊頭賊腦的肯定是紅軍。

細細想想,世間無恥的人或無恥的事很多,但真正能夠和中共的無恥分庭抗禮的還沒有一個,因為中共的無恥,匯集了古今中外的一切邪惡。即便中共邪惡的不能再邪惡,在大庭廣眾之下還要偽裝成正人君子,指責這個違犯道德,譴責那個虐待國民,惟獨自己是永遠的“偉光正”。還有大言不慚的為自己以往的土匪行徑辯解的名句就是:成則為王,敗則為寇。現在看看中共走過的路程,可以說它走到哪里,無恥就發放到哪里。

盡管中共可以篡改歷史欺騙人,可以篡改教冊誤導人,但無論如何改變不了它自己所作所為的真實歷史,是凡和它打過交道的人,是凡見證其無恥卑鄙的人,都不會忘記它流氓無恥的卑劣行徑。

輪回轉世是一個常識

在人生的經歷中經常有這樣的現象,遇到某個人覺得很面熟,很親切,但這輩子确實以前沒見過;有時到了某個地方,覺得一切環境都特別熟悉,很親切,很激動,情不自禁的摸摸這、摸摸那,但确實這輩子還沒有來過。有時見到一個异性,莫名其妙的突然就有了欲望,象是久別的夫妻,強力的裝出鎮定自若的樣子,以免失態,但确實這輩子以前不認識,是不是對方長相就特別出眾使自己心動,但好像也不是那么回事,好生莫明其妙;有不少人看到國軍抗戰的史實記載的時候,沒有任何原因的就突然來了興致,讀了起來,還不自覺的對其中的描述評論一番,有反感的,還有自動就認可的,有時還突然來了情緒,有的是悲嗆,有的是豪气沖天,好像自己曾經身臨其境一樣,但冷靜過來想一想,這輩子跟抗戰毫無關系。

這些奇怪的地方其實一點也不奇怪,人們不識常識了就覺得奇怪了,在中國古代這种現象是一個几乎人人都懂得的常識,那就是—輪回轉世。輪回轉世就成就了一個字—“緣”,“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識”卻是真諦。

法律到底是個什么東西?

法律過去叫王法,非常簡單,沒有現在這么多的條款。起初是為了對百姓好而設置法律,絕對不是為了法律而法律,對百姓好在上,法律在下,因此在處理事情的時候是以善為基准的,非常靈活的。能自動對百姓好的,就根本用不著用法律來處理問題,不能自動對百姓好的,就用法律來讓其對百姓好。

后來,人越來越自私,對百姓好這一個前提就忘了,變成基于對自己好,而限制別人的思維方式來制定法律了,做事呆板冷酷,以“堅持法律”作為給自己某私利的幌子及擋箭牌,對百姓使用障眼法,法律就變成了現在的障眼法。有不少法官、律師被權勢者及富翁們利用而變成了障眼法机器人,成了某些當權者及有錢人的槍,使障眼法進一步變成了子彈。

當法律墮落到子彈這個地步的時候,其壽命也將終結了。可以斷定的是,隨著人們越來越識常識,越來越覺醒,越來越不允許別人用法律為幌子對自己進行無端迫害,絕大多數的法律條文在不久的將來將被徹底廢棄。

一些中國人為什么在中共面前會恐懼?

恐懼的原因是害怕中共卡自己的工作、錢、糧,更本質上一點,是因為思想上沒有一個會引起大眾共鳴的依靠,孤單無助,如果有一個強大的思想上的依靠,誰也不會懼怕中共。這個強大的會引起大眾共鳴的依靠就是常識。

如果每一個中國人都有常識:

“為了對百姓好才設置政府的,否則不設置政府,政府是不一定要存在的,是為了對百姓好而設置政府,而不是為了設置政府而設置政府,不是說誰打仗打胜了就說了算,打仗打胜了,即使成立了政府,但對百姓不好,也要堅決廢掉!是為了對百姓好才設置媒体、錢、人事、官、法律的,不是為了設置媒体、錢、人事、官、法律而設置媒体、錢、人事、官、法律”。

“任何政府或個人沒有資格用卡工作、錢、糧的方式強制管治別人的大腦,政府或個人對別人的大腦沒有管轄權”。

“一個政府拿老百姓交的稅、錢、糧是因為對老百姓做了好事,絕對不是因為是個政府,對老百姓不好的政府,老 百姓可以不給其交什么稅、錢、糧”。

中共對中國人最坏,是沒有任何資格拿老百姓的錢、糧的,老百姓被中共恐怖壓迫當了六十年(1946—2006)的冤大頭。

中國人的常識多起來了,就理直了,就開始气壯了,當然就越來越理直气壯了,就越來越膽大了,恐懼感就越來越沒有了,就沒有懼怕中共的概念了。

權痞子周恩來是怎么當上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的?

中國在近代有三大權痞子,第一權痞子為毛澤東,第二權痞子為周恩來,第三權痞子為江澤民。這三個家伙都是為了自己的權力而活著的,沒有了權力它們會很快死掉。

我們談一談周恩來是怎么當上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的。

周恩來此前無德無能,沒有任何像樣的功績,怎么突然間就當上了地位僅次于蔣介石的第二號人物,此是不合常識的。

原來,孫中山建黃埔軍校拿了蘇共的錢,蘇共后來派到中國協助孫中山訓練軍隊、建立黃埔軍校的鮑羅廷掌握了黃埔軍校的大權。

周恩來早在法國及德國以勤工儉學為名進行地下活動時就成為中共特務組織的創始人,并成為共產第三國際執委書記、斯大林密友、世界共產党情報局頭子季米特諾夫的親信,周恩來利用旅歐中共支部,建立了以他為首的幫派体系。對第三國際來說,周恩來可以成為操縱中共的工具,而對中共來說,周是第三國際的代表。當時中共完全受莫斯科和第三國際控制,他們的眼光賞識誰,誰就能在中共占据要津,而不是真的憑什么能耐,這己是公開的秘密,就連中共邪黨黨史也無法遮掩這一事實。

一九二四年,周恩來從法國途經莫斯科返國,為了利用周恩來操縱中共,季米特諾夫特地為周寫了一封推荐信給鮑羅廷,后來鮑羅廷一見此信,二話不說,便任命周恩來為政治部主任,并授中將軍銜給了這位從未上過戰場的中共特務組織頭子。

這就是周恩來當上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的由來。

上古時期大禹治水遇小人、大人國的故事

在上古時期由于地殼變動,中原到處洪水泛濫,圣人大禹受舜的推荐代父治理天下洪水,期間遇到了很多惊心動魄的事,這其中就有小人、大人國的故事。在民國時期鐘毓龍 先生的作品<<上古秘史>>中有极其生動的描述,以下引述該書第一百二十八回:“禹歷小人大人國 ,有蜮山遭遇水弩”中的一個片段,“文命”是大禹治水成功之前所用的名字,“大禹”為圣人舜在文命完成治水之后所賜正名:

“次日,文命等依舊前進。到了一座島上,只見樹木陰翳,山石峨峨,走了許久,不見人影。真窺道:“想來是個無人島了。”言未說完,橫革大叫:“稀奇!”飛也似的向前面赶去。大家都莫名其妙,一齊跟過去。只見橫革從林中出來,捉著一物,仔細一看,原來是個极小的小人,眉目口鼻手足無不齊備,仿佛如孩童的玩具一般,估計起來,不過八九寸,然而已不能動了。”

之交道:“且放他在地上,看他如何。”橫革依言將那小人放在地上,然而仍舊不動。文命道:“我們且到林中,再尋尋看。”大家到了林中果然發現了許多小屋,都是用小石小木搭架堆疊,有高有低,有小有大,高大的不過五六尺周圍,低小的不過三四尺周圍,但是仍無人影。

郭支跑到那小屋邊鞠躬下去,向那小門中一張,只見有許多小人都躲在里面,仿佛畏懼之极似的。郭支一時好奇心切,就用手將他的屋頂揭開,大家過來向下一看,只見那些小人真畏懼极了,有的伏在暗陬,有的躲在小几小案之下。那几案等卻亦制造得非常玲瓏小巧。有几個比較長大的人,則跪在地上,連連磕頭,發出极細的聲音,似乎祈禱的樣子。文命看了不忍,便叫郭支依舊將他的屋頂蓋好,不要再去嚇他們。

一路轉出林中,低頭細細察看,才知道他們在樹林中亦有筑好的道路,更有泄水的溝,還有种植的田畝。后來又發現一柄刀,長不及半寸,是用小石磨成。后來又發現一個儲藏食物的器具,是個貝殼,其中滿盛著螞蟻和螞蟻的子,想來就是他們的食料。走到原處,只見那剛才被捉的小人仍舊躺著不動,大約已經嚇死了,大家深為惋惜。于是重复上黿鼉之背,向前進行。

路上又談起剛才那小人,伯益道:“我從前看過一种書,書上載著東北极有小人國,其長九寸,照剛才那些小人看來,或者就是小人之類,亦未可知。”郭支道:“剛才我很想多捉他几個,拿回去養起來,倒是一個好玩意儿。”

伯益道:“我在古書上亦曾看到一段故事。從前有人飄海,遇到這种小人,居然捉了一個全家回去,照他們房屋的式樣,造起來給他們住,到也相安。后來有一天,偶然揭起他們的屋頂,來窺探他們的動靜,哪知一對小夫妻正在那里行夫妻之事。那人見所未見,就注目細觀。不料那一對小夫妻竟走起來雙雙自殺,仿佛因羞忿而自盡。后來其餘的小人亦逐漸死去,不留一個,是否因痛悼的原故,不得而知。然而他們有气性,有情感,一切和我們無异,可以想見了。”

過了一日,大眾又走到一處,只見許多白發老翁共乘一船。到海岸之邊,剛要上岸,仔細一看,他們生得非常之長大,坐在船內高出于船唇尚在二丈內外,那么站將起來,想總有三四丈光景。大家暗想:“不要又遇到長人國嗎?”這時船中許多老翁都已上岸,但是他們的上岸与尋常人不同,個個腳下多擁護著白云,覺得云气一動,他們就冉冉而升。后來他們一齊向里面前進,亦但見白云飛動,并不見他們的兩腳,大家甚為詫异。國哀竟猜他們是仙人。

那時黿鼉等亦一齊到岸,大家就登陸跟蹤而進。轉過森林,只見有許多白發長人張刀挾矢,在那里射獵禽獸。細看過去,身材之高大和腳下之白云都与剛才所見者相同。再看他所挾的箭,僅僅一個鐵鏃,約在七尺內外,殊可惊駭。

文命等再向前進,漸漸見崇宏的房屋,其高度總在三十丈以上,門戶之高,亦總有六丈以上。再一邊望,只見前面一座高山,山上人多如蟻,仿佛若甚熱鬧。文命等便一徑向高山而行,才知道是個商市,百貨駢集,衣服器具,無不悉有,而無項不大。一個盛羹湯的盤盂,可以做尋常人澡身的浴盆,一雙吃飯的筷子,可以做尋常人晒衣的晾竿,其他無不類此,真所謂洋洋大觀了。

那做貿易的商人都是張著他的兩只大耳,蹲踞在地,以等待買主。最奇怪的,從上岸到市上,一路所遇的人,男男女女何止千百,然而沒有一個不是白發盈頭。更奇怪的,這些遇見的男男女女,几千百人,沒有一個見了文命等覺得詫异,而來詢問。是否因為生得太高了,沒有看見文命等;或雖則已看見,而瞧不起文命等的侏儒,因此不來詢問,均不得而知。然而文命等則忍不住了,找了一個蹲踞在地上的商人比較低矮,可以談話些,就問他道:“貴國是大人國嗎?”

那商人雖則蹲踞在那里,但是還要比文命等高到許多。看見文命等過來問他,他便將身子再俯倒些,答道:“我們是大人國。這里就叫大人之市,大人之堂。你們是來買物件的嗎?要買物件請說。但是我們大人的物件你們小人等用不著呢。”文命連聲道:“不是不是。我們從中華大唐万里浮海而來,經過貴國,考求風俗,要請賜教,不知道可以嗎?”那商人道:“我們大人和你們這班人談話真是吃力不過。几年前有几個鄰國人到此地來,我們因地主之宜,不能不招呼他。然而彎腰曲背,招呼了一日,個個背疼腰酸,疲乏不胜。后來我們決定:無論何國人來,一概不招待,听其游行自便。所以今日你要問我話,一言兩語,總可以答复你;多了,恕不答复。”

文命听了,止能擇要而問道:“貴國人多是老翁,沒有少年,是什么原故?”那人道:“你所問的是形体上的老,還是年歲上的老?”文命道:“是形体上的老。貴國人個個都是白發,沒有一個黑頭,是什么原故?”那人道:“這亦不知道是什么原故。不過我們這里不但現在個個如此,而且歷來如此。据我們老輩到別國去考察過的人回來說,別國的人在他母親怀里不到十個月,就生產了,我們這里要在母親怀里三十六年方才生產,或者就是這個原故。”正說到此,有人來向他購物,那人就將身軀站起,高不可攀。再問他,亦不答了。”

法輪功創始人在<<北美巡回講法>>一文中提到了歷史上的大人、中人、小人的事,當時很多人很震惊,有點不太相信,但從大禹治水期間所遇到的大人、小人國的事情來看,卻是很自然的。

洞穿毛澤東的瘋話—<<沁園春。雪>>

毛澤東的<<沁園春。雪>>其實不是毛澤東作的,而是胡喬木作的。這篇所謂的“大作”在六十年代曾被毛澤東當年在湖南第一師范的同學白瑜戲稱為:“全是瘋話”、 “其實毛澤東沒有思想,全是怪想。”

其實,<<沁園春。雪>>通篇是雙腳离地的權力欲的空想,是瘋子在胡言亂語,里面 沒有一絲一毫的生產,對工農沒有一絲一毫的實惠,對偉人評价的基准更是一竅不 通。識常識和懂生產是百姓獲取一切實惠的基礎,在這兩點上毛澤東都是人渣,渣滓還談什么“風流”。最后那一句應該修正為:“俱往矣,數人間渣滓,還看丫挺的毛邪!”

中共吹噓的毛澤東的“大作”里面除了個人權力外什么也沒有,以此你就可以看穿中共党魁一切是為了自己個人的權力活著的,對生產一竅不通。在中共竊取中國大陸之前就可以預見: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共党魁毛澤東的個人權力爭斗第一,不但要抓牢党內的個人權力,還想抓住在共產國際的個人權力,一切圍繞党魁毛澤東在國內外的個人權力欲望運轉,其次党魁及特權階層的搶劫錢糧第一,工農貧窮第一。

一九四五年十月,當毛澤東的<<沁園春。雪>>在重慶的中共喉舌“新華日報”上出籠了之后,能從中洞穿中共及毛澤東是以絕對自私為原則的,是為個人的權力而瘋癲的,在一九四九年左右,能方便走動的,想必都應該去了香港、台灣、美國等地。

唐太宗的貞觀之治開創舉世文明的大唐盛世,生產高度發達,一片繁榮昌盛的景象,來大唐經商及學習文化的老外絡繹不絕,那是堂堂正正的世界中心之國,唐太宗證明了中國這個偉大的名字!宋朝時,全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最高峰時期竟占全世界的百分之八十;清朝的康乾盛世時期,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仍占全世界的百分之五十,他們都證明了中國—世界中心之國這一偉大稱號之名符其實。

中共竊取中國大陸的一九四九年,由于戰爭,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占全世界的百分之五點七,而到了几十年后一九七八年﹐僅佔可憐的百分之一點八﹐就是到了中共胡吹亂吹的二○○三年,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也僅占全世界的還不到百分之四,“中國”這兩個字已經被中共糟踐成了“邊緣小國”。那中國的版圖原來是丰碩的,由于蘇共的傀儡中共毛澤東賣國奪權,公開支持蘇共搞的外蒙獨立(實際上是蘇共將外蒙間接划入自己的版圖),導致外蒙在中國版圖中被宰割了出去,變成了一只凹陷的瘦雞,賣國賊毛邪還恬不知恥的稱“雄雞一唱天下白”,實際上是“瘦雞哀鳴天下黑!”

中共的党魁們是一群中了權力鴉片魔的權力大煙鬼

中共的党魁們,無論是毛澤東、鄧小平還是江爛蛤蟆,沒有一個無神論者,它們只是在權力与神之間選擇了權力而已。當它們的權力沒有受到威脅的時候,它們不是無神論者,而當它們的權力受到威脅的時候,它們會選擇權力,為權力而死,而將傳統文化拋到腦后。它們宣傳“無神論”是為了讓別人不信神,而信它們這些不稱神的自封神。而對于它們自己,則不受“無神論”制約,“有神或無神”是隨“權力”而用的,隨時變更的。

談起“迷信”也是一樣,這些党魁沒有一個不迷信者,它們只是在權力与“迷信”之間選擇了權力而已。當它們的權力沒有受到威脅的時候,它們是有相當迷信的迷信者,而當它們的權力受到威脅的時候,它們會選擇權力,為權力而死,而將一切約束拋到腦后。 它們說這也是迷信,那也是迷信,是為了讓別人不迷信其他,而只迷信它們。而對于它們自己,則不受“迷信”制約,“迷信或不迷信”是隨“權力”而用的,隨時變更的。

談起“主義”來就更是個笑話了,這些党魁沒有一個信“主義”的,宣傳“主義”是為了玩個人私活的方便,是個人抓權及衛權的方便。“主義”能搜羅來一批當槍使的党徒、嘍羅,能掩蓋為權而耍邪術的邪惡、肮臟、丑陋、殘酷、野蠻。

中共党魁們是一群因迷信邪惡的“人不為己,天誅地滅”而中了權力鴉片魔的權力大煙鬼!

如何洞穿一個政府說的話是真的,還是假的?

私心大的人說的話大部分是假的,私心小的人說的話真的東西多一些。

在人間,一個政府的私欲是通過收稅來實現的。

有一個常識,任何設置出來的東西都是以對眾生好為前提的,假如設置出來的東西已經做不到對眾生好了,那就要廢掉。“王法”、“法律”、“國王”、“政府”都是一樣的。你不要認為“王法”、“法律”、“國王”、“政府”無論如何對眾生坏都應該存在,根本沒那回事!

一個政府干什么事情不通過收稅來實現,那就是最無私的,說的話多數應該是真的。

一個政府對工農收稅收的少,就是私心比較小的,說的話真的東西多一些。
一個政府對工農收稅收的多,都使工農吃不飽肚子了,就是私心比較大的,說的話真的東西极少。
一個政府對工農收稅收的多,多到都餓死人了,就是私心比較大的,說的話絕大多數都是假的。
一個政府對工農收稅收的多,多到餓蜉遍野,餓死也要交錢糧,那就走到了為私的极限,說的話統統都是假的。

毛澤東為了個人做亞洲的斯大林,為了個人當共產國際的第二號人物,讓人們勒緊褲腰帶也要出口糧食及肉類換高尖端武器、造原子彈,以便個人在共產國際說話有份量,這統統都是讓中國勞動人民為毛澤東的個人權力服務,自私到了极點。在大餓死人的一九五九至一九六○年還出口了六百多万噸糧食,這些糧食如果給農民吃絕對不會餓死一個人,期間中共的干部在毛澤東的命令下掘地三尺也要把農民隱藏起來的糧食挖出來交上去,在中共和毛澤東的眼中沒有生命的概念,只有自己的權力,三年間餓死了農民三千多万人。

這就已經證明,中共走到了為私的极限,因此中共說的任何話都是假的,中共編的歷史都是假的。自然,中共說台灣人生活苦的很,如何如何“吃香蕉皮”,美國的大街上如何發生槍戰,象電影一樣恐怖、不安全,六四暴徒們燒軍車(實際是當兵的穿便衣縱火),法輪功如何如何,高智晟如何如何等等就都是假的。你甚至不需要別人跟你講實際情況到底是什么,就能知道中共說的都是假的,真實的情況應該是:

台灣人生活比大陸強多了,美國比中國安全多了,六四軍車被燒是中共干的、學生們的正義行動很好很好,法輪功很好很好,高智晟對中國人很厚道、很好很好。

中共頭子們丑行趣談

每逢中共頭子們要在廬山召開重要會議,整座廬山就被部隊辟為軍事禁區而封山閉路。整個會議期間,住在山上的老百姓不能下山,住在山下的老百姓也不能上山,這些升斗小民想和中共頭子們來個共產、來個平均那是万万不可能的。

不僅升斗小民遭殃,那廬山管理局的工作人員更慘。他們必須想盡一切辦法,給中共頭子們准備五花八門、違背時令的食品。這些中共頭子,有的暑天七月要吃黃牙白,有的八月要喝冬瓜湯,有的要吃稻田里的泥鰍黃鱔,有的要吃鄱陽湖里的烏龜王八,有的要吃山林里的山雞野味,有的要吃溪澗溝渠里青蛙蛇肉,…,有的喜歡小碗小碟、精料細作,有的喜歡整雞整魚,大吃大嚼,有的…,真是五花八門。

有一次,中共少林寺出身的頭子許世友上山避暑,廬山賓館的一級廚師使出渾身解數,精心制作了一桌子小碗小碟、精料細作的佳肴,大師傅本想許世友會對自己的努力大加贊揚,說聲謝謝,讓升斗小民也心里有個安慰。誰知,那許世友一進屋看到那小碗小碟便勃然大怒,一揮手就將那佳肴打的屁滾尿流,小碗小碟也蹦到地上見了閻王,大聲怒罵:“你們這是喂貓呀!”。身邊的秘書赶緊給嚇坏了的賓館負責人解釋,意思是說許軍頭喜歡享用整雞整鴨整魚,吃大餐,負責人只得赶緊讓那早已嚇的哆哆嗦嗦的大廚師准備。

中共第二號頭子朱德几次來廬山都是在七、八月份,他的飲食規定是中餐和晚餐都要吃一個新鮮的蒸紅薯。七、八月份,到哪去找紅薯呀,那廬山賓館的負責人只得請那有關部門派專机去東北運來,那紅薯被一路顛簸,精疲力盡、遍体鱗傷才到了廬山,飛机運費得花多少錢呀,朱德又不是不知道七、八月份紅薯難得,他是故意賣關子,這就是那“儉朴”的朱德。

中共的另一頭子陳云,行為更是陰暗怪誕,每一次廬山上的大師傅將費盡心血做成的丰碩成果端到陳云面前時,陳云總是將筷子遞給大師傅,讓他吃第一口,起初大師傅感激涕零,以為是對自己的這個工人階級一分子的尊重,后來發現根本不是那么回事,這些大師傅被羞辱的要哭,卻又不敢哭。

中共的第三號頭子周恩來每一次上廬山,都要專門從上海錦江飯店帶來做法國菜的名廚,周恩來對菜點最講究最嚴格,他規定每道菜須在上席前的三分鐘才可下鍋,還要精料細做。飯后,周恩來和鄧穎超端著玻璃杯給為他們夫婦貢獻力量的大廚們“敬酒”,并對他們進行“教育”:“當廚師也是為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做貢獻,都是為人民服務,…。”

中共的“憲法”、“法律”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我們已經論述了,按收稅的多少就可以判定一個政府(党派)私心的大小,走到用“暴力+耍邪術”來收稅這個地步,那就走到了為私的极限,那就是以絕對自私為原則了,中共的党魁除了追求及保個人的權力外,什么都沒有!

因此,中共的党魁們從過去到現在都是一樣的,誰也不相信憲法,誰也不相信法律,誰也不用憲法,誰也不用法律。“憲法”、“法律”只是一种擋箭牌,只是用在別人那的,根本不用在自己這的。

當誰威脅到了自己權力的時候,它們根本不會想到還有什么“憲法”、“法律”,而是以最快的速度利用螻羅將對方消滅掉,為了掩蓋消滅對方所采用手段的野蠻、殘酷、邪惡,“憲法”及“法律”往往充當著能被用來給對方扣上一頂大帽子的角色。例如:“反党”、“破坏國家穩定”、“与境外反華勢力相勾結”、“腐敗分子”等等都是經常被中共党魁們使用的。

當威脅不到自己權力的時候,“憲法”、“法律”是用來標榜:“我不是無法無天的!”

人間為什么有一個東西叫做“無神論”?

其實,這些人并不是不相信有神,而是不相信有自己之外的神。

在現在這個社會里,每一個人,不管是成功不成功,不管是富裕還是不富裕,不管是陽春白雪還是三教九流,不管是超凡脫俗還是俗不可耐,不管是人生順利還是挫折百出,不管是嘴上謙虛還是狂妄自大,90%以上的人都會認為自己是神,是一朵花,雖然很少有人在大庭廣眾之下公開聲明自己是神,公開聲明自己會犯錯。既然相信自己是神,那當然就不相信有別的什么神了。

但若你問誰:你認為自己是神,那為什么你連對自己好都做不到呢?他又不想面對這個問題了。

“党、國家、民族、主義、產”是干什么用的?

中共用“暴力+耍邪術”來強制性的高額收稅,党魁的私欲就走到了為私的极限,一切行為均為了党魁及特權階層,一絲一毫都絕對不是為了老百姓。那“党、國家、民族、主義、產”是干什么用的呢?

其實,“党”這個字打從地球上出現,就從來沒有一個党徒相信什么“党”的,中共的党魁自然也不例外,從來沒有一個相信什么“共產党”的,“共產党”只是一個招牌,人极端自私,欲望及貪婪之心极大,通過自己來實現自己為私的無邊欲望是不可能的,就要通過“党、國家、民族、主義、產”等幌子形式引誘招來一批螻羅,利用這些螻羅來實現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在驅動這些螻羅或者鏟除威脅自己私欲的党內同伙的時候,還要隱蔽自己為私的無邊欲望,用“為了党、國家、民族、主義、產”等等的幌子來來發號施令,這是第一層掩蓋。廣有螻羅還不行,還必須將百姓騙住,讓老百姓在自己每一次行動中只看到“党、國家、民族、主義、產”,而看不到自己為私的無邊欲望、貪婪、肮臟、邪惡、野蠻的真正的人渣---自己,此時“党、國家、民族、主義、產”充當著第二層掩蓋的角色。

江XX及中共為什么相互利用迫害法輪功呢?就是因為害怕學法輪功的人多了,法輪功學員那“一碗涼水看到底”的識邪本領會將江XX及中共一眼看穿,使江XX及中共特權階層失去自己的權力市場。江XX及中共相互利用迫害法輪功除了為了保自己的權外,什么也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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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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