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29日訊】(希望之聲記者齊月播報)今年是中共發動《反右運動》五十週年。五十年前，中共玩弄陰險、狡詐、毒辣的權謀，摧殘了中國數以百萬知識精英，更使其中許多人死於非命。《反右運動》所涉及的面之廣，人之多、時間之長以及中共所表現出的邪毒都是駭人聽聞的。對此，希望之聲記者蔡紅採訪了各方面的專家、學者，其中包括歷史學家、政治評論家、作家以及當年《反右運動》的見證人。通過翔實的史料，我們將共同回顧那泣血的歲月。連接收聽
2007年為反右運動五十週年，在北京由當年的六十一名在世的被劃為右派人士聯署公開信，要求中共正式公開道歉，明確宣佈反右運動的錯誤，並非「擴大化」而堅持反右正確之謬誤，並予以賠償，並開放反右之「言論禁區」，提供反思歷史空間，該公開信由前北京市公安局幹部任眾為召集人。
在這封公開信上簽名的包括當年著名的大右派林希翎，著名媒體工作者戴煌，劉衡，鍾沛璋，科學家茅於軾，許良英等。
前《人民日報》高級記者劉衡在對記者談到五十年後的今天為什麼仍然提出要求賠償和道歉時說，這是應該的。因為我們右派在政治運動中是受害最大的，時間是最長的。這段歷史不能夠抹掉。現在大家都不知道這個事情了，年輕人都不知道。當局要把這個事情抹掉，這個事情是抹不掉的，咱們應該接受歷史教訓。我們過去就是因為沒有接受歷史教訓，所以就一連發生了好多這種運動。
公開信的召集人任眾對此表示，其實在我們心底是由來已久，因為壓在心裏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劃右的時候，都是20，30歲的人，最小的還有不到20歲的人。當時就是因為它讓我們給提意見，我們作為真誠的對國家負責任，來提了一些意見。沒想到提意見以後成了「終身的罪惡」，這樣對我們來說太不公平了。我們是善意的，按照中國古話講就是「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我們就是本著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這種精神來修正國家或者某種體制和環節上的一些錯誤，提出一些意見。我們的意見只不過是建議和意見，我們就被懲罰了五十年都不能徹底解脫的陰影，造成我們心裏太痛苦了。我們每個人都感覺人格和自尊受到屈辱。這樣呢，不是我們現在才想起來做，而是很早就想做的。可是那時候，在毛澤東的時代，如果說誰能聯名上訴書，大概會有死的危險。也確實是這樣，如果聯名上書說我是冤枉的，要求平反，重新甄別。這可能作為一種反革命集團似的，它可以消滅你。那時候危險太大，特別是毛澤東搞階級鬥爭，搞了幾十年，不允許有不同意見，所以那時候不是說沒有人說，就是有人不敢聯合。不聯合，敢個人去反映，一是沒有力量，二是也很危險。
燕□符1954 年考入北京大學物理系，1957年因為大字報《怎麼辦──對這次運動及其前途的看法》被打成學生右派。在文章裡面，我提出來，所謂大救星，人民恩人，這種提法是不對的，就是對毛澤東的特殊地位提出質疑。要求從法律上，組織制度上，確立人民民主權利。我就寫這麼一篇文章，就因為這個被打為右派。這個事情就非常自然啦，中國辛亥革命這麼多年了，他怎麼成了救世主了？看看這些事情怎麼不應該說清楚？我們說這些事，不僅是要恢復歷史真相，還我們自己以清白。還有很重要的現實意義。
當年著名的大右派並且是目前唯一活著沒有摘帽的右派林希翎認為，這個夢想我早就破滅了。像我們這批人，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一個一個時代都會產生出我們這樣的人來。到現在你沒有開放黨禁，沒有開放報禁，還對現在這些批評的不同政見的還繼續在鎮壓，怎麼會向過去的道歉，是一貫的嘛。想要看到對反右要道歉，要平反，你可以提這個要求，但可能性我看不到。我是唯一一個活著的不能改正的右派，我根本對他們不抱任何希望。因為毛澤東他們把我打成右派的代表人物，我的案件有株連了千千萬萬，在國內的環境裡他們要提出那些要求，打電話問我，那好吧，簽上名吧，這個代表就代表到底了，但是有多少作用我真不抱什麼希望。
劉衡認為，現在看來，當局還是把我們的意見置之不理，現在他們還不肯這麼做呵。那我們還是要喊。過去我一人個喊，現在這麼多人我也要喊。你做不做是你，反正我們要喊。喊的人多總是有所作用。我們還要繼續喊叫。現在好多話還是不能說，右派的事情不能說，文革的事情不能說，六四的事情不能說。很多老百姓都憋著氣呀。這樣這個國家就沒有希望。
任眾認為，我們覺得我們仍然有這種責任，不單單是對社會的責任，而且是對下一代的，對歷史負責任的一種精神，才提出來的。這就是我們幾乎所有人的思想的一種觀念。就要再一次的向黨中央，國務院，人大常委會，提出我們這種要求平反的訴求。這確實是應該給我們解決的。如果不解決，不是我們痛苦一生，這倒無所謂。可是在中國歷史上，這筆你不可過去的。將來人民怎麼去交待，現在年輕人根本不知道這件事情，這就是非常遺憾的了。還有我們這些老年人，都覺得對社會還有一種責任。因為現在社會向錢看的腐化，墮落的腐敗的思潮影響到社會各個方面了。人們的社會道德可以說是很敗壞了，我們覺得這個因該從根本上解決的時候，也能夠把社會道德也提起來，就是叫人們重視精神上的文明。其實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因該建立和諧的，不像毛澤東那時候一來就搞階級鬥爭。本來相處很好的關係，他來就搞階級鬥爭插進去。這樣一種混亂的局面，造成後來這麼多的惡果。所以我們真的感覺，雖然我們年歲很大了，對這個社會還是抱有責任，還是愛護這個社會的，我們才這樣提出來。
燕□符對此說道，我們現在一定要說話，還是有一份社會責任的。別看現在的年輕人呵，你看孔慶東是北大的副教授，他都不瞭解。他還是錢理群的學生。錢理群其實 56年是北大的學生在校學生。他是參加了北大的反右的。他應該有所瞭解。即便那時候不瞭解，他後來不是專攻1957年學嗎？他把我們這幾十萬人的血淚史來當成學問來研究。說實在的，我覺得孔慶東所以是這種狀況跟錢理群關係大了。錢理群是他的導師。他教出這樣的學生來。完了孔慶東再去教學生。一次一次誤導了。
林希翎認為，到現在從來我也就是不認罪的嘛，也正因為這樣子，所以我成了鄧小平認為的不能改正的五大右派之一。不久以前呢，我大陸的家人呢也出來傳說，有改正的可能，頻頻給我打電話。結果是弄了半天是人民大學老的領導，他們要給我打報不平。翻案翻了五十年，有什麼用處，就是這個事情，當然你也不能說完全沒有用。時間還長著呢。
林希翎說道，我感到很可悲，很悲哀，不是我個人的悲哀，而是這段歷史，這個民族的悲哀的悲劇。這種悲劇只能在中國，在這個歷史階段產生。所以以前稱我是什麼英雄，我是什麼了不起，我也不敢聽。因為我覺得一個民族還需要英雄需要烈士的名字，是很可悲的。因為我沒有什麼，我只是在那個時代我講了真話，做個人講真話是個本能吧，加上我從小受的教育，不會講假話，因此它不能容忍。整個社會，假大空亂，都習慣講假話，他們都講假話撒慌都，臉不變色心不跳，都這個程度，那我這個講真話它不能容忍那在他們看來也是很自然的。所以現在連章伯鈞的女兒章怡和，那真是個才女呀，她寫的書多好啊，這樣的好書應該得諾貝爾獎金的，它還來查禁呢。我覺得跟這些整人的人、吃人的人跟它們對話，我覺得不是什麼對牛彈琴，是對狼彈琴，對狗彈琴沒用，我已經是很失望了。但是呢，這段歷史它是抹不去的，拚命想抹去，但歷史怎麼能抹得了呢？我想一百年，多少年以後考古學家考出來還是要談論的。
三月初，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出了《關於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問題的若干意見》的文件，對於賠償和道歉的訴求、要求等，以堅持「向前看」的原則以避之。那麼，中共政權究竟是在經濟上賠不起呢？還是在政治賠不起？
劉衡認為，最大的阻力還是因為我們這個國家欠債太多了。它怕這個事情一牽起來，引起一連圈的反響。因為欠債太多，現在大家這麼呼籲，呼籲了以後，要是根據大家的意見來解決以下。可是，一些人一些領導它就是不肯這樣做。我也不知道它為什麼這樣。它這樣它就只有自取滅亡吧。
任眾說道，文化大革命當中那些所謂的走資派們，受了衝擊以後不都徹底給平反了，都給補了嗎？那麼，我們這些右派一直在呼籲，呼籲到現在，國家的經濟狀況都很好了，完全可以賠償得起。它在經濟上如果不賠償，也就是在政治體制上還沒有動變。如果它真正給你經濟上補償了，也就是在政治上要給你一個真正的證明，也就是共產黨真正對反右問題，對毛澤東的清算，認識和批判是有一定成果了。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就是對毛澤東所造成的災害還沒有去肅清它，說明體制上沒有變化。所以我們現在訴求必須要有，而且不斷的要求。至於它能不能解決，我們在推動。如果不解決，也不是我們設想不到的。我們希望解決，我們希望特別是政治上能夠穩定下來的一種很好的民主道路能夠創建來。將來不再出現「反右」這種個人說了算的獨裁專制的政治體制。這是我們的目的。
有文章指出，鄧小平堅持反右運動是正確的只是擴大化了這一論點，和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提倡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六四」屠城，只搞經濟改革而不搞政治改革等，應並列為鄧小平的五大歷史性失誤。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是毛澤東犯的嚴重錯誤，但中共至今仍維持它的正確性，說明現今的胡溫政權不可能重新評毛；至今對鄧小平堅持反右運動正確性的錯誤政治結論不進行糾正，說明對鄧小平的五大歷史性錯誤都不可能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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