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30日訊】在眾多貪官與死刑擦肩而過之後，鄭筱萸終於與死神迎面相撞。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以受賄、怠忽職守罪判處鄭筱萸死刑。這一判決滿足了民眾發洩憤怒、怨恨的心理需求，但絲毫無助于抑制官員貪污腐敗的狂潮。
有專家去年曾經提出，廢除貪污腐敗罪死刑。此議一出，立刻遭到民眾、輿論的激烈反對。某網站曾進行網路民意調查，所有接受調查者一致反對該建議，無一人支持。如此一邊倒的輿論傾向，在今天這個利益與意見高度分化的社會，倒也十分罕見。
其實，這種事情一點也不新鮮。自古以來，中國人就格外地痛恨貪官污吏，這是因為，他們所生活的體制向來盛產貪官汙吏，而自己對這些盤剝者又絕對地無計可施。於是，他們只有在心底裏仇恨、詛咒，並且期盼著有人將其全部殺死。或者是皇帝私訪，或者是欽差大臣明鏡高懸，或者是水滸好漢替天行道。所謂“法不嚴，刑不酷，國不寧”，而死刑當然是最嚴厲的刑罰了。
但稍加分析即可發現，死亡的震懾功能遠不像人們想像的那樣大。無論如何，在官員貪污腐敗比較普遍的時代，因此而被被抓住、再被判處死刑，或者被好漢們私刑處死的官員，永遠都只是例外。被抓住算自己倒楣，而沒有被抓住的，卻沒有任何風險。如此死亡的風險，大概還比不上在馬路上遭遇交通事故的死亡概率。所以，死刑儘管聽起來很可怕，但其風險警戒功能其實很小，貪官在瘋狂貪污受賄的時候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因此，嚴刑遠不足以改變官員貪污腐敗的行為模式。不過，每判處一個貪官死刑，尤其是判處高級別官員死刑，民眾的心理會得到相當大程度的滿足，這一點，稍微明智一點的治國者很快就發現了。所以，殺貪官，在歷史上總是呈現出某種週期性特徵。
任何上級政府管理者都必須平衡下屬官員與民眾。一方面，普遍的貪污上級官員自上而下的控制，你的把柄捏在上級手裏，當然對上級言聽計從。所以，上級通常傾向於對下級的貪污腐敗不聞不問。所謂“帶病提拔”，就是這樣道理。但另一方面，一旦民憤積聚到一定程度，上級政府也需要讓民眾情緒有所釋放，殺幾個貪官就是最方便的選擇。這可以給自己增加一些政績分。當然，這就意味著，誰將被判處死刑、誰將躲過死刑，在法律上是不確定的，帶有隨機性。
而且，治國者也會發現，殺貪官可以激起民眾對於自上而下地整治貪污腐敗的希望、信心。民眾可能想：既然連那麼大的官員都殺了，那小婁羅自然不在話下。但其實，這種希望是虛幻的。因為，歸根到底，上級政府需要依賴下屬官員執行自己的政策，包括那些根本不可行、或者可能嚴重損害民眾利益的政策。為此，上級會默許基層官員、下屬官員獲得某些灰色、黑色收入。如果對官員的刑罰過於而普遍而嚴酷，會讓基層官員喪失執行政令的積極性。
於是，官員的嚴重腐敗、民眾日益積聚的憤怒，與時而嚴峻、時而寬鬆的刑罰，三者之間構成了一個相當完美的自我循環體系。80年代有人談論中國的“超穩定結構”，或許就是這個意思。對貪污腐敗的寬刑，旨在用來安撫官員，激勵官員治民；嚴刑則用來安撫民眾，換取民眾的信任。這是一個“壞的均衡”。
所幸到了今天，完全可以走出這樣無效的自我迴圈的。關於民主、法治的知識，及其他國家的制度實踐，已經展示了根治貪汙腐敗的有效手段。比如，從技術層面上說，公佈官員家庭財產，就是預防腐敗的一個行之有效的手段。從制度層面上說，民主的控制與監督、權力的分立與相互制衡、用法律界定和限制政府權力等等，舉凡所有這些制度，均已被實踐證明，有助於提高發現、揭露、清除貪污腐敗官員的效率。哪怕為了根除貪污腐敗這一兩千多年的頑疾，也需要制度的轉型。
問題在於，誰來推動這樣的制度轉型。算來民眾才是這樣的轉型的淨收益者，那麼，民眾理當就是推動這一制度轉型的主體。而要在這方面用力，恐怕首先得讓自己的觀念走出那個壞的均衡，放棄對於自上而下的整治和嚴刑峻法的迷信。不妨追問一下：殺了一個鄭筱萸，又能怎麼樣？問題的關鍵不在於鄭筱萸的貪婪，而在於他的貪婪沒有受到抑制，反而被現行的權力機制、監管體制放大了。為鄭筱萸的死刑歡呼，其實不自覺地再次成為這套體制的同謀。
轉自《新世紀新聞網》(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