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7日訊】明朝思想家李贄著《童心說》曰：「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夫心之初曷可失也！」，「夫童心者，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卻童心，便失卻真心；失卻真心，便失卻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復有初矣。」
共產黨反人類大罪證之一，就是它的迫害常常不絕人之初。
革命童兵
1967年12月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批轉北京市香廠路小學關於取消少先隊、建立紅小兵的一份材料，指出少先隊基本上是一個全民性的少年兒童組織，抹煞了階級鬥爭，不突出毛澤東思想，失去了先鋒戰鬥作用；紅小兵則是一種少年兒童的很好的組織形式。此後，全國各地的小學以紅小兵取代少先隊各地紅小兵搞起「停課鬧革命」、批鬥教師、學雷鋒等活動，長達11年之久。
在中學和大學，紅衛兵作為一個新興的學生組織迅速蔓延開來。最早的紅衛兵名稱來自於一位清華附中學生張承志的筆名。意為毛澤東的紅色衛兵。在1966年5月29日清華附中預科651班所貼的大字報上開始使用。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文化大革命宣言後，其它中學學生所貼的大字報就紛紛書上紅衛兵署名。
紅衛兵的宗旨是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資產階級反動權威」、「資產階級保皇派」造反，「懷疑一切，打倒一切」，手段是大字報、大批鬥，「破四舊」、在對一些人物的「抄家」中進行打砸搶。
「九評共產黨」第二章中描述了當年紅衛兵鬧革命的情形：「1966年8月，北京紅衛兵以「遣返」為名，把歷次運動中劃為地、富、反、壞、右的北京市居民強行趕出北京押往農村。據官方不完全統計，當時有三萬三千六百九十五戶北京市民被抄家，有八萬五千一百九十六人被驅逐出城、遣返原籍。此風很快在全國各大城市蔓延，多達四十萬城市居民被遣返到農村。連有地主成份的共產黨高級幹部的父母也未能倖免。」
「實質上，這種遣返行動是中共在文革前就安排好了的。彭真任北京市長時就說過，要把北京居民成份純淨為「玻璃板、水晶石」，即把成份不好的市民全部趕出北京。1966年5月，毛澤東發出「保衛首都」的指示，成立了以葉劍英、楊成武和謝富治為首的首都工作組。這個工作組的任務之一就是通過公安局大規模遣返「成份不好」的居民。如此就不難理解，為什麼紅衛兵對超過2%的北京市居民抄家遣返，不但未被政府阻止，相反還得到市、區公安局和街道派出所的大力支持。當時的公安部長謝富治曾要求公安幹警不要去阻攔紅衛兵，要為紅衛兵當「參謀」，提供情報。」
「紅衛兵不過是被當局所用。到了1966年底，這些紅衛兵也被共產黨拋棄，不少人被宣佈為「聯動分子」而入獄。其它的隨大批『知識青年』被送到鄉下參加勞動、改造思想。當時主持遣返活動的西城紅衛兵組織，就是在共產黨領導人的「親自關懷」下成立的，他們的通令也是由當時的國務院秘書長修訂後發表的。」
黑磚童工
中國大陸河南和山西兩地黑磚窯童工案發生後，國內各界民眾與國際社會普遍認為政府的不作為、共產黨的腐敗是引起童工案的根本原因。大陸的網友在各論壇抒發大量對被壓迫的童工的同情，以及對磚窯老闆、山西領導人，甚至中共政府的強烈不滿。
海外大紀元新聞集團報導「而早在2003年8月、2004年6月和8月，以及2007年1月已有媒體揭露山西黑磚場的報導。一網友透露：『我在臨汾工作，全國我去了好多大城市，臨汾我見到的好車最多，據說開好車的是一些老闆和官員。他們的錢是老百姓血汗錢……』」
洪洞縣磚窯不是山西唯一的黑磚窯，而且也不是山西才有。
另一網友透露：「這種事別的地方我也聽說過！去年我們攝製組在新疆唐布拉大草原排戲時，就聽當地人說在離我們攝製組十幾公里的山裡，有一煤礦就有從外地被騙來挖煤的『奴隸』，那裏與世隔絕，根本無法逃脫，外面的人也根本進不去，只有一些拉煤的司機知道裡面的情況，但是那裏太偏遠，離最近的縣城尼勒克還有近200公里。希望有人快去瞭解一下吧！救救他們吧！具體位址大概是在新疆伊梨地區天山獨庫公路喬爾馬以西20公里唐布拉郵電渡假村附近有座新橋，從那裏以南十多公里深山裡有一處煤礦。周圍只有一些哈薩克牧民居住。」
據中國大陸媒體15日報導，目前河南和山西兩地警方從各自境內的「黑磚窯」中解救出379名被奴役的農民工。河南警方解救217名被「黑窯場」奴役的受苦群眾，其中未成年人29名，智障人員10名。河南電視台記者付振中在《東方時空》節目中透露，據保守估計，被拐騙到山西磚窯做工的河南未成年人至少有1000人。
黨童學奴
就此次黑奴童工案的曝光，有網友深刻說道：「同胞為什麼在自己的國土上成為隸？」，「『新中國』成立了快60年了，原來我國還處於奴隸社會，原來我們離西方發達國家的距離不是100年，而是5000年~！」
的確，中華5000年來的民族文化被中共邪靈惡意毀壞，優秀的文化培育了優秀的民族，民族正統文化、神傳文化被隔斷的結果就是民族整體被奴化，民族的靈魂窒息，民族精神被湮滅。
如果說，革命童兵可怕，黑磚童工可憐，那麼，黨童學奴則是真正的可憐又可怕了。
大紀元長篇社論「解體黨文化」深刻揭露與總結了中共利用教育系統灌輸黨文化，培養學奴的醜惡行經
社論指出：
1）政治課：騙你沒商量
（1）課程多、課時長、覆蓋面寬、要求嚴（2）把黨文化裝扮成「德育」、「常識」、「原理」、「基礎」 （3）最有中共特色的教學內容——時事政治 （4）灌輸仇恨和歪理，培養憤青和政治冷漠（5）政治課絕不放鬆
在不同的階段，這門課有不同的名稱和側重點。小學時叫「思想品德」，初中叫「思想政治」、「社會發展史」、「國情教育」、高中叫「青少年修養」、「哲學常識」、「經濟常識」、「形勢任務」，大學裡叫「馬克思主義哲學」、「革命史」、「社會主義建設」、「法律常識」等等。這些課程，雖然名稱不同，但宗旨只有一個，那就是證明「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這些課程估計占學生總上課時數的近五分之一。
2）歷史課：自欺欺人
（1）政治掛帥，歷史就像政治的分支學科
（2）掩蓋、篡改、斷章取義，把真實歷史碎片化
「中共的教育部門編歷史教材的指導原則是：「唯物史觀」解釋不了的一概不講；共產黨的醜事惡行一概不講；歷史上的聖賢君子、明君賢相要挑著講，講的時候一定要指出其「歷史局限性」；「反動階級的罪惡」要大講特講；「農民起義」要大講特講；共產黨的「光輝歷程」要大講特講。」
3）語文課：寓騙於樂
在給學生灌輸黨文化方面，如果說政治課唱的是白臉，那語文課唱的就是紅臉。政治課是疾風暴雨地灌，語文課是春風化雨地灌，方式不同，目的一樣。
曾幾何時，小學生的人生第一課就是「毛主席萬歲」，「我愛北京天安門，天安門上太陽升」。現在的課本「進步」多了，到了小學一年級下冊才羞答答地推出「鄧小平爺爺植樹」。杜甫的名句，「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不是直接寫詩人對孩子的想念，反而說小孩子還不懂得想念父親，角度新穎、情味雋永。現在的語文課本，很多課文都是用這個技巧編造的。小學生不需要喊「四個偉大」了，卻要和「鄉親們」深情地回憶，「吃水不忘挖井人，時刻想念毛主席」。以前鼓吹自己是「世界革命中心」，現在講述這樣的故事：留學生海外漂流遇險，想拿大衣換一塊麵包，老闆（西方人）不肯。可是看到學生脖子上的一面五星紅旗，「老闆眼裡閃出亮光」，非要用麵包換紅旗。留學生大義凜然，拂袖而去，老闆於是深受教育。政治課宣講「一個中國」，「不排除使用武力」，語文課則從台灣沒有雪講起，最後用老師的話點題：「那裏（北京）的小朋友正盼著你們去和他們一起玩呢！」
社論指出：
「黨文化教育危害最大的不是灌輸的具體內容，而是灌輸給學生的認識世界、解釋世界的認知框架。學生把這個認知框架內化以後，從此對該框架無法處理的信息或者採取極端排斥的態度、對該框架無法解釋的現象視而不見、不聞不問，或者用中共灌輸的扭曲思維方式對這些信息進行加工，最後得出有利於中共統治的結論。這就解釋了為什麼今天的中國人一方面很有思想、能言善辯，另一方面極端偏狹固執，對自己不喜歡的事物深拒固閉，滿足於一種『有選擇性的無知狀態』」。
中國自古有「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說法，社會對教育普遍非常重視。對於為數眾多的農家孩子來說，考大學更是除參軍以外改變自己農民身份的唯一途徑。可是，中共掌控了一切國家資源，孩子們要麼不受教育，要麼就只能受黨文化的教育。幾十年來，中共把本來應是天下公器的教育變成販售自傢俬貨的作坊，一代代中國人被迫吞嚥下黨文化教育的苦果。」
退黨自救、救國
山西童工案事發後，有學生網友寫道：「看了視頻宿舍哭倒了一大片，希望從此再也別讓『三個代表』給代表；再也不相信河鞋（和諧）；從那時再也沒有極其膨脹的民族自豪感了；現在不鄙視，反而理解那些死都要移民的人了；現在堅定了我不寫『入黨申請書』的決心了，堅決不寫，就是被輔導員罵死都不寫。」
有網友更明確直指：「一個號稱永遠不倒的X府只能是暴政，其他都是妄想！」「GCD（共產黨）還不求變～～～估計是要滅亡的了哦～」「G*C*D（共產黨）早就爛完了，還指望它？」
在天降「九評」和退黨逾2300萬的今天，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在清醒，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在拋棄中共惡黨，只有認清惡黨本質才能救中國。
正如北京首鋼覺醒工人所說：
「最近，由於大法弟子們的講真相，由於我們首鋼職工中三退〈退黨退團退隊〉人數的越來越多，更主要的是，我們通過對《九評》《解體黨文化》的學習，提高了自身的道德修養，成為了明真相覺醒了的首鋼工人。我們明明白白的知道了，我們的勞動成果被誰所搶，為什麼 被搶，我們也知道該怎麼做了。我們不是可憐的蜜蜂，我們是堂堂正正的頂天立地的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我們的責任，我們也有這個能力。我們不 能等著天上掉餡餅，天滅中共的天象下要有人跟著動，我們要有所做為，我們要做我們應該做的事。這樣才能對的起我們的良心，才能對的起我們的後代子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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