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3日訊】引言
天風浩蕩，鬥轉星移，六 . 四祭日又將來臨。她要再次拷問中國人的良知。
儘管無數活人身體裏的血都已冷卻，但是，染紅北京夜空的六 . 四之血依然在歷史的祭壇上燃燒。
很少有歷史事件如六 . 四血案這樣，註定要對中國命運的前途產生無可規避的影響，儘管中共暴政竭盡全力試圖讓中國人忘記六 . 四；也很少有歷史事件如六 . 四血案這樣，時間逝去愈久，她所聚積的可能重新震撼歷史的能量便越強，因為，中共暴政的六 . 四罪惡，為人類良知所不能饒恕。
無論從哪個角度審視，六 . 四的結局都意味著民族的悲劇。為使悲劇不再輪回，中國人必需達到對悲劇原因的深層次理解。然而，迄今為止，我們很少看到從文化角度對六 . 四悲劇原因的探討。而文化正構成一切歷史事件的最深刻的原因背景。
此刻，我願以現代中國文化狀態為基點，探討六 . 四悲劇的啟示。確認六 . 四之血的價值，依賴於對六 . 四的深刻理解。為拯救在物欲中腐爛的中國，現在比過去任何時刻都更加需要直視六 . 四之血的啟示。
一、六 . 四橫空出世的社會背景
毛澤東為攫取絕對的個人獨裁權力而發動的社會運動——這個判斷是“文化大革命”的本質。為掩蓋這個極端私欲化和個人性的本質，以欺騙歷史，毛澤東用共產主義理論為“文化大革命”縫製出豪華的思想戰袍。
在現實領域，毛澤東取得了勝利，他踏著累累屍骨，登上絕對皇權之巔。但是，在另一個領域，即人的心靈的領域，他卻是徹底的失敗者。“文化大革命”已經被絕大多數人視為社會大劫難。雖然對大劫難的理解各不相同，甚至可能有原則區別。
毛澤東之死意味著絕對皇權的象徵的隕落。由於毛澤東是以共產黨的名義發動“文化大革命”，因此，“文化大革命”的失敗，實際上也意味著國會長的在精神、政治、社會、經濟領域的全面大潰敗。毛澤東給共產黨留下的政治遺產，是共產主義理論的崩潰、共產黨政治道德的廢墟，以及毛澤東創立的極端的專制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的破產。
“文化大革命”以造成共產黨官僚專制統治的總體危機而告終。不過，被專制之鞭抽怕了的狗一樣怯懦的中國知識份子，卻沒有思想勇氣和政治能力，主宰難得的歷史機遇，摧毀專制政治，引導中國的命運轉向民主建政的歷史進程。與之同時，共產黨老政客鄧小平卻純熟地運用種種策略，以改革的名義，使共產黨官僚集團渡過了大危機。
在對中國人進行精神統治和堅持共產黨官僚集團一党專制的基本政治立場上，鄧小平與毛澤東毫無二致。鄧小平改革的核心內容，便是終止毛澤東式的專制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和高度中央集權的國家計劃經濟體制，實施專制權力為政治基礎的權力貴族階層主導的市場經濟。鄧小平認為，前者已經成為一隻沒有能力逮到老鼠的貓，後者才能抓到老鼠；在他的心目中，所謂的“老鼠”就是足以維持共產黨官僚集團專制統治的經濟效率。
共產黨內的良知人士胡耀邦、趙紫陽、萬里等率先推動農村的改革。改革的重點，在於廢止人類歷史上最大的農奴集中營——“人民公社”，使農民在極其狹小的程度上獲得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利，即自主經營土地的權利。
農村改革的實質，不過是有限度地回歸于古帝國時期延續了數千年的小農經濟時代而已。之所以說有限度，是因為古帝國時代的農民可以擁有土地所有權，共產黨治下的農民卻只有土地使用權，土地所有權則歸國家所有。而國家權力又由共產黨官僚集團壟斷，共產黨官僚集團由此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地主。
但是，即便只是這樣一種有限度的退回歷史的改革，也因為廢止“人民公社”，使農民們暫時擺脫共產黨基層官吏的壓迫，而呼吸到一絲自由的空氣。在“自主經營”的激勵下，從中國農民比野草都頑強的生命中湧現出的生產力，很快就將中國經濟推出瀕臨崩潰的危險境地。
中國知識界有一個令人費解的奴性怪僻——它總是緊張地屏住呼吸，凝神仰視共產黨官僚集團，竭盡全力乞盼發現哪怕蒼蠅屎一樣微不足道的理由，使它有機會如發情的鸚鵡，開始歌喉百囀地頌揚共產黨官僚集團。而此刻，它確實找到了這種理由。於是，一時之間，在知識階層的鼓噪之下，中國漾溢起希望的春風，似乎通過自我改良的共產黨一黨專制的體制，也能夠實現社會正義、經濟發展和人民幸福共同構成的理想。
希望產生幻想，幻想催生信任。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上層知識份子對共產黨改革的幻想，演變成對共產黨改革的社會信任。
但是，隨著中共農村鄉級政權體系的建立和逐步完備，中國農民又被置於專制權力的嚴格桎梏之中。就這樣，由廢止人民公社到建成完備的鄉級專制官僚體系之間，那一段由於專制權力削弱而農民較為“自由”的時期，又很快就成為昨日黃花。而新名稱下的專制官吏踐踏民權、魚肉百姓的惡行，絲毫不亞於人民公社時期。因為，專制官吏本性上就是人民的天敵。
農村範疇之外，以專制權力為軸心的市場經濟改革，甫一推動就展現出兩個效應：一是效率遠遠超出毛式的計劃經濟，一是缺乏科學而嚴格制約的專制權力，急不可待地表現出對財富的貪婪；通過權錢交易，攫取社會財富，成為共產黨官僚階層強烈的意志衝動。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人普遍憤怒了。那是從對共產黨改革的幻想和信任中湧現出的憤怒——憤怒是基於幻想與現實的差距，但信任仍然沒有消失。八九年寒假之後，來源於社會各個階層的大學生重返校園，他們把人民對於貪官污吏、奸商惡賈的憤怒也帶進大學校園。
胡耀邦因其良知而受到共產黨官僚集團的政治迫害，或許正由於此，人民普遍把胡耀邦視為對共產黨改革的信任的人格依據。胡耀邦猝然逝世，舉國悲痛。人民的憤怒則以這種悲痛為契機，通過大學生爆發出來。
六 . 四就是一次從憤怒和悲痛的激情中崛起的社會運動。許多崇拜理性的蒼白或者肥嫩的小男人永遠不會理解，歷史往往是被高尚的激情所點燃。
二、對六 . 四性質的理解
六 . 四是大學生發起的全民抗爭專制政權，追求自由民主的社會運動。
從大學生到小學生，從知識界到工人、農民，從演藝界到教育界，從自由知識份子到體制內官員，從員警到法官等等，幾乎各個社會階層，都有人參與到六 . 四的歷史進程中；從大江南北到黃河上下，中國的幾乎所有大中城市，都被六 . 四強烈震撼。中共暴政實施殘酷的鐵血專制四十年後，歷史第一次以如此波瀾壯闊的全民抗爭的方式告訴世界：中國人並非適於作專制奴隸的種族；對自由、民主、公正和尊嚴的渴望，是中國人心底裏最深沉的情感衝動。
六 . 四是由大學生年輕的生命激情所點燃。六 . 四始終是追求社會正義和民主權利的激情運動，而不是深思熟慮的理性的產物。她確實曾經希望，甚至企盼得到堅硬的政治意志的引導。遺憾的是，中國可悲亦複可憐的知識界並沒有形成結束專制的政治意志的能力。這樣一來，六 . 四的悲劇結局就無可避免——歷史往往需要由高貴而純潔的激情點燃，但是，堅硬的政治意志才能主宰歷史命運。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共黨內的良知人士胡耀邦、趙紫陽等一定程度上和一定範圍內獲得了引導社會進程的可能。這是命運拋給共產黨官僚集團的最後一次拯救自己的機會。然而，共產黨官僚集團最終將這次機會溺死於六 . 四之血。從此，等待共產黨官僚集團的只有對其反人類罪行的末日大審判。
正是由於胡耀邦和趙紫陽的思想寬容政策，精神自由的浩蕩春風湧進八十年代的大學校園。當時的北京大學以中國最高學府的資格成為思想多樣化的典範，而一批中青年教師則是這次精神自由化進程的生命載體。
自由之花，總會結出追求正義之果。八十年代大學校園的思想多樣化，為反對官權腐敗，追求社會正義的民主運動的形成提供了精神背景。而數百萬大學生屬於青春生命的純潔的激情，則把人民對權貴階層腐敗和不公正的憤怒，熔鑄成現實的社會運動。六 . 四由此創生。
政治壓迫必定激起社會反抗，但是，如果政治壓迫的程度極端酷烈，徹底擊碎了反抗的意志，則民族人格的奴性化就無可規避。歷史將越來越清楚地表明，中共暴政極端的國家恐怖主義造成的民族人格的奴性化，是中國面臨的最深刻的危機。
追求社會正義的激情構成六 . 四精神之魂。不過，高貴的激情運動也仍然不能完全擺脫奴性化的民族人格。從情願學生代表在“人民大會堂”門前高臺上的頹然跪倒，到學生糾察隊竟殘忍地將三名毀壞獨夫毛澤東之像的勇士押送到警察局，都顯示出奴性人格的影響。而奴性人格的深處隱藏的，則是長期的國家恐怖主義造成的刻骨銘心的恐懼。
千百萬人的激情一旦超越個體，昇華為社會運動，她就在相當程度上獲得了獨立的人格，而不再特殊個體生命的駕馭。這就是六 . 四學運領袖並不能控制天安門廣場局勢的原因——控制天安門廣場局勢的，正是獲得了獨立人格的高貴的激情。絕不妥協，絕不退縮，只追求正義的實現——這便是六 . 四激情之魂。但是，覆蓋在中國人心靈深處的恐懼和奴性，卻猶如無形的鐵鏈，束縛六 . 四激情運動，使她無法靠自身的力量，形成結束極權專制，創建憲政民主的意志。於是，源于青春生命的激情期待來自知識界的啟示。然而，中國的知識界卻只能再一次證明自己的卑微、無能、甚至無恥。
三、中國知識“精英”與六 . 四
“知識就是力量”——無論培根是根據何種思索提出這個論斷，在社會歷史運動的範疇內，這個論斷無疑是正確的。任何社會歷史運動都需要明確的意志，作為靈魂。而這種能夠主導社會歷史運動的意志，只能由知識界，特別是知識精英創造。知識份子不僅應當是社會的良知，也應當是推動社會進步的精神價值的創造者。
如前所述，自由精神通過一批中青年教師的生命活動，轉化成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大學校園內的思想多樣化的進程，從而為六 . 四學生運動的洪波湧起，提供了必要的精神背景。同時，被學生純潔的激情所震撼，各種職業的知識份子廣泛地參與了六 . 四運動的整個過程。但是，知識“精英”卻以他們面對六 . 四激情表現出的混亂、怯懦、自私、奴性、猥瑣、投機、狹隘等等，論證了“知識就是力量”，這個判斷不應當被視為普遍真理。
歷史事實的進程極其複雜，不過，我們仍然可以就知識“精英”在六 . 四中的思想與行為，作基本分類，並分述如下。
（一）有一批知識份子，他們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或者四十年代服從馬克思主義的召喚，成為中共奪取國家權力的知識基礎。中共建政後，這批知識份子中的部分人士，或者因為個人的良知，或者由於種種命運的偶然性，受到中共暴政的思想整肅。從而形成一類特殊群體。
這類知識份子具有兩個基本情感特徵。首先，他們對中共懷著類似被虐待的兒子對虐待他的母親的情感。儘管他們也時常基於個人的痛苦而批評中共，但是每到關鍵時刻，戀母情結就會發揮作用，總不願將中共專制置於死地——對於奴性入骨者，由於在地獄中度過太久的時間，以致會對魔鬼產生依戀之情。其次，中共暴政的整肅在他們心底裏留下了一片“柔軟的痛楚”，那是奴性和恐懼的烙印。雖然個人的痛苦經歷有時會使他們喪失理智而發出比較勇敢的聲音，不過，奴性與恐懼總使他們偶爾的勇敢變為一首永遠不能完成的詩。平時的氣壯如牛與命運焦點上的膽小如鼠，極其完美地統一於此類人的生命。
六 . 四的突然崛起，給他們出了一道必須回答的情感的難題。戀母情結使他們不可能讚美完全超越共產黨體制的社會運動；對暴政的深刻恐懼，又使他們不敢參與六 . 四。然而由於遠離六 . 四，他們又處於被歷史拋棄的感覺之中。於是，為了證明他們存在的價值，掩飾他們的怯懦，這類“精英”就以貶低六 . 四作為他們的言論主題之一。諸如“六 . 四不屬於民主運動”、“由於學生沒有理性，才迫使當局鎮壓”、“以後再也不能搞六 . 四這類的運動”等等指斥六 . 四的滔滔惡語，就是從這類知識份子偽善、怯懦而又本質上充滿奴性的靈魂中湧溢出來的。
其偽善的經典者，竟想要把自己不參與六 . 四的行為同真理聯接在一起，故而提出“為保持學生運動的純潔性，知識份子不應當介入”。——他自己怯懦，就要求所有的知識份子同他一起作膽小鬼，並為此製造出一項神聖的理由。此類人的偽善已經達於無恥，只是不知他們將來進入死亡之時，是否也要繼續偽善。
（二）有人說，“性格就是命運”，然而，對於一類知識份子，更準確的說法應當是“屁股決定命運”。這類人便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在不同層次上構成趙紫陽智囊的群體。他們當時所處的政治位置決定了他們的命運。
這個群體有一個基本信念——即在共產黨極權體制範疇內，由良知領導人主導的改革，逐步推進社會進步，是中國唯一正確的選擇。很難說是信念選擇了他們，還是他們選擇了信念。不過，“體制內改革派”這一定位，限制了他們的視野，囚禁了他們的政治想像力。雖然在趙紫陽時代這類知識份子風雲一時，但一遇到突發的社會大動盪，他們便顯得怯懦而又缺乏決斷力。
這類知識份子致命缺陷在於沒有超越中共極權體制思考問題的能力。他們不具備運用重大歷史事件解決重大歷史課題的意志。猝然與六 . 四狹路相逢，他們茫然失措，根本不能意識到這是一次極其可貴的創造歷史的機會。他們所作的，只是試圖利用學生運動，向中共黨內頑固派施加壓力，以擴大和鞏固趙紫陽的權力。他們不理解，趙紫陽同頑固派的矛盾，是趙紫陽的個人良知與中共極權體制的本質的衝突。不徹底否定極權體制，趙紫陽就不可能取得對頑固派的勝利。這樣一來，趙紫陽的“智囊”在歷史的關鍵時刻不僅不能給趙紫陽提供主宰歷史命運的建議，反而以他們思想的局限，束縛了趙紫陽跨越悲劇命運的腳步。
（三）當美成為一個人最熾烈的追求時，他的生命也會變得很美；當渴望接近專制權力中心成為一個人生命的興奮點時，他的靈魂就變得醜陋，如果這個人還處於專制權力體系之外，他的靈魂就不僅醜陋，而且猥瑣。曾有一類知識份子，企圖利用六 . 四，實現他們走進專制權力中心之夢。
此類知識份子實現其權力之夢的具體方式，便是力圖充當學生運動和當局之間進行政治交易的掮客。不過，他們的努力註定不可能成功。原因首先在於學生運動是激情運動，而同專制當局政治交易需要陰暗的理性。其次，中共當局的頑固派根本不屑于把學生當作政治交易的對手，而趙紫陽則既沒有滿足學生對正義的最低要求的能力，也沒有代表中共當局交易的實際權力。
政治交易不可能成功，掮客卻付出了個人代價。中共當局屠殺學生之後，企圖當掮客的知識份子也受到懲處。他們的罪名是“暴亂的幕後黑手”。顯而易見，這個罪名對於“掮客”是千古奇冤。因為，“掮客”不僅不想暴亂，而且極端蔑視學生運動，將之稱為“街頭運動”，同時，他們對中共政權又一往情深。但是，歷史就這樣不公正。
此類知識份子的命運悲劇令人無法同情。在權力的意義上，他們本是衣衫襤褸的乞丐，卻又非要讓癡肥的胖臉顯出權力貴族的傲慢，特別是當他們面對同暴政抗爭的底層民眾時；在專制法律的意義上，他們本是罪犯，卻又十數年如一日地向中共獻媚，希望得到暴政的理解和寬恕，只可惜落花有意，流水無情。
無法讓人同情的悲劇是失敗的。這類人的生命是一個失敗的悲劇。
（四）任何重大歷史事件的過程中都有投機者。成功的投機者會成為政治暴發戶，失敗的投機者可能會輸掉未來。
投機者要想取得成功，不僅需要幸運的眷顧，而且還需要具備準確判斷形勢和控馭事件進程的能力。也曾有知識“精英”試圖投機六 . 四，可是他們只構成人類政治投機史上最猥瑣的族群。因為，他們除了炭火般熾烈的野心和鼠竊狗偷的能力之外，缺乏政治投機者取得成功必具的任何素質——他們即沒有準確判斷形勢的能力，也沒有真正賭徒的魄力，更沒有駕馭歷史命運的策略能力和行動能力。
八九年五月十九日，戒嚴部隊被英勇的北京市民攔阻於市區之外。六 . 四運動在全國範圍內進入新的高潮。許多人由此認為學生運動很可能會獲得歷史性勝利，卻很少有人能清醒地意識到，激情性的社會運動成功的根本條件，在於政治意志化和實現政治意志的策略和行為能力，而當時的學生運動還遠沒有找到這個成功的根本條件。
對於成功的預期令一些此前與學生運動無關，或者關聯不緊密的知識“精英”心急如焚。他們唯恐被歷史拋棄，便迫不及待作出種種誇張的個人表演，象喝醉酒的火雞一樣，暈頭暈腦而又狂熱興奮地闖入學生運動的進程。他們毫不關注，也沒有能力關注學生運動的政治意志化，而只癡迷於將自己的名字花哨地描繪在學生運動的歷史背景上。
六 . 四屠殺，如鐵棍擊碎雞蛋殼一樣，輕易地擊碎了政治投機者的夢幻。在暴政的國家恐怖主義前，僅僅因為怯懦，投機者轉瞬之間便由雄赳赳的火雞，退化成卑微的悔罪者。他們涕泗滂沱，懺悔罪過；呼天搶地，詛咒學運；花眉笑臉，諛媚暴政；奴顏婢膝，祈求寬恕。
投機者果然得到了寬恕，但他們失去了人的尊嚴，他們的生命變成一片道德的垃圾場。
投機者的胸膛裏蠕動著一顆謊言化的心，他們經常懺悔，但每一次懺悔都缺乏真誠。有一個投機者，六 . 四之前以演街頭猴戲式的張揚，假充支持學生的“君子”；六 . 四之後則嚇得屁滾尿流，淪為暴政狗奴，公開證明“天安門廣場沒死一個人”；後來，為了給自己重新找到生存下去的道德立足點，他又開始為自己背叛六 . 四之血悔罪了。他肅立在六 . 四受難者靈前，痛心疾首地為自己還活著懺悔，卻又絕不肯自殺——他只不過試圖暗示，六 . 四後所有活著的人都同他一樣卑微，一樣有罪，從而剝奪別人指責他的卑鄙的道德權利。
六 . 四是民族悲劇。目前還無法準確計數的人失去了生命。但是，知識份子“精英”中的投機者失去的最多，因為他們失去了人格。由於他們的存在，“精英”這個詞已經變得如同不停打噴嚏的綠頭蒼蠅一樣令人厭惡。
（五）最清醒者往往最痛苦。少數對中共暴政本質有清醒理解的知識份子，一直以終結中共專制作為政治目標。不過，六 . 四運動的突然性卻超出他們的預見。儘管他們作出種種努力，引導六 . 四運動由激情轉向政治意志，並試圖在關鍵時刻說服軍隊將領起義，但是由於缺乏真正的準備，他們的努力根本沒有可能達到創造歷史的水平。於是，這批知識份子只能懷著極度的痛苦，讓一個重大歷史機遇在腥風血雨中飄散。
四、中國的知識“精英”為什麼失去了六 . 四
對於中國的命運，六 . 四是由學生追求正義的激情創造的一次偉大的歷史機遇。然而，中國的知識“精英”卻失去了這次機遇。之所以如此，具體原因可能很多，但終極原因則在於，自近代史起，中國的知識份子就喪失了靈魂。無魂之人，沒有能力主宰偉大的機遇。
屬於人的靈魂，本質上是指特定的文化精神，以及從文化精神中湧現的道德準則。如果窮盡文化精神的底蘊，人們在其最深遠處發現的，只有生命哲學原則，即對生命意義的理解。文化精神正是以生命意義確定者的資格，來確定道德準則的。同夏日夜空滿天的繁星一起使康得心靈震撼的道德準則，並不具有終極性；終極性的，乃是文化精神的核心——生命哲學，或者說生命的意義。
中國的危機應當歸結為人的危機，人的危機則可以歸結為生命哲學崩潰。中國人，中國的知識份子由於喪失了屬於自己的生命哲學，才喪失了多次機遇。而其中尤其令歷史掩面悲泣的，則是失去了六 . 四。
中國在近代史上的現實命運的失敗，可悲地導致東方文化失敗主義。儘管現實命運的失敗總有文化的原因，但是，一個國家的知識“精英”如果接受了民族文化失敗主義，那就意味著與這個國家一致的歷史命運的崩潰性失敗，意味著從現實到精神的全面失敗——意味著對一個民族全部歷史的絕望。
東方文化失敗主義的直接後果，便是知識精英喪失了依據民族命運所面臨的挑戰進行精神創造的意志。一旦喪失精神創造的意志，就喪失了超越失敗的宿命，創造光榮歷史的可能。因為，歷史進程起步于心靈，而創造精神價值的激情是心靈免於枯死的唯一依據。
中國的知識精英拖著文化失敗主義的沉重步履，踏上向西方乞討真理的百年歷程。毫無疑問，拒絕學習先進文化等於民族自殺。不過，創造性意志乃是學習之魂，泯滅了創造性思維的學習，屬於猴子式的模仿，與自由人無關。中國的知識精英恰恰喪失了精神創造的意志。他們的所謂向西方學習，只是一種精神乞討。
街頭的乞食者只能乞討到卑微的生存。事實證明，真理的乞討者要承擔比街頭乞食者更可悲的命運。經過向西方的百年乞討，知識精英為中國討來了源自德國的極權理論——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與發揮到極致的中共國家恐怖主義結成神聖同盟，使中國淪為馬克思主義的文化殖民地。
中共建政之後，經過一次又一次政治大迫害，中國的固有文化受到嚴酷摧殘。中國文化之魂早已死去，殘存的中國文化外形，只是中共暴政用來宣傳它代表中國人民的偽證。在文化的意義上，中國人半個世紀前就淪落成亡國奴。
另一方面，中共暴政的鐵幕，又將中國同世界分隔開。中國人很少有可能系統、全面地接觸和理解外部世界的優秀文化成果。中國實際上變成一座精神的集中營，馬克思極權主義則是這座集中營的監獄長。
西方文化中最墮落的因素凝結在一起，形成馬克思極權主義。馬克思生命哲學把物質作為生命的起點和歸宿——活著是一塊被欲望驅動的物，死了則變成不會欲望的物——生命由此失去神聖感；馬克思的歷史哲學把世界描述成宿命的、必然的過程，生命由此從根本上失去了自由的可能；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把經濟利益視為人類社會歷史的主宰，把階級仇恨視為社會發展的動力，物性的利害權衡和仇恨就變成生命活動的基本原因。
中共暴政用鐵與血為馬克思極權主義鑄成絕對真理的王冠；馬克思極權主義則通過國家恐怖主義，重新雕刻出中國人的人格——崇尚物質，相信物性宿命的必然，經濟利益至上，膜拜仇恨，熱衷於權力。崇尚物質使人遠離精神的高貴；相信物性宿命的必然，使人喪失對自由的信心，並趨向精神奴性；經濟利益至上使人成為只懂得利害權衡的卑微的存在；膜拜仇恨使人性退化成展現暴力的獸性；熱衷於權力，人便既是權力的覬覦者，又是權力的奴隸。
除了極少數天縱英才可以從天啟中領略自由和生命之美的靈感外，絕大多數中國的知識份子的人格，都是馬克思極權主義造就的。那些由於個人命運的偶然性或者憑藉一星未泯的良知與中共暴政對抗的人，心靈中也覆蓋著馬克思極權主義造就的人格的陰影——馬克思極權主義甚至毒害了它的反對者。
鄧小平的開放式精神奴隸制取代毛澤東的封閉式精神奴隸制之後，部分知識份子獲得直接接觸外部文化的機會。但是，他們對任何文化現象的理解，都不得不通過馬克思極權主義精神體系產生的人格來進行，因此，他們心靈中呈現的理解，都被這種卑微而陰暗的人格所扭曲。馬克思極權主義排泄出的醜陋人格，已經使中國知識份子，特別是知識“精英”，喪失了準確理解真理的能力。所謂自由知識份子和“民運”人士群體間層出不窮的陰謀內鬥、爭權奪利、爾虞我詐，嫉賢妒能等等醜態，正是墮落人格千姿百態的展現。
屬於中國文化的生命哲學已經被摧毀，同自由人性一致的生命哲學的創造與重建還沒有開始；心靈間橫亙著生命意義的廢墟和道德原則的殘垣斷壁；意識裏顫動著對自由、民主、人權理念的缺乏創造性的僵化的理解——這便是中國知識“精英”面對六 . 四時的精神狀態。這是一群失魂落魄的人，一群需要被命運憐憫的人。他們首先應當被拯救，他們沒有拯救中國的精神能力，他們不是自由人。因此，他們只能失去六 . 四。
五、啟示
“中國自由文化運動”宣示，她的價值目標在於，“以自由的名義，重建我們心靈的家園，重建我們精神的故鄉”。這項宣示實際上也陳述了一個中國文化的歷史性悲劇，即屬於中國的心靈家園和精神故鄉已是廢墟萬里。正因為如此，才需要重建。
文化精神的復興同時也是心靈的拯救，而拯救心靈需要生命哲學的創生。任何時代的高貴的生命哲學都以自由為永恆的主題，但是，每個時代趨向自由的精神內涵卻都具備獨特的個性——個性是由各個時代面臨的命運挑戰的不同所決定。
沒有與自由人性一致的生命哲學的創生，就不可能創生新的時代。因為，任何時代的創生，都是特定的精神召喚的結果，都是對特定生命意義的理解的結晶。中國如果喪失了創造新的生命哲學的能力，中國文化也就喪失了復興的可能，中國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就將在馬克思主義精神殖民地的命運中最終消亡。
中共專制統治中國半個多世紀過程中，六 . 四是規模最宏大的一次全民抗爭暴政的激情運動。然而，由於知識“精英”缺少創造偉大生命哲學的能力，所以六 . 四不可能成為新的時代的起點。要想拯救中國的現實命運，必須首先，至少必須同時拯救中國人的心靈。六 . 四之血的文化意義上的啟示正在於此。而中國人，中國知識份子，只有通過自由文化運動，才能實現心靈的自我拯救。
六 . 四在現實政治範疇內的啟示則更為明確：民眾追求正義、反抗專制的追求，只有廣泛的社會運動化，才能強烈地震撼暴政——這是六 . 四已經作過的；社會運動化的反專制進程，必須政治意志化，即以終結專制，實施憲政民主為政治目標，才能獲得徹底否定中共暴政的社會能量——這是六 . 四沒有做到的。
六 . 四之血燒紅北京夜空的那一刻，啟示就已經書寫在蒼穹之上。那從美麗的少年男女的血河中湧現的啟示，終將感動歷史。
──轉自《自由聖火》(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