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5日訊】當年的右派份子、作家舒蕪寫道：”21年後重新審查當時各單位的’反右’運動，幾乎都是百分之百地’擴大化’了。我被’擴大’，開始是想不通的，但經過大會壓、小會追，終於想通了我為什麼是’資產階級右派’的道理；我們那裏別的’右派’中，完全自覺冤枉的不知有沒有，至於清醒堅定地始終相信真理在手的，我看不出有誰。國外有人說這是一種’政治催眠術’，倒是一個很有趣的比喻。”
舒蕪這段話告訴我們：在反右鬥爭的初期，大部分右派對被強加的罪名都是不承認的，而後在持續的壓力下才終於”低頭認罪”；然而這種認罪又並不僅僅是迫於外部壓力的違心之論，而是程度不等的真心悔過。這就和古今中外屢見不鮮的苦打成招有所不同，因為在苦打成招的事例中，當事人內心是自覺冤枉的；而反右鬥爭以及毛時代的其他許多政治運動的結果卻是，它最終使得受害者自己也認為自己果真犯下了他實際上不曾犯下的罪過。
那麼，這種奇特的思想變化是如何發生的呢？不錯，”政治催眠術”是一個很有趣的比喻，但它也只是一個比喻而不是解釋。以下，我將試圖對此一現象給出我的解釋。
1、政治判斷的特殊性質
劉賓雁講過，他自己後來之所以低頭認罪，”全國工農憤怒聲討右派震耳欲聾的吼聲就起了不小的作用”。這種情況大概是很普遍的。可以說，大多數右派後來低頭認罪，一個主要原因就是他們遭受到廣大群眾一致的強烈批判，因此對自己原先的觀點或主張產生了動搖、懷疑，直至最後的自我否定。因為一般來說，政治觀點的是非對錯是根據它是否能夠贏得別人的贊同為標準的，當你發現你的觀點遭到眾人的一致反對，你就很容易陷入自我懷疑和自我否定。
這裏不妨再談談實踐標準的問題。我們知道，在1978年，中國展開過一場有關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這場討論在政治上是有積極作用的，但是在理論上卻是站不住腳的。把實踐標準應用於政治觀點或政治主張實在是大錯特錯。譬如說，你如何去反駁”殺20萬人換20年穩定”這句話呢？如果這個殺人的政權果然又坐穩了20年江山，難道就證明了殺人的主張是正確的，反對殺人的主張倒是錯誤的嗎？深入思考便可發現，當我們反對”殺20萬人換20年穩定”這句話時，其實我們並不是基於事實，而是基於價值。我們的意思並不是說殺20萬人不可能換20年穩定。我們的意思是說用殺人的辦法換取穩定以及刺刀下的穩定嚴重地違反我們的道德信念。我們不是說殺20萬人換20年穩定不可能，我們是說殺20萬人換20年穩定不應該。在這裏，我們爭論的不是”是不是”的事實問題，而是”該不該”的價值問題。
所謂價值，主要是涉及人們對善惡美醜的感覺，通常我們稱之為道德感和美感。不過這裹的”感”是心靈之感而非感官之感。我們覺得殺人是惡的，花是美的，那和我們覺得糖是甜的，冰是冷的顯然不是一回事。後者只涉及我們動物性的生理結構，前者還涉及我們人性的心理結構。在《實踐理性批判》和《判斷力批判》二書中，康得分別對道德判斷與審美判斷進行了研究。他提出了一條道德的絕對命令：”我一定要這樣行為，使得我能夠立定意志去要我行為的標準成為普遍規律。”逭條絕對命令的意思和古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十分相似。它對政治思想的意義無疑是非常重大的。但是，按照漢娜。阿倫特的分析，康得對審美判斷的見解更有啟發性。和一般人把審美判斷僅僅視為趣味問題，僅僅視為純個人性的問題這一觀點不同，康得認為審美判斷在本質上是一種公共的功能。首先，凡是你認為是美的，你一定也相信別人同樣會認為是美的。其次，只有在和他人交流溝通的情況下，你才能確有把握地獲得關於某物是美的這一判斷；換言之，你不可能在完全孤立的狀態下獲得明確的審美判斷。美感是主觀的，但不是任意的；它不是純個人的，而是與他人共有的。正是在這一點上，審美中的價值判斷和政治思想中的價值判斷極為相似。
對政治問題的認識會使我們心中產生一種特殊的感覺，覺得這件事是好還是壞，是善還是惡，我們認為別人也應該和我們具有同樣的感覺。這種感覺即使可以獨立地發生，但倘若不和他人交流而獲得他人的共鳴，它就只能是模糊的、朦朧的，如果我發現我和別人的感覺不一致，我不可能像對待純口味問題那樣，對這種不一致置之不理，我必然會尋求一致，但是我又不能像確定自由落體定律那樣找到一種客觀的測度驗證手段，我只有訴諸交流和辯論。這種交流和辯論可能包含著大量的邏輯問題和事實問題，但是並不能完全歸結為邏輯問題和事實問題。我不可能找出一種邏輯或一件事實迫使認錯；我只能通過一系列分析說明，最後訴諸于對方的內心，期待對方心中也產生和我一樣的感受。除非得到別人的認可，否則我很難對自己的判斷產生信心。當伽裏略迫於教會壓力而放棄日心說時，他還講了一句話：”可是，它（地球）畢竟是在轉動的啊！”這就是說，在舉世皆表反對的情況下，一個人仍可以對自己所持的某一知識判斷深懷信心。在價值判斷上就不同了，如果所有的人都反對你的觀點，你就很容易陷入自我否定，起碼是自我懷疑。
2、四面楚歌導致自我懷疑
我們知道，反右鬥爭的第一步就是點名批判。它把被批評者從人群之中劃分出來，並且動員其他人共同參與批判，形成所謂群眾運動，造成鋪天蓋地的聲勢，從而使得被批判者感到極大的壓力。面對著黨和群眾的批判，被批判者處境之尷尬是顯而易見的。因為黨是”偉大、光榮、正確”，”群眾是真正的英雄”，因此，你若是反駁黨和群眾的批評，豈不是大有和黨對抗，和群眾對抗的可怕嫌疑？我們知道，在每一次批判運動中，都少不了會有一番”幫助”被批判者”端正態度”的插曲。所謂”端正態度”，就是要求被批判者從一開始就承認對方的善意，對方的正確，也就是從一開始就放棄任何可以抵制批判的理由或立場，否則便被視為”對抗運動”——那本身就是一個可怕的罪名。在批判者方面，不少人既然認為自己正處於受命批判他人的高人一等的地位，因此他們總希望看到被批判者低首下心，作恭敬狀，因為那便表明他們的優越得到了承認。如果被批判者竟然爭辯反駁起來，他們就感到自己受到冒犯。如果你說你是對的，那豈不是等於說黨錯了，群眾錯了嗎？那豈不是等於說你比黨，比群眾還高明嗎？於是，這些人果真會對你產生憤慨。這樣一來，你的處境也就更危險了。你不得不發現還是放棄爭辯為好。
在共產黨那裏，批判是階級鬥爭，它從來不是平等的辯論，而是單向的口誅筆伐。其特點是：粗暴，武斷，強詞奪理，斷章取義，無限上綱；更要命的是，這種批判是不由分說不容爭辯的。你本來或許還胸有成竹，以為你可以舌戰群儒，澄清問題，說服對方，但事到臨頭你卻發現滿不是那麼一回事，你不但不能還手，甚至不准招架。不消說，這種大批判很難讓你心服口服，但是它足以使你強烈地感到別人都是反對你的，你的觀點是被眾人唾棄的。你也許感到很冤枉，但同時也就陷入了巨大的精神危機，開始產生了自我懷疑。
3、孤立於集體之中
在進行了群眾性的大批判之後，共產黨的下一步手段是將被批判者儘量地孤立起來。孤立對人心造成的影響是極其巨大的。人天生是群居動物、社會動物。即使對於少數秉性孤獨者，被孤立也是一種難熬的刑罰。孤獨和孤立都是指離群索居的狀態，但一為主動，一為被動。孤獨是主動的孤立，孤立是被動的孤獨。孤立本身又可分為兩種。一種是將你和眾人互相隔離，一種是讓你繼續生活在人群之中，但別人都不理你。後者我稱之為”孤立於集體之中。”
試比較兩種孤立產生的不同效果。假如當局僅僅用強力將你與眾人隔離分開，從外表上看，你的孤立是徹底的，但在內心裹，你反而可能會覺得自己並不那麼孤立，你依然可以在想像中繼續與他人保持交往。你可以認為別人不來接近你僅僅是由於不能或不敢而非不屑不願，你可以認為自己仍然受到眾人的支持或同情。你甚至還可以認為自己深得人心，廣受擁戴。在這種孤立狀態中，你比較容易把自己的境遇更多地歸咎於少數掌權者的錯誤，你還可以相信群眾，相信你的親人和友人，因此你就會認為自己其實並不孤立。畢竟，強制隔離狀態是非正常狀態，因此你總是可以懷抱一種一旦回歸正常狀態事情就會改觀的或真實或虛假的幻想。這種狀態誠然令人痛苦，但卻未必能輕易地摧毀你的希望。”孤立於集體之中”的滋味就大不一樣了。正因為這種狀態在表面上看是正常的，所以它能更無情地剝奪掉你的一切幻想。你仍然像過去一樣成天和原來熟悉的人們共同生活，但你處處感受到別人的異樣目光。眾人都對你視而不見，或者是向你表示輕蔑。連舊日的友人也待你像麻瘋病人一樣地避之唯恐不遠。有的人回到家裹都見不到好臉色，妻子兒女也要和你劃清界限。你可以勸慰自己說那只是出於恐懼，可是你對這一點卻不能有多少把握，因為別人的表現看起來好像不是出於不敢而是出於不願。你可以認為這中間發生了不幸的誤解，但是既然沒有幾個人願意傾聽你的訴說，那又不能不給你一種印象，似乎在眾人心目中一切都是明明白白的，並沒有甚麼誤會和冤枉。在這時，你不大容易明確地意識到掌權者的暴力，你更強烈體會到的只是群眾對你的排斥，拒絕和嫌棄。於是，你從內心深處感到徹底的孤立。
孤立狀態會深刻地影響到一個人的理智和認知。首先，正如我先前講過的那樣，人對政治問題的是非善惡的價值判斷只有在與他人交流而獲得共鳴的情況下才可能清晰，才可能確認。與眾隔離的孤立使你失去參照系而陷於自我懷疑；孤立於集體之中則使你面對顛倒的參照系而陷入自我否定。兩者都會使你對價值的感覺變得模糊、暖昧，從而更容易屈從于別人強加於你的那套觀點。共產黨常常要人”隔離反省”，其目的就是為了加強它的觀點的影響力。也許有人會提醒道，平時我們不也認為一個人在離群獨處，靜坐沉思時最能獲得清明無蔽的認識嗎？古人說”閉門思過”，那不是和”隔離反省”的意思差不多嗎？不然。因為獨處靜思是一種主動狀態。在獨處靜思中，一個人排除了別人的直接影響，但同時卻沒有排除掉他和別人自由交往的經驗。他無非是獨自地把先前與別人自由交流的經驗細心地安排整理而已。所謂隔離反省，是指你在周圍輿論的一片否定聲中被迫進入孤獨的思考。你好比帶了一本號稱權威但實則謬誤的字典去獨自閱讀你內心的那本書，結果只會越讀越糊塗。
據說在當年納粹集中營中，大部份人都陷入精神崩潰狀態，能夠較好地抵制壓迫和堅持原有信念者，就群體而言是兩種人：一種是共產黨人，一種是宗教信徒。這是因為這兩種人都屬于那種堅強緊密的團體，在精神上他們不是孤立無依的。他們有著自己的另外一套精神資源或曰參照系，他們可以由此而保持自信。霍弗爾（EricHoffer）指出，當個人面對著巨大的壓力時，如果他只是孤零零的個人，那是不能抵抗的。”他力量的唯一源泉在於，他不只是他自己，他乃是某種強大的、光榮的、不可戰勝的東西的一部份。”霍弗爾講得對：”在這裹，信念問題首先是個認同（identification）的問題。”我們知道，不少黨員右派份子，也包括不少共產黨老幹部，在昔日遭受國民黨的壓制時尚能表現得相當頑強，但一輪到在共產黨自己的政治運動中挨批鬥就完全變成了另一副模樣。有人解釋說那是因為共產黨整起人來更兇狠，這話不全對。不管怎麼說，一個人僅僅是挨幾場批判（如果不伴以肉體折磨的話）總要比坐監獄好受些。關鍵是在前後兩種不同的情況下，當事者的認同變得很不一樣。過去，國民黨指責你是共產黨而打擊你，你正以身為共產黨員而無比驕傲，你的精神當然不會垮。如今，偏偏是共產黨自己反過來指責你不是共產黨，指責你是反黨份子，試問你如何去抵禦？你自命為愛國主義者，可是你卻遭到來自”國家”的嚴厲批判。你相信自己在為民請命，可是卻遭到”人民”的無情唾棄。如果你在打擊面前深信自己與主同在，與黨同在，與人民同在，與歷史同在，你感到自己有巨大的靠山，你就會有力量感。反過來要是你無法相信這種種”同在”，你就會發現自己極其軟弱無力。因為在這時，你感到你已經”從那構成生命本質的每一樣事物中孤立了出來”（布哈林語）。
4、缺少單獨的精神支柱
索爾仁尼琴指出，共產黨的政治迫害之所以對大多數人威力無敵，原因之一是大多數人”沒有單獨的立場而缺乏進行鬥爭的精神支柱。”這無疑也是廣大右派低頭認罪的一個重要原因。自1949年以來，中國大陸便不存在任何真正獨立於共產黨的團體。我們每個人都屬於那個獨一無二的黨和國家（state）。一旦我們被黨和國家拋棄，我們就會變得徹底的無依無靠。在精神上，我們從來就缺少外在超越的宗教。我們追求的各種價值，歸結起來大致總脫不開為國為民這些世俗的目標（至少是不能反對這些目標）。因此，當共產黨用群眾運動的方式，以國家的名義和人民的名義，指責右派份子犯了”不愛國”和”反人民”的錯誤時，我們只有拚命地辯白，卻沒有另外的一種立場可以據之從事理直氣壯的反對。從傳統中汲取力量嗎？很不幸，傳統早就受到衝擊而失去了它的權威，歷史已被割斷。譬如說，我們很難再以屈原、海瑞自命。再說我們的傳統本身也往往是立足於種種世俗的價值之上。海瑞敢於罵皇帝，是因為他知道他的行為被清議所認可並為百姓所稱頌。共產黨為甚麼要不遣餘力地製造”輿論一律”並一再動員群眾參加批判，目的就在於剝奪掉海瑞式人物的精神後盾，剝奪掉他們藉以傲對權勢的那種道義資本。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也無法依靠內在的良知。因為所謂良知，無非是指人心固有的對善惡是非價值的感覺，它是內在的，卻必須通過與他人的交往才能確立。當周圍的人們都發出相反的聲音時，良知也會沉默，因為它自己就陷入困惑。
索爾仁尼琴講得不錯：史達林在布哈林們成為反對派之前就宣佈他們是反對派，這就使他們失去了威力。那反過來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先就打定了主意”反黨”，黨再來指控我們”反黨”，我們就不大在乎了。怪不得那些真正的反對共產黨的右派份子，在反右鬥爭的風暴面前反倒比較鎮定。不過細想下去這中間仍有破綻。因為”反對”本身不是一種獨立的立場，”反對”只是基於一種立場對某一特定事物的態度。換言之，我們總還需要有另一種束西為憑藉我們才能理直氣壯地去反對，我們總是因為贊成什麼東西所以才反對另外的什麼東西。通常，這就又回到”為國為民”一類目標上去了。我們是為了人民而反黨，所以我們不害怕黨指責我們”反黨”，但是黨卻堅稱反黨就是反人民。如果”人民”都表示和黨一條心，”人民”咬定反黨就是反人民，我們就又沒有立足之地了。除非我們假定人民正在受欺騙，人民終有一天會恍然大悟。這就是說，我們必須假定歷史會在我們一邊。可是我們又如何確信歷史會在我們一邊呢？須知那時候共產主義革命看上去來勢洶洶，方興未艾。除非我們相信天國，相信末日審判，從而也就是相信現實世界中發生的任何事情都不足以動搖我們的信仰，我們和上帝直接相通。有些天主教徒後來告訴我，在過去那段時期，許多天主教徒都表現出巨大的精神力量。這倒很可能是真的。只是話說回來，像這樣堅定的教徒（不論是甚麼教的教徒）終究少而又少。這就是為甚麼在反右運動中，大多數右派都無法抵禦那種精神壓力，因為我們是如此普遍地不具有另外的精神資源。我們是真正的無家可歸。
5、從迷亂到順從
在壓力下，被壓迫者一般都會產生向壓迫者認同的願望。對於反右運動中的大多數人而言，問題還要更簡單一些，因為在這裹，大多數人本來就是認同共產黨的，起碼是不曾明確地自覺地反對共產黨，所以他們在壓力下常常會進一步地順從共產黨。普通人總以為壓迫會導致反叛，他們不知道壓迫也會強化忠誠。共產黨發動政治運動就是運用壓力去強化人民的忠誠。這種忠誠可以被強化到如此的地步，以至於一個人可以極為痛苦而又相當真誠地承認自己犯下了自己實際上從未犯過的”反黨”罪行。
這一奇特的過程的確是相當複雜的。首先常常是動機與效果統一論發揮作用。你本來不反黨，不反人民，黨卻咬定你反了，”人民”也異口同聲地說你反了。你百般申辯而對方卻不為所動。於是你不得不意識到，你雖然沒有反黨反人民的主觀動機，但不幸卻造成了反黨反人民的客觀效果。畢竟，客觀效果這個東西，顧名思義，那就不是依你的感覺為准，而是依對方的感覺為准。毛澤東打比方道：一個醫生只顧開藥方，治死了多少病人他是不管的，行嗎？當然不行。其實，毛澤東這個治死病人的比喻並不恰當。因為治療效果的好壞是客觀的。所謂客觀，不但是說它必須以病人的狀態為標準而不能以醫生的狀態為標準，它還是說這裏所指的病人的狀態也是客觀的，即可以進行客觀量度的。一種病到底是治好了還是治壞了，單靠醫生說固然不算數，單靠病人說也同樣不算數。在這裹存在著一種中性的，為大家公認的物理和化學的檢測手段。它看來像是一個價值問題，其實是一個事實問題，起碼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化為事實問題。純粹的思想意識的是非對錯則與此不同，因為其間往往並不存在甚麼客觀的物理和化學的檢測手段，它往往只能是主觀的心理的感覺。我出於愛護你的動機講出一句話，你卻以為這句話傷害了你。這就不是一般而言的客觀效果的問題了。你的感覺固然於我是客觀的，但本身仍然是主觀的。你可以說你覺得那句話傷害了你，但你不能據此斷定那句話客觀上就造成了傷害的效果，否則天下就沒有誤解這回事了。假如對方聽不進你的解釋澄清，而你又不願意對方有被傷害的感覺，你可能會同意收回那句話，但這不意味著你已經承認那句話本身就產生了壤的客觀效果。
以上這番道理，共產黨不明白，也不想明白，甚至於故意裝作不明白。說話者自己恐怕未必都十分清楚。因此，當共產黨一口咬定你的某種思想觀點意生了惡劣的客觀效果時，你自己也可能以為確是如此。於是，你只好承認你的觀點錯了，雖然你並不知道它究竟有甚麼錯，但你還是決定去改正它。面對這個明顯的矛盾，”立場”概念便顯得頗有說服力。你納悶：為甚麼你自己認為正確的觀點，黨和人民卻認為是錯的呢？那大約是你沒有站在黨和人民的立場想問題的緣故吧。可是你分明又意識到你本來是一心一意替黨和人民去著想的。那是不是因為你主觀上想站在正確的立場上，但客觀上還是站到錯誤的立場上去了呢？這是否證明你頭腦中根深蒂固的資產階級立場、資產階級世界觀，在你不自覺的情況下頑強地表現自己呢？可惜的是，立場並非一個地理位置，它好像在和你搞惡作劇，永遠處於你的對立面。列寧講過，歷史喜歡跟人開玩笑。你本來想進這個房間，結果卻進了另一個房間。你百思不得其解。在這時，從眾性便發揮作用了。不論是出於”黨和人民總不會錯，千萬不要站在黨和人民的對立面”的角度，還是出於”隨大流更安全”的角度抑或是出於二者的混合，最後你決定要”承認錯誤”。
有時候，事情就到此為止。你認錯了，黨也就原諒你了。但更多的時候則不然。在很多時候，黨還要進一步追問你：既然你承認自己的思想是錯誤的，可見你本來就懷有惡劣的動機。這就更讓你百口難辯了。你好像落進了”既說了一就要說二”的境地，不承認自己曾懷有惡劣的動機似乎倒不合情理了——別人顯然是這麼看你的。於是，你努力挖掘內心深處，看是不是有甚麼不可告人的惡劣念頭。通常你總會成功的。且不說以人心的複雜微妙，誰不曾產生過各種稀奇古怪的念頭？有些念頭根本是隨機的，並不受意志的支配。也不必說反省的暖昧，這點休謨早就講過了。單單是外界輿論的不斷指控，正好起到了心理學上的暗示作用，你越是害怕找到甚麼。你倒越有可能情急意亂地自以為果然找到了甚麼。好的動機可以解釋為壞的動機。譬如說，為國為民的願望可以解釋為出風頭、個人主義。原先沒有過的動機也可以被認為曾經有過。你會變得糊塗起來，自己都搞不清自己是好人還是壞人。你可以相信現在的你是好人——這點是當下自明的，但你對過去的你就沒有多大把握了。你可以相信自己是”擁護黨擁護社會主義的”，但你可能弄不清楚你過去是不是一向擁護黨擁護社會主義的，是否有過不擁護或者反對的時候。你也許還不至於自我否定，但你很可能已經陷入自我懷疑難以自拔。而對於黨要你認罪即否定過去的自我這一點而言，那差不多就夠了。
劉賓雁這樣寫道：”是被迫認罪嗎？不全是，是心甘情願嗎？也不是。我在那一式六份右派結論上簽上自己的姓名時，心情是淡然的，近於麻木。我似乎真正認為自己確是那幾條罪狀的罪犯，但在內心深處，又沒有一條我不是半信半疑的。”事實上，到了這一步，簽字不簽字已經無所謂了。大多數人是會簽字的。人在自信心倍受摧殘的時候總是比較容易受人擺佈的。
6、與壓迫者認同的情感需要
大概在所有低頭認罪的右派當中，上述這種”從迷亂到順從”的類型最為普遍。許多人都是經由類似的心理活動。最終承認自己有錯或有罪。完成這樣一種複雜曲折的心理活動需要一定的時間。在開始，幾乎人人都想不通，不服氣，到後來才漸漸地表示通了服了。在這裹，共產黨的另一手策略無疑起到了重要作用，那就是所謂”給出路”。黨宣稱犯了錯誤的人只要認了錯，黨和人民就會歡迎你，讓你重新回到人民隊伍中來，否則就是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死路一條。
我們知道，被孤立、被排斥和被拋棄的滋味是十分難受的——這裏還且不說被處分被下放被勞改。它不但會造成理智上的混亂，更會導致情感上的焦慮。為了免除這種可怕的焦慮，許多人寧願不惜一切代價。因此事情往往是這樣的，許多人還在想通服氣之前，就已經急不可待地決定放棄自己原有的觀點，以便早日”回到人民的懷抱”了。有這種強烈的情感需要為前提，還有甚麼認識上的彎子轉不過來的呢？在這時，你的認罪很可能是誠心誠意的，但是嚴格說來，那與其說是你誠心誠意地想認罪，不如更準確地說是你誠心誠意地想”回到人民的懷抱”。
（說明：本文大部分論述取自拙著《人的馴化、躲避與反叛》）
轉自《新世紀》(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