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8日訊】 來源: | 日期:2007-02-18 | 網址: http://www.aboluowang.com
如果說陰謀就是陰謀家的本質屬性的話，那麼，引蛇出洞就是陰謀家毛澤東施展的陰謀中慣用的伎倆之一，直到壽終正寢之前，他總是在故伎重演。
「引蛇出洞」，是反右運動中產生的，並且至今仍是與反右運動相提並論的一個短語，也叫 「釣魚」，源於過去軍事上的 「誘敵深入，聚而殲之」。 雖然此說廣為流傳， 「但是遺憾的是， 『引蛇出洞』這四個字，我竟 至今還沒有找到出處。」李慎之先生寫道： 「我的印象是：反右開始以後不久這個說法就已流行了，而且 好像並沒有甚麼忌諱。有人說這話是毛主席自己說的，所以大家才敢說。事實上省 委書記一級人物同類說法倒不難找到，不過這就算不得 『第一手材料』了。看來只有 等將來檔案解密以後，未來的史家再去努力，義山詩不雲乎： 『武皇內傳分明在，莫謂人間總不知』。」（《毛主席是甚麼時候決定引蛇出洞的》）
「毛澤東藉 『鳴放』引蛇出洞」：這是已經「解密的反右派運動檔案」中唯一的有關記載，說明此說大有來頭，絕非空穴來風，同時， 「檔案」也提供出一個引蛇出洞的輪廓，但卻仍無法確定，此 「說法」像 「釣魚」 、 「陽謀」一樣，就是出自毛之口。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五日，中共八屆二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十四日晚，毛澤東提出臨時發言，他在會上說：「東歐一些國家不斷在政治上混亂，基本問題是領導層沒有階級鬥爭觀念，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那麼多新老反革命沒有搞掉，這方面我們要引以為戒。……我敢說，我們黨內也有階級鬥爭。
毛澤東藉「鳴放」引蛇出洞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繼續放手，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
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一日晚，毛澤東和陸定一、陳伯達、康生談話。毛澤東說：「我贊成放，放得盡些，才能讓各階級都出來表現。不放，怎樣來辯論？放半年，不夠，放一年。左派要有準備。」
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在全黨進行一次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
五月二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為甚麼要整風？》的社論。毛澤東作了指示：「不要搞那麼多條條框框來束縛，要改。怕放，無非怕引火燒身。」
五月二日至五月十二日，全國各地召開二萬八千二百五十多次各類會議，向黨中央、各級黨組織、黨員幹部，提出了三十七萬二千三百四十五條意見、建議。
「一放，各階級就原形畢露」
毛澤東在《情況匯總》上作了批示：「一放，各階級就會表現出來，原形也畢露。共產黨執政還不到八年，就有三十多萬條意見、錯誤、罪狀，那共產黨是不是該下台？那我姓毛的不是要重返井岡山！」
五月十三日至十四日，中央政治局討論局勢，意見分歧，但同意「要正確引導，要再觀察一個時期」。
毛澤東寫《事情正在起變化》
五月十五日，毛澤東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此文送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閱，建議發至黨內十七級以上幹部參閱。
十七名政治局委員為：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林彪、林伯渠、董必武、羅榮桓、陳毅、李富春、彭德懷、劉伯承、賀龍、李先念：政治局候補委員為：烏蘭夫、張聞天、陸定一、陳伯達、康生、薄一波。
陳雲、李富春、劉伯承、張聞天四人閱後，沒有在毛澤東文章上批注意見或「已閱」。
毛澤東文章，在黨內分二個階段下達：第一個階段，發至十級以上幹部：第二個階段，再發至十七級以上幹部。
毛澤東的《事情正在起變化》內指：「我黨有大批的知識份子新黨員（青年團員就更多），其中有一部份確實具有相當嚴重的修正主義思想。……他們跟社會上的右翼知識份子互相呼應，聯成一起，親如弟兄。……社會上的中間派是大量的，他們大約占全體黨外知識份子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左派大約佔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大約佔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況而不同。」「在民主黨派中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於我們越有利益。人們說：怕釣魚，或者說：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現在大批的魚自己浮到水面上來了，並不要釣。」
中央髮指示「反擊右派份子進攻」
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份子進攻的指示》，該指示稱：「這是建國以來，一場大戰，戰鬥是無煙、無光的，在黨的心臟展開。他們大多已在不同領導崗位，有一定追隨力量。」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毛澤東決定在青島召開一次省市委書記會議，會議討論了關於反右鬥爭的部署。會議期間的八月三日，毛澤東寫了《一九五七夏季形勢》一文，作為黨內文件印發。 毛澤東在青島會議上說：「匈牙利事件會不會在中國重演？我看有可能，可能五年、十年，也可能不用五年。納吉式人物有可能在會場內。」
這時，會場內有三十五張紙條遞上主席台。大會主席周恩來當場宣讀了這些紙條。其中有支持毛的意見，並要求毛澤東能公開誰是納吉式人物：也有反對毛澤東這種無的放矢的觀點。
黨外人士對毛搞反右的異見
一九五七年五月三十日，人大副委員長宋慶齡致信毛澤東主席，對全國範圍在黨內、民主黨派內、知識學術界展開反右鬥爭，表示十分憂慮、十分詫異、十分驚奇，要求對沒有行動「反黨」的右派、右傾人士，作不同意見的爭論處理。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人大副委員長李濟深、沉鈞儒、黃炎培、陳叔通，分別寫信給中共中央政治局、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信中都對展開反右鬥爭表示很不能理解。李濟深在信中寫道：在政治上出爾反爾、營造鬥爭氣氛、製造對立階層，會造成深遠創傷。
三百多萬人被劃「右派份子」
一九五八年五月三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宣佈：反右鬥爭取得階段性勝利，定性為右派集團二萬二千零七十一個，右傾集團一萬七千四百三十三個，反黨集團四千一百二十七個：定為右派份子三百十七萬八千四百七十人，列為中右一百四十三萬七千五百六十二人：其中，黨員右派份子二十七萬八千九百三十二人，高等院校教職員工右派份子三萬六千四百二十八人，高等院校學生右派份子二萬零七百四十五人。在運動中，非正常死亡四千一百十七人。
人們都知道，匈牙利事件是毛髮動反右運動的誘因之一，但，較少人知道，據師哲回憶，毛要劉少奇告訴蘇聯： 「毛傾向於進行鎮壓，但以為最好等反革命多暴露一些，在人民看得更清楚的時候再行動。」（轉引自李丹慧沉志華《一九五六年十月危機：中國的角色和影響——「波匈事件與中國」研究之一》）據此，寒山先生的分析是：當時應邀到莫斯科和蘇共協商的劉少奇和鄧小平態度最堅決，而在北京的毛澤東在同意鎮壓後要求蘇聯再給匈牙利的所謂「反革命」一點時間，讓他們充分暴露，再一網打盡。瞭解中共在鎮壓匈牙利事件過程中的出謀劃策，也就不難理解中共為甚麼不久在自己的國家會從鼓勵「鳴放」轉到全面「反右」了。（《紀念1956年匈牙利革命》）從這裡可以看出，毛搞 「引蛇出洞」的陰謀，已成思維定勢， 即「引」中國的反革命，又要引 「洋蛇」出洞。
中共掌權初期，鎮反時，開始宣佈 「寬大政策」，把地方上的一些原先在中華民國黨政軍憲警部門任過職的，或是當過保甲長，或是地主老財的當家人，這些雞飛狗跳四處躲難的人，招引回家， 讓他們「安居樂業」：當差不多都就範時，突然宣佈糾正 「寬大無邊」，並且捏造是群眾的呼聲：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產黨講寬大」。結果來個一聲令下，一夜之間，同時大搜捕， 「滾水潑老鼠，一個跑不掉!」殺幾百萬，關幾百萬：人們把這叫做 「慾擒故縱」。反右前的讓知識份子大鳴大放，幫助黨整風，聲稱 「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 毛澤東和黨的正式整風文件上都說過參加和退出都是自願和自由的，隨後一變臉，國務院作出硬性規定，國家工作人員都必須參加整風和反右派運動。毛把它說成是 「釣魚」， 「讓毒草出土」， 「讓牛鬼蛇神出籠」， 「讓右派自投羅網」， 「引蛇出洞，聚而殲之」。毛澤東說： 「有人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437頁）可以看出， 「引蛇出洞」，從事實和邏輯上講，絕對是一個陰謀實施的過程。試想，如果是 「陽謀」，明打明地說： 「蛇你出洞吧!好讓我聚而殲之。」蛇會出洞嗎？
當然，即便耍陰謀，蛇如果仍不出洞，他也仍有更無恥的辦法，請看郭羅基先生提供的例證《周揚是按名單抓右派》： 「我曾聽到周揚透露文藝界反右派的一個重要情節，公諸於眾，以存史實。
一九七九年胡耀邦主持的理論工作務虛會期間，周揚是我所在的第三組的召集人。那時他已有七十好幾了，而且因患肺癌動過大手術，主持會議，帶頭髮言，卻未嚐懈怠。有一天，他沒有來。次日，問以故。他說參加（馮）雪峰的追悼會去了。他一進靈堂就痛哭流涕，見了雪峰的照片深感「愧對故人」。
「我們小組有人直率地問： 『那麼當年你怎麼下得了手呢？』
「周揚這才說出：『抓右派之前，主席給我一個名單，名單上的人都要一一戴上帽子，而且要我每天匯報『戰果』。我說，有的人鳴放期間不講話，沒有材料，怎麼辦？主席說，翻延安的老賬！我當時常常說『在劫難逃』，許多人聽不懂。』不知內情，誰能聽得懂？」
這次整風，毛澤東說是繼承和發揚延安整風的精神，實質是 「一次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運動」（我聽到的是最高國務會議講話傳達稿）：方法和目的是 「團結—批評—團結」。可他沒有說也要繼承和發揚延安整風的 「引蛇出洞」的謀略。
1943年8月，康生在一個訓練班上講話。他得意洋洋地傳授經驗說： 「我們領導上的方針是，強調 『四三決定』的民主，號召大膽講話，提倡出牆報，提倡批評領導，遇到錯誤的問題不立即反駁，也不加以壓制，於是這就熱鬧了，共產黨是半條心的問題也出來了，那時反革命的兩條心的問題也出來了……。所以你們看一看，這個暴露階段，暴露到甚麼程度!」（戴晴《梁漱溟王實味儲安平 》第96頁）總結雖是康生作的，但誰都知道康生只是毛澤東的一條狗，延安整風中 「引蛇出洞」的知識產權，當然是屬於主人的。
那時的牆報，和1957年的大字報一樣，都產生了轟動效應，都落得個悲慘的下場。毛澤東去看了牆報，回來說： 「思想鬥爭有了目標了。」
王實味發表在牆報上的幾篇文章，事實證明，那便是他的死刑判決書。
毛澤東說： 「右派的老祖宗就是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發源地都是在北京。」（毛選五卷第448頁）實際上應該說是王實味，發源地在延安。王先生之膽（有正義感，不平就鳴，有氣就出）、之識（民主思想，科學見解，平等意識），堪稱右派老祖宗。李志綏先生在《毛主席私人醫生回憶錄》中說，他在伺候毛的 「一組」所接觸到的情況，和」野百合花」裡的描述是一模一樣的。
在大鳴大放，幫助黨整風中，毛如法泡製，絲毫不差地 「號召大膽講話，提倡出牆報，提倡批評領導，遇到錯誤的問題不立即反駁，也不加以壓制，於是這就熱鬧了，反對一黨專政的黨天下，提倡實施民主政治的政治設計院，清算中共歷次政治運動罪惡的平反委員會……諸多問題都提出來了。」毛澤東藉口有人給國務院秘書長助理盧郁文寫匿名信，為《人民日報》寫社論《這是為甚麼》，遂掀起了血雨腥風的鋼刀直刺知識份子胸膛的反右運動。有人只知其表，不解 「引蛇出洞」之裡，便說： 「都怪那個寫匿名信的人。」其實絕對不是那回事。據參與其事的當時新華社社長吳冷西在回憶錄中說 ：
「6月7日，毛澤東主席找胡喬木和我到他家中談話。當我們一起到他臥室時，發現沒有其他人參加這次談話。
「我們剛坐下來，毛澤東主席就興高采烈地說：今天報上登了盧郁文在座談會上的發言，說他收到匿名信，對他攻擊，辱罵和恫嚇。這就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發動反擊右派的好機會……
「毛澤東主席說：這封恐嚇信好就好在是黨外人士，而且是民革成員：好就好在它是匿名的，它不是某個有名有姓的人署名。當然署名也可以作為一股勢力的代表，但不署名更可以使人們廣泛地聯想到一種傾向，一股勢力。本來這樣的恫嚇信在舊社會也為人所不齒，現在我們邀請黨外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這樣的恫嚇信就顯得很不尋常。過去幾天，我就一直考慮甚麼時候抓住甚麼機會發動反擊。現在機會來了，馬上抓住它，用人民日報社論的形式發動反擊右派的鬥爭。社論的題目是《這是為甚麼》，在讀者面前提出這樣的問題，讓大家思考。雖然社論已經把我們的觀點擺明了，但還是要讓讀者有個思想轉彎的餘地。魯迅寫文章常常是這樣， 總是給讀者留有餘地……」（《憶毛主席》，39頁～40頁） 你只用玩味一番他說的「我就一直（!？）考慮甚麼時候抓住甚麼機會發動反擊」這一句話，就可茅塞頓開，作出清醒的判斷： 「反擊」，這一點是板上釘釘子，定死了的：產生任何幻想都是自欺：□布任何幻想都是欺人。你就認定吧，即便是躲過初一，你也別想躲過十五!歷史用屢試不爽的事實，證明了這個殘酷無情的真理。
至於陰謀實施的具體過程，我在其他文章裡，都有論述，這裡我單單只用指出一點：它與延安整風所採用的陰謀伎倆一脈相承，毫無二致。
大家，包括正被批鬥和將被批鬥的「右派」們，第一次看到「陽謀」這個詞，無不感到新奇，歎其舊詞翻新之妙，同時深感這個詞內含的肅殺之氣。然而早在1949年4月13日所作的《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的總結》的報告中，毛澤東在批判王明的教條主義時，已使用了「陽謀」一詞。他說：「整風運動提高了同志們的嗅覺，縮小了教條主義的市場。有人說，這是陰謀，是要取而代之的。其實，這不是陰謀，而是陽謀，也是要取而代之。」這份黨內報告，至1996年方公開發表，所以1957年的人們還不知毛澤東早就創造了這個新詞。「釣魚」和「引蛇出洞」，似乎更為直露，但也是毛澤東和他的同僚在反右時並不諱言的用詞。1957年5月15日，毛澤東在發給黨內幹部閱讀的《事情正在起變化》的有名文章中寫道：「人們說：怕釣魚，或者說：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現在大批的魚自己浮到水面上來了，並不要釣。這種魚不是普通的魚，大概是鯊魚吧，具有利牙，歡喜吃人。人們吃的魚翅，就是這種魚的浮游工具。」（後1959年的廬山會議閉幕式上，毛澤東再次承認「釣魚」，針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又說了幾乎同樣的話。）
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說 ：在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座談會開始時，毛澤東同志並沒有提出要反右。我也不是為了反右而開這個會，不是「引蛇出洞」。兩個座談會反映出來的意見，我都 及時向中央常委匯報。五月中旬，匯報到第三次或第四次時，已經放出一些不好的東西，甚麼「輪流坐莊」、「海德公園」等謬論都出來了。毛澤東同志警惕性很 高，說他們這樣搞，將來會整到他們自己頭上，決定把會上放出來的言論在《人民日報》發表，並且指示：要硬著頭皮聽，不要反駁，讓他們放。在這次匯報之後， 我才開始有反右的思想準備。那時，蔣南翔同志對北大、清華有人主張「海德公園」受不住，毛澤東同志要彭真同志給蔣打招呼，要他硬著頭皮聽。當我匯報到有位 高級民主人士說黨外有些人對共產黨的尖銳批評是「姑嫂吵架」時，毛澤東同志說：不對，這不是姑嫂，是敵我。……及至聽到座談會的匯報和羅隆基說現在是馬列 主義的小知識份子領導小資產階級的大知識份子，是外行領導內行之後，就在五月十五日寫出了《事情正在起變化》的文章，發給黨內高級幹部閱讀。……這篇文章 表明毛澤東同志已經下定反擊右派的決心。（《回憶與研究》 下）
如果說，這時李部長還不是為了 「引蛇出洞」的話，隨後他在引出全國第一號大右派章伯鈞來卻立了頭功。章先生的女兒詒和在她的《往事並不如煙》中回憶說：「5月15日，毛澤東致送《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給中共高干閱讀。信中，老人家把共產黨人分為馬克思主義者，修正主義者：把社會上各階層人士分為左派、中間派、右派。並指出『在民主黨派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現在右派的進攻還沒有達到頂點，他們正在興高采烈。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我們越有利。』
「這邊廂，民主黨派裡的兩個元老人物，在中南海受到秘密召見，獲得了『東南風轉西北風』的天氣預報。他們完全三緘其口，靜觀以民盟農工為舞台中心，以章（伯鈞）羅（隆基）為主要角色的一台踐踏知識份子、打擊民主黨派的慘劇。那邊廂，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還在積極響應中共中央整風號召，大講知識份子和民主黨派的光明未來，宣傳『鳴放』，鼓勵『監督』。」
「為了把昔日的朋友製造成為今天的敵人，並讓全社會認可，毛澤東在上海發出了指示：『讓牛鬼蛇神都出來鬧鬧。』『這不叫誘敵深入，叫自投羅網。』這羅網，便是由中共中央統戰部組織、召集系列整風座談會。
「座談會是從5月8日起召開的，先後搞了13次。邀請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發表意見，來幫助中共整風。
「座談會的頭幾天，父親沒有去。一則，他的意見早就發表過了，二則，他正拉肚子。
「李維漢很著急父親不入圈套，便親自撥電話敦請：『伯老，你一定要去參加座談，給我們中共提提意見呀。』
「5月21日，實在跺（音：托）不過李維漢的面子人情，父親去了，行前還跟母親講：『今天開會，我真不知說甚麼好？』
「進了會議室，他被請入主賓席-在頭排大沙發入座。這顯然是一個必須發言的席位。果然，親自坐鎮的李維漢點名要父親『給中共提意見。』
「父親講了幾十分鐘，他談到政治設計院問題：聽意見於基層『放權於部』會，發揮管理機關的作用問題：國務院會議程序問題：及檢查歷次政治運動的建議。最後父親說：「我的講話不是靈感和一時高興，所提意見也不都是那麼嚴重。無非是希望共產黨改革體制，改善領導，在決策民主化、科學化方面前進一步罷了。』他講話的時候，李維漢一直神情怡然。父親大概以為是稱許自己的談話：殊不知，他這是在為獵物墮網而心安。」
對李維漢而言，章伯鈞是他釣到手的一條大鯊魚，自可邀寵於毛。但遠非只此而已，在他的《回憶與研究》中還記載著如法炮製的其他 陷阱：
「工商座談會期間，有人提出真正的資本家與會不多，代表性不夠，於是又不斷擴大規模，找到了北京的吳金梓，天津的董少存，上海的李康年等一些人到會鳴放，後來這些人都被劃為右派。這個做法實際上是 『引蛇出洞』，把對敵鬥爭的一套用於人民內部，混淆了敵我。」
北京市委主要領導人彭真原是抵制毛的整風運動的，後來他心領神會了毛的 「引蛇出洞」，便也踴躍地加入。 現在，讓彭真現身說法。
戴煌說，他就是中了彭真的陰謀詭計而被劃為右派的。我讀他寫的回憶錄《九死一生——我的 「右派」歷程》，感慨萬分。他的歷史能紅得滴出血來，幼年當兒童團長，十幾歲參加新四軍，後為中共打內戰，當隨軍記者，建國後到新華社，參加抗美援朝，援越抗美，還受到胡志明的器重。
1956年到外交學院調干培訓，他是班級的黨支部書記。在全國大張旗鼓地掀起了反右運動。在這之前，他沒有提過意見，沒寫過大字報。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那篇遺臭萬年的社論《這是為甚麼》。
許多人大惑不解：不是信誓旦旦地反覆保證「廣開言路」，歡迎一切人幫助我們黨純正黨風的麼，怎麼突然自食前言、反目為仇呢？
正當這節骨眼兒，一天下午，北京所有高等院校的黨支部委員以上的同志，奉命到廣安門內白紙坊人民印刷廠禮堂去，聽取黨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做報告。由於我是中央許多部門派往外交學院學習英文的同志所組成的黨支部的書記，我也去聽了彭真的報告。
彭真精力充沛，紅光滿面，音宏氣足。他開門見山地說，這次報告的主題，就是動員黨內同志繼續向黨的組織領導提意見，不要受社會上「反擊資產階級右派猖狂進攻」的影響。因為那些人和我們中國共產黨不是一條心。他們裝著響應我們黨「歡迎發表不同意」的號召的樣子，骨子裡卻要推翻我們黨，或與我們黨平分秋色，輪流坐莊。
接著，彭真打著有力的手勢，用憤慨的語調，說到了章羅聯盟，也說到了龍雲等人。繼而他一改口吻，用十分親切的調門對台下的聽眾說：
「這些人能和我們今天在座的同志相提並論嗎？我們都是自家人。一方面，黨的組織領導確有許多自己尚未覺察的不足之處，需要大家提意見，多幫助：另一方面，黨內也的確有許多人蛻化變質，胡作非為，騎在人民的脖子上拉屎撒尿，使得在他們魚肉之下的人民怨聲載道，有冤難伸。這更需要予以無情地揭露，並請大家幫助黨組織想想辦法，認真解決這個大難題。
「再說，黨的方針政策及其貫徹執行，也並不都是十全十美。一帆風順的。這也需要大家協助黨的領導洞察秋毫，力求改正與完善之。
「總之，『門外』反右歸反右，『門內』有意見照常提，這叫做『內外有別』。而且黨支部書記和支部委員同志們要帶頭提，為整個支部的黨員同志做出表率，把我們黨的這次整風運動堅決搞好、搞到底！」
這時，彭真提高了聲調說：「即便提的意見不一定都正確，甚至都錯了，那也不要緊，黨絕對不會把這些同志與資產階級右派份子混為一談。這一點，我可以代表中央在這裡向同志們作保證……」
彭真熱誠坦率，語重心長，侃侃而談了兩個多小時，尤其是後半部份的講話，說得我們的心頭都熱乎乎的。一切茫然與疑慮，都隨著大家長時間的掌聲煙消雲散。對這次整風運動的預期效果，我又重新燃起了希望之火。
當天晚上，中央許多部門住外交學院學員的英、法、西班牙文三個黨支部的支委支書們，就在宿舍樓洗漱室隔壁堆雜物的屋子裡，舉行了聯席鳴放座談會。
我第一個發言，把一年來鬱積於胸的種種思考和盤盡托。結論是：全黨全國最嚴重、最危險的隱患，就是「神化與特權」。如果不立即予以抑制與消除，而繼續聽任其發展，必將國閉民塞，全民族都會跟著遭大難。對其抑制與消除的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大膽批評，切實監督，改進選舉：人民代表要講話，人民說話要算數，確保和尊重人民應有的民主自由：舉國上下都應該講平等，取消一切足以助長特權現象的或明或暗的措施與制度：降低高薪者的待遇，削減過分優厚的福利撥款，以大力縮小國家幹部與工、農、人民之間生活水平的懸殊。同時改變統購統銷中某些過死過急的做法，適當提高農產品的收購價格，以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精簡高等院校的政治課，讓學生們有更多的時間研究專業，等等。整個發言慷慨激昂，大有「為著眾人去下海，不怕沾滿一身泥」的勁頭。
6月13日，新華社召集在外交學院學習的同志開了一個座談會。他發言了，主要是談反對神化與特權。他指出，現在已經開始了對毛主席的神化，只要是毛主席說過的話，不管對不對，科學不科學，那就一定千真萬確，一定是馬列主義真理。
他批判毛主席最近會見南斯拉夫代表團的談話。毛說，我們不怕打第三次世界大戰，我們還希望早打第三次世界大戰，中國有6億人口，打掉了3億人，還有3億人，一樣建設社會主義。可帝國主義國家能剩下多少人呢？而且人民趁機起來造反了，從而引起世界範圍內的革命……
戴煌認為，就說美國人民吧！他們今天活得好好的，憑甚麼要砸掉自己的洋房、小車，去揭竿而起鬧世界革命呢？
後果就悲慘了：挨批、挨斗、劃右派、勞改……百般苦罪，概括為一言：「九死一生20年」。
據時任北京農業大學黨委書記的施平後來回憶：「『反右』開始前，北京市委主要領導人多次召開大學黨委書記會議，聽取各校關於民主黨派、教師、學生幫助黨整風『鳴放』的情況，佈置各校抓緊時間，動員『鳴放』。有一天下午，市委負責同志找了清華、北大、師大和北農大四所重點大學的黨委書記去談話，聽取了學校『鳴放』的情況後說：你們幾所大學老教師多，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翹尾巴的專家、教授、民主黨派成員多，有影響的人物多，要用各種辦法，製造適當氣氛，『引蛇出洞』，讓他們把毒都吐出來，以便聚而殲之。你們幾所大學『鳴放』得還不夠，因為黨委力量強，黨委書記要示弱……，讓他們敢於盡情『鳴放』，無所顧忌。」（《六十春秋風和雨》）
鄧小平是中共中央總書記、整風小組組長，就是在5月14日，鄧小平主持的中央書記處發出了<關於報導黨外人士對黨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評的指示>，足以證明和充分表明陰謀的籌劃早在5月15日之前已在進行之中。此一文件與毛的 《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的磨刀霍霍，陰險用心，是出於一轍的。文件稱： 「最近各地黨外人士正在展開對於黨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評，這是很好的現象，這不但會大大幫助我黨的整風，消除對黨外人士的隔閡，而且可以在群眾中暴露右傾分子的面貌。我們黨員對於黨外人士的錯誤批評，特別是對於右傾分子的言論，目前不要反駁，以便使他們暢所慾言。我們各地的報紙應該繼續充分報導黨外人士的言論，特別是對於右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論，必須原樣地，不加粉飾地報導出來，使群眾明瞭他們的面目，這對於教育群眾，教育中間分子，有很大的好處。近來我們許多黨報，對於一些反共的言論加以刪節，是不妥當的。這實際上是幫助了右傾分子，並且使人感到是我們懼怕這些言論。這種現象，請你們立即加以糾正……
「以上各點，請即召集黨報負責同志加以佈置，至要。」可見鄧在5月15日以前就已經預得天機。而右派的 「三大理論」及其他有份量的右派言論都在此後，都在6月初、5月下旬。指出這一點，可以說明毛澤東是 「王八吃秤砣——鐵了心」要搞 「引蛇出洞」，而不是鄧小平連 「陽謀」那一把壺也不提了，逕直地厚著臉皮三番五次說： 「1957年反右派是擴大化了，擴大化是錯誤的，但當時反右派的確有必要。大家都還記得當時有些右派份子那種殺氣騰騰的氣氛吧……」（《鄧小平文選》二卷第345頁）這句話可以表達為這樣一個公式： 「殺氣騰騰（原因）——決定反右（結果）」可是這位以 「實事求是」而香名昭著的鄧大人，卻在以 「殺共產黨人」而臭名昭著的右派份子葛佩琦的華崗巖腦袋上撞得粉身碎骨：他無法解釋這個基本事實：是在毛決定反右半月之後，葛佩琦才 「騰騰」的，其他，如所謂 「右派三大理論」也都是在之後而不是在之前 「騰騰」的。原因怎麼會發生在結果之後呢？實乃咄咄怪事!怎麼 「結果」竟然捷足先登，而 「原因」卻姍姍來遲呢？這是甚麼邏輯？鄧小平以 「騰騰論」作為 「當時反右的確有必要」的根據，實在是蠻不講理地撒謊!一許，毛澤東衝著鄧小平的這類邏輯，才說： 「那個小個子的前途，不可限量。」
鄧小平是 「引蛇出洞」最重要的施工者，據知內情的陳伯達說，鄧小平主持一次省市委書記會議 「說現在時間比金子還寶貴，要書記們趕快回去收集右派言論，否則晚了，收集不到了」。陳聽到 「很驚訝」，他認為，人總會說錯話的，這樣收集，牽涉太多， 「反右搞得那樣擴大化，鄧小平同志有很大責任，」（《重新審視陳伯達》，《開放》雜誌2005年三月號第42頁）
周恩來配合毛澤東，從來都是得心應手的，這可以從他對王造時的 「引蛇出洞」說起： 周恩來不殺王造時，王造時卻由周恩來而死。
王造時是政治學博士，29歲的大學教授，少有「安福三才子」（另二為羅隆基、彭文應）之稱，長有「愛國七君子」之名。七君子之另一，鄒韜奮對他的評價是八個字：「天真爛漫，篤實敦厚」。
所謂「七君子」，都是救國會的頭面人物，另外五位是沉鈞儒、沙千里、李公僕、章乃器、史良。在周恩來操控下，以抗日為名，大事反蔣。於1936年12月22日他們以「危害民國罪」被關進蘇州高等法院監牢。他們雖被利用，但確是出於愛國熱忱，故獲釋後，得到「愛國七君子」美名。我謂「利用」：你不相信嗎？試看，「愛國七君子」若真的愛起國來，中共又是何種態度？
1941年4月15日，《新華日報》頭版：「塔斯社莫斯科13日電」
條約
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與日本天皇陛下，願鞏固蘇日兩國間之和平與友好邦交，茲特決定締結中立條約，因此雙方任命各自代表，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任命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員長維拉徹斯拉夫、莫洛托夫：日本任命外相松岡洋右及特命駐蘇全權大使建川美次陸軍中將，為各自代表。雙方代表互閱國書，均屬完好妥善，當即議定條款如下：
第一條、締約國雙方保證維持相互之間和平與友好邦交，互相尊重對方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
第二條、倘締約國之一方成為一個或數個第三國敵對行動之對象時，則締約國之他方，在衝突期間，即應始終遵守中立。
第三條、現行條約自締約國雙方批准之日起生效，有效期限定五年。在期滿前一年，倘締約國雙方均未宣告廢棄本約，則有效期限即自動再行延長五年。
第四條、現行條約當從速呈請批准。批准證件當從速在東京交換。
現行條約用俄文及日文繕寫兩份，由上述雙方代表簽字蓋章，以昭信守。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即昭和十六年四月十三日立於莫斯科。莫洛托夫（簽署）：松岡洋右，建川美次（簽署）。
宣言
遵照蘇日於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締結之中立條約精神，蘇日雙方政府為保證兩國和平與友好邦交起見，茲特鄭重宣言，蘇聯誓當尊重「滿州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日本誓當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於莫斯科。蘇聯政府代表莫洛托夫（簽署）：日本政府代表松崗洋右，建川美次（簽署）。
消息傳開，輿論嘩然，各界人士反應強烈。中華民國政府鄭重聲明，對條約涉及中國的部份宣佈無效，並指示駐莫斯科大使要求蘇聯方面澄清。
親蘇親共但又自認是中國人的人士，不僅無法面對別人的質問，也無法面對自己的民族良心，因而自己也義憤填膺。黃炎培在日記中寫道：「4月7日2時，招周恩來、董必武來，舜生、伯鈞也到，請中共表示態度。周極言蘇聯此約乃其一貫之政策，與對華毫無關係：至中共態度，決不因此變更云云。董略同。」
黃炎培等，他們的救國會經過討論，表明態度，由王造時起草《致斯大林大元帥的公開信》。內稱：「今貴國於4月13日與我們的侵略者日本帝國主義訂立中立協定，併發表宣言相互尊重所謂『滿州國』及『蒙古人民共和國』領土之完整與不可侵犯性，顯然妨害我中國領土與行政的完整，我們不能不表示莫大的遺憾。故對於我政府宣佈其無效的鄭重聲明，絕對擁護，且深信這是我國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的公意。」
這一下可大大地觸怒了中共，同時也大大地暴露了中共的賣國嘴臉。
章乃器的妻子鬍子嬰在她寫的《我所知道的章乃器》（《文史資料選輯》第82輯，第80頁）中回憶道：「1941年，蘇聯因戰略上的需要，和日本簽訂互不侵犯協定，其中有涉及中國主權的地方，國民黨報紙即藉此攻擊蘇聯。救國會也發表宣言對蘇聯提出抗議。周恩來同志知道後，認為這樣做不適宜。沉蘅老表示救國會要作自我檢討。章乃器對這件事很不以為然。他認為救國會發表宣言是救國會的事，共產黨無權干涉，救國會也不應該檢討。他爭之不得，就退出了救國會。章乃器退出救國會時，要我同他一同退出，我沒有接受。」半年後，他們夫妻離婚。這事我們不管，我們注意到，如不離婚則會出現賣國與愛國同床異夢的黑色幽默。
共產黨對王造時記仇在心，解放後先讓他失業，後給以迫害，七君子中健在的其他人，都當上了中央大官。而且，1949年毛澤東去蘇聯給斯大林祝賀70大壽時作為獻禮，就在民主黨派中唯一地宣佈解散了救國會，以謝罪於斯大林大元帥。當然，共產黨一向不強加於人，都是讓你 「自動」。
在《沉重的1957》中載有王造時的有關此事的遺稿：1957年寫的「日蘇互不侵犯條約的問題的交代」，其中寫道：
當時，「在重慶救國會的重要負責同志開會討論這件事的結果，認為救國會運動是由於日本侵略東北而起的，中國抗戰也是為著這個問題。蘇聯雖是我們最好的友邦，但是這個協定實在地對中國是一個打擊，大家認為有公開表示的必要，當場推舉我起草，張申府審查。我隨即擬了一個致斯大林大元帥的公開信，表示該項協定是妨害中國領土與行政的完整，認為是很大的遺憾。張申府看過之後，旋經開會修正通過。當時我們七個人（指「七君子」——引者），除鄒韜奮同志生活書店被迫已遷往香港外，我們六個人都在重慶參加會議。（記得王炳南，張友漁同志等也參加會議。）開會決定：由沙千里謄清兩份，於次日在史良家簽字。簽名的有沉鈞儒、章乃器、史良、李公僕、沙千里、張申府、劉清揚、鬍子嬰和我九人……」（第106頁）
這封公開信被說成是反蘇，反共，反斯大林。為縮小打擊面，造謠說是王造時一人幹的。
「當時黨的個別領導人按照《真理報》的調子，說成是斯大林的一種策略：讓日本的矛頭向南（專門侵略中國——紫丹，下同）不向北（不打蘇聯），免使蘇聯腹背受敵，便於集中全力抵抗法西斯德國。因此，那條約及宣言是正確的。」（第107頁）
王造時政治上受冷遇，經濟上處困境，心理上陷苦悶，採取了少說話，不寫作，免是非的消極態度。
1957年的春天，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好一派萬紫千紅！中共中央統戰部消除對他的誤會。3月27日傍晚，周總理接見了他，晚宴上，一邊給他夾菜，一邊聊天，回憶解放前那些不平常的歲月。後來又談到讓他到北京工作以及恢復救國會的問題。實在可以說是 枯木逢春。王造時舒心之情，可以從他1957年6月12日早晨寫給周總理的信中看出：
周總理：
二月下旬我進京參加全國政協，三月間與統戰部兩度談話結果，得將1941年日蘇互不侵犯協定所引起對我的誤會及其間的是非問題，相與澄清，多年來私衷的悶惑，為之豁然一爽。最感幸運的是您在萬機待理之中還邀請我作一懇談。您那沖曠的襟懷，誠摯的態度，殷切的期待，尤其是那種為國家為人民多方謀慮的苦心，使我深深感動，永不能忘。您提出我來北京工作及恢復救國會各節，我定當從祖國的需要上慎重地加以考慮。同時，請您接受我至誠嚮往之忱，隨時予以指教，使我更能夠為社會主義建設辛勤工作，無負盛意……」
關於「恢復救國會」，遺稿記載：
「3月27日的晚上，我在北京蒙周總理召見。在談話中周總理曾經問我是否考慮恢復救國會的問題（既然恢復，何必解散？-紫丹，下同）我答覆說要問沉鈞儒，史良和其他與救國會有關係的朋友（為甚麼單單問你？）。周總理說，當初解散救國會是一個錯誤。毛主席看見民主黨派抗美援朝的聯合宣言沒有救國會的名字，認為是一種損失（裝迷！那是誰叫解散的？）。周總理說我當初反對解散是對的。（那就是說，第一，當初你是反對解散的，這一點先肯定下來：第二，你是對的，黨是錯誤的，別人不反對也是錯誤的。）我答覆說，我當初也不是絕對反對解散，我當初的意見是如果其他民主黨派解散，救國會也就應當解散：如果其他民主黨派還有歷史任務，救國會也就考慮不解散……（真是糊塗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當初為甚麼單單提出解散救國會而不提解散其他任何一個民主黨派？現在又為甚麼單單問你是否考慮恢復的問題，而不問其他任何人？而其他任何人現在都是比你更具份量的呀！你呀你！王博士。人家賣了你，你還要老實巴腳地替人家數身價）」。（第109-110頁）
王造時誤以為報國有門了，積極性也上來了，熱情地投入了幫助黨整風的大鳴大放之中。他這條本來是凍殭的蛇，硬是被春天的暖氣給哈出了洞：正好給共產黨劃右派。
不僅僅鬥他現行的右派言論，還挖他反蘇反共反斯大林大元帥的歷史罪惡以及要「恢復救國會」的陰謀活動。七斗八斗，他受不了了，就又向總理髮出求援信：
恩來總理：
六月十二日晨緘上一函，並附呈在上海宣傳工作會議和上海市政協的發言兩紙，想蒙鑒察。不意即日起由上海法學會（我忝為該會副會長）及市政協政法組（我忝為該組召集人之一）召集了六天的座談會，主要對我在宣傳工作會議及新聞日報座談會的發言，作尖銳的批評，我得到了很好的啟發和教育。但在批評之中及各報發表關於我的消息，動輒冠以反黨反社會主義甚至右派份子的帽子，私衷實不勝感慨而惶惑。
多年以來，由於家庭疊遭不幸事故，加以自黨對我有薄膜存在，故一向緘默，不敢有所獻議，誠恐言或失當，於公於私都無好處。本年三月間在京得有機緣同統戰部及救國會諸友暢談之後，相與澄清了一些歷史上的問題，復蒙我公召見懇談，猥承勉勵，精神為之一奮，私衷自矢，今後對黨對社會主義，更應竭忠盡慮，以圖報答。適值黨大力號召放鳴，廣開言路，我鑒於官僚主義相當普遍，激於愛黨愛國之情，感於「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之召，深受鼓舞之下，遂破除顧慮，放膽為言，殊不料由於對政策的體會不夠，對社會的觀察不周，所發生的客觀效果徒加了黨和政府的困難，造成了不良的影響，此雖非始願所及，但後果責任理應由我來負。以惟恐天下不治之心，招致惟恐天下不亂之誚，我不僅愧對黨國，愧對我公，抑且愧對自己。我將嚴肅認真，實事求是地作一書面檢查，以冀彌補損失於萬一。但若強我承認為反黨反社會主義之右派人物，則違心之言，我所不為。恐於社會主義的建設也無裨益也。
承您關懷備至，我當此疑難，心懷又不免嚮往您處。誠知您正在開人民代表大會，原無暇晷處理瑣事，但向日之葵，仍期一照，不知可否由您斟酌通知上海市委或正在京參加人代會的劉述周部長，由此間負責同志約我面談，指示對我的要求，使我能夠認識問題的所在，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做好書面檢查，糾正不良影響，同時不強我作言不由衷之論。如果您認為我當面聆教更為妥當，我也可隨時入京趨謁。
我的長兒長期患精神病於上海醫院，幼兒初患精神病於南京醫院，長女神經曾受刺激在家修養，而愛人則於去年三月中旬逝世，我個人也有血壓嫌高及風濕痛之病，自顧孑然一身，原無所求。如能以殘餘年華追隨黨及毛主席和我公，作一磚一瓦之用，而有助於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誠衷心所祝，殊不願抑鬱困死，徒負您臨別相期的至意。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諸希諒察。謹致
最敬仰的敬禮！ 王造時上
就像我們可以「預報」準確昨天的天氣一樣，我們充當事後諸葛亮可以判斷周恩來決不會給他回信，相反，倒會去問一問他信上所說的「劉述周部長」：「王造時這棵大毒草鋤得怎麼樣了？」
可憐的著作等身的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政治學博士，成了被人奚落為「檢討」等身的 「檢討博士」。最終死於上海第一看守所。
當七君子住國民黨的監獄的時候，宋慶齡去解救他們，神氣十足地斥責庭長道：「我們有事要找院長，他為甚麼不見？就是蔣，我要見，他也不敢不見。你們的院長為甚麼不出來？」
王造時被釋放出國民黨的監獄時，帶著他在獄中翻譯出的他老師拉斯基的名著《國家的理論與實際》一書。
當他住共產黨的監獄的時候，宋慶齡啞吧了。他至死也未被釋放，死時還帶著手銬一副。
倒是周恩來總理 「有情有義」，《沉重的1957》寫道：「一份關於王造時病危的報告，終於送到周恩來總理手中。
「人民的好總理馬上打來了長途電話，要求盡力搶救王造時先生。王造時被送往上海瑞金醫院搶救……
「然而，王造時此刻已危在旦夕，氣息奄奄，帶著手銬躺在病床上。聽說周總理打來電話，他鬍鬚邋遢的嘴角漾起笑意。」（第79-80頁）三天後他死了。
他的小女兒王海容，因不與父親劃清界限，也劃了右派，剛在醫院動了乳房癌大手術，現拖著沉重病體邊哭邊奔，趕往上海龍華火葬場。
說了半天，還沒說王造時的右派言論是甚麼呢！
1957年3月20日《人民日報》第五版上，載有他在全國政協大會上的「放毒」，題目是「我們的民主生活一定日趨豐富美滿」，還配發了他發言時笑容可掬的照片。他說：
「『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和『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道理，大家當然懂得，實行卻不太容易。拿一個或許是不倫不類的比喻來說，做唐太宗固然不易，做魏徵更難。做唐太宗的非有高度的政治修養，難得虛懷若谷：做魏徵的非對人民事業有高度的忠誠，更易憂讒畏譏。我想，現在黨內各級幹部中像唐太宗的可能很多，黨外像魏徵的倒嫌其少。」
這就是他 獲得「自比魏徵，向黨進攻」的罪名的根據。
上層如此，至於下面是如何實施 「引蛇出洞」的？可以從中國著名學者吳宓與好友張紫葛教授在反右前後的言談遭遇中，觀一斑而知全豹：吳宓談到這次大鳴大放，問張：「其旨意你有省悟否？」
張說：「看不出甚麼言外之意。」
「傷哉！」吳歎息，「你簡直利祿在心而思慮俱蔽。這也看不到？古人說過又說過：言甘而幣厚，其必叵測。今要開門整風，下一紙文，表一下態就夠了，何用如此盛詞大噪，千呼萬喚，言之懇懇，促之諄諄。而其鼓動對象，厥為民主黨派與知識份子。……。毛公將有事於天下書生矣！」
張惶恐問計，吳沉吟久之，說：「惟有三緘其口。」遲疑一會兒又說：「當然，不發言也不是萬全之策。被秦始皇坑掉的數百儒生，誰出過一言半語呢？」
張以為，拒絕發言，只怕辦不到。
吳說：「正是，有這麼一個邏輯，不發言，不表態，就是牴觸，就是對黨離心離德。那麼，反正你牢記，萬一要發言，只能歌功頌德。」又說：「歌功頌德也不一定免禍。君不見，頌明太祖『光天化日』、『天生聖人為世作則』者，竟被論為譏諷朱元璋做和尚，刺光頭，乃是『為世作賊』！」
張大為煩惱，說：「你向來運籌進退，步伐周扎，果斷肯定。怎麼今天這麼上下兩可之詞？「
吳兩掌拍膝：「情勢使然也！我再高明，也只是塘中之魚，但能察知在投餌張罟，卻無法料定網究竟有多大。網小，但網趨餌之魚：網大，則不趨食香餌者亦將難免。設或竟是攔河 網，則全塘水族將無遺類。所以，問題要看網有多大，設或你剛剛處於網緣，還可望三緘其口或歌功頌德而倖存。設或你處於網內，那就在劫難逃了。」
1957年5月初，院長胡光和黨委書記劉佑東一再到張紫葛辦公室和宿舍拜訪他，動員他在鳴放會上發言。「你是有影響的教授，務請和我們合作，帶頭把鳴放搞起來！」
他仍未發言。劉佑東邀他到他家喫茶、密談。「你太不夠朋友，鳴放會上一言不發。」
張說：「我確實對你們非常滿意，沒有任何意見，總不能地無病呻吟嘛！」
劉痛心疾首：「甚麼話！毛主席說過，只有兩種人沒有缺點，沒錯誤，一個是沒出生的人，一個是死人。你咒我們是死人？！你要知道，如果鳴放搞不起來，我這黨委書記就得垮臺。你哪怕胡亂捏造，指著我們鼻子臭罵一頓，也是幫我的大忙，我也會無限感激你的。」
張無奈，在當晚的座談會上說了十來分鐘，全是歌功頌德。而第二天出版的院刊《鳴放每日刊》上所載他的發言記錄卻顛而倒之。他的原話是：「我認為黨群之間沒有鴻溝」，記錄改為「大有鴻溝」。原話：「我認為院黨委辦大學很在行」顛倒為「很不在行」等等。通篇無一句不如此。張氣得不行，去找劉書記。誰知他倒 打一耙：「是我叫改的。像你那樣說。我能下台嗎？叫我動員鳴放，是提批評意見，沒叫我動員表揚我們！」
1957年6月28日，西南政治學院貼出了第一批反右大字報：
「張紫葛是個口蜜腹劍的大右派！」「揪出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張紫葛！」
他去問劉佑東：「憑甚麼把我定成右派份子？」
劉答：「我有甚麼辦法？我是黨的馴服工具。那會兒叫我動員鳴放，我就動員你鳴放，這會兒叫我劃右派，我就劃右派。你不當右派我當？我給你交底吧，這右派是有指標的！在市委分配指標時，各校黨委書記爭得面紅耳赤，都訴說：我那裏政治條件好，劃不到這麼多右派！市委書記惱了，叫：放下指標，先反掉你們的右傾思想再說！我差一點兒回不來！……總而言之，你這右派當定了，除非你是毛主席的好朋友，毛主席出來保你。」
剛開始劃了右派，尚未限制人身自由。張又來到吳宓家，吳說：「估計當如此。」轉而安慰道：「勿怪勿惱，在劫難逃也。這回是拉開臉了。……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既甘且美，翻手為雲倡鳴放，懇請大鳴大放，幫我整風。不過兩月，把臉一拉，嘿！爾等乘我 整風，猖狂進攻！發表關於內部矛盾之光輝著作，……面目全非，語言迥異，還創造了剷除毒草之六條標準云云。於是覆手為雨，掀起反右之惡浪。……尤有進者，以神州普天下之主，親自援桴急鼓，進攻一小小之《文匯報》，且對準其中之一女兵——女記者浦熙修，聲嘶力竭，衝鋒陷陣。……我舉此數端，意在提醒你：在劫難逃者多矣。汝罹此難，萬非汝之德行有虧，舉措失當。既無愧於心，就不用慼慼於懷。天降奇禍，復何言哉！且而，我已再四演算，汝雖有不測之禍，卻是絕無性命之憂！」
說罷，叫他「趕快離去，善自保重。」握手時又叮囑說：「處今之時，惟有達人知命，聽之任之。養浩然之氣，存萬全之軀。切切不可憂傷憤激，自暴自棄。否則，古有賈誼，今有李源澄！老李氣憤填膺，已經瘋了！」（李是歷史學教授，已劃右派）（詳見《心香淚酒祭吳宓》頁326-330。）
我等後知後覺，當時只是毛說的「有人說這是陰謀」中的「有人」之一，身經了反右的整個過程，今昔對比又看到如許「出土文物」，方始對其陰謀的認識由直感到達論證。吳、張的見證，既對毛的 「陽謀說」予以揭穿：又對 「變卦說」（指李維漢等人認為毛反右不是原定主意，而是中途變卦的一些說法）予以指迷：知識份子在劫難逃，甚至用「該縮頭時便縮頭」的烏龜法也不能自保了！
錢伯城在《鄭振鐸1957年日記紀事》一文中說： 1959年的廬山會議反右傾，實際就是在黨內的又一次反右派。 廬山會議前的1958年11月第一次鄭州會議到1959年4月上海會議，直到廬山會議的神仙會，毛允許批 「左」，批評他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化帶來的特困局面。我來介紹一個場景：
毛澤東往日是習慣於離群索居，這次上山伊始，一反常態，頻頻召見眾人。今晚來美廬謁見的，都是有見地的人物。周小舟在延安時期是他所賞識的秘書：李銳是水電部副部長因反對長三峽大壩上馬，毛澤東、周恩來賞識其真知灼見和反潮流精神，毛要他做自己的兼職秘書：田家英從1948年就跟他當秘書，從來不肯隨聲附和，有時還敢跟他頂撞幾番，：周惠，湖南省委書記，管糧食有成績。毛視察湖南發現他在大躍進中沒有亂來，邊界農民跑湖南這邊來搶糧食，所以特意要他來廬山參加會議。
37歲的田家英談他春天帶領工作組去四川農村調查的情況。在全國勞動模範羅世發的家鄉，聽他講被逼說假話、放衛星的苦景。田家英學著羅的腔調說： 「水稻要畝產萬斤，哪個鬼兒子哄你，只好把穀子往田裡堆!」毛澤東哈哈大笑，眾人也跟著笑起來。毛說： 「58年有些事我有責任。提倡敢想敢干， 『八大』二次會議達到高峰。其中也有些胡思亂想，唯心主義。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和各個部門。」
「其中也有些胡思亂想，唯心主義。」此語是相當誠懇的，令人感動和吃驚。
毛接著說： 「鋼鐵要翻番，不料搞了個 『兩小無猜』——小高爐、小轉爐，把別的事情忘記了，本末倒置。」
「主席，鋼鐵元帥升帳，也使工業內部比例失調。」李銳覺得今晚氣氛很投機，不妨敞開說， 「您曾經批評過斯大林單搞重工業的做法，北戴河會議一提出1070萬的高指標，幾千萬人上山搞小高爐，用磚瓦石灰窯煉鐵，報紙也是天天放衛星，結果不僅是浪費原料燃料，也打破了平衡，使真正的短線，比如電力、輕工業的生產受到影響，能源缺口、市場緊張、財政虧空……」
毛澤東認真地聽著，李銳問道： 「主席，您怎麼也相信了畝產萬斤呢？」
「我也是受了人家影響，錢學森寫文章說只要太陽能多利用一點，農作物就可以大幅度增產。」他的神情忽然變得非常單純可愛，繼續說： 「說58年糧食增產三成，我懷疑……」他接著談了人的認識過程是對立統一的過程，正確的認識同錯誤的認識是在不斷的鬥爭之中。他說： 「要有對立面。我常常是自己的對立面，有的時候上半夜與下半夜就互相打架。」主席既然這樣坦然，大家就又作了進言，如讓陳雲重新來主管財經，等。
「來，我們喝點茅台酒，以助談興。」毛澤東今晚興緻頗高毛飲一杯，抿抿嘴，說道： 「58年的毛病，主要出在綜合平衡上……。六億五千萬人的衣食住行沒有安排好，出了一點亂子。我是始作俑者嘍!怪不得下面工作的同志。」
「是的!高指標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周小舟像是被茅台酒壯了膽，橫檔裡插進這一句。
「嚓」，毛澤東擦著火柴，燃起一支 「熊貓」。繼續說： 「我40歲以前肝火旺，總覺得真理在自己手裡，現在也還有肝火。吶，在江西蘇區的時候，有一次對胞弟毛澤覃發脾氣，或許是要伸手打人吧，毛澤覃說： 『共產黨又不是毛氏宗祠!』 」
眾人哄堂大笑，毛澤東更是笑聲震耳，繼而又海闊天空，談了一起。
他們乘著酒興，只管直通通地衝著今夜極溫和的毛澤東放炮： 「58年是小資產階級思想，唯心主義大發展的一年， 『以鋼為綱』 『三大元帥』，這些口號不科學!」
「以後可以不提這些口號嘛!」毛澤東說。眾人又說，這次會議有壓力，恐怕都是說半句、吞半句。
「哎——」毛把大巴掌在空中一擺： 「不要有壓力。我在上海會議說了，不敢講話無非是六怕：怕警告，怕降職，怕沒面子，怕開除黨籍，怕殺頭，怕離婚。岳飛就是殺頭才出名的嘛。王熙鳳說，捨得一身刮，敢把皇帝拉下馬。言者無罪嘛。轉告大家，也不要那麼沉重。去年是幾件事壓在一起了。鄭州會議後，我開始右傾。打麻將十三張牌，基本靠手氣。在肯定成績偉大的前提下，中央願意聽取各種意見……』（參見《毛澤東人際交往實錄》第182頁）
其氣氛、其話語，跟反右派前夕簡直是一模一樣：其後果，仍然是一模一樣：這些人都成為彭黃張周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的成員，把 「六怕」不同程度地 落實在每個人身上。
毛在8月11日下午的大會上講道： 「180度轉變，我是蝙蝠，開頭屬你們俱樂部，23日怎麼轉變了？三番四復要求民主，很同情。每個支部都不要壓迫民主，放臭屁，通通放，讓大家講話，……對俱樂部同志也（!）講硬著頭皮頂住，還有甚麼屁要放？聽說還有十大綱領。」（李銳《廬山會議實錄》第332頁）
所謂 「也（!）講硬著頭皮頂住」的 「也」，是指他在兩年前 「也」曾經這樣對付過右派，這是年長的知識份子耳熟能詳的。當時毛說： 「人家批評起來，就是說火一燒起來，豈不是痛嗎？要硬著頭皮頂住。硬著頭皮頂住，就是你批評我，我就硬著頭皮聽，聽一個時期，然後加以分析，加以答覆，說得對的就接受，說得不對的加以批評。」（《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440頁）甚麼 「加以批評」？是叫你 「家破人亡」!
蓋棺論定：毛澤東是陰謀的化身。他不僅對敵人，對路人，對一般朋友，即便是對親密的戰友，也無不耍陰謀詭計。仍僅以 「引蛇出洞」這一陰謀品種為例， 加以論列
毛對彭德懷的迫害，已為眾所周知，但對彭也施行過「引蛇出洞」的毒招，卻是大多數人所不知底裡的。
《中共黨史重大事件述實》第313頁：四月，八屆七中全會在上海召開。在會上毛推薦大家看《海瑞傳》，號召大家學習海瑞精神，敢於批評皇帝。無非是五不怕：不怕撤職，不怕開除黨藉，不怕離婚，不怕坐牢，不怕殺頭。 「捨得一身刮，敢把皇帝拉下馬」， 「希望同志們敢於提出各種不同意見」， 「有些同志報喜不報憂，不把真實情況反映上來。」 「我們又不打擊又不報復，為甚麼不敢大膽批評，不向別人提意見？」他說，海瑞這個人對皇帝罵得很厲害，說 「嘉靖」是 「家家皆淨也」，還把這話寫在給皇帝的奏疏裡。以後被關進監獄。有一天，忽然拿酒菜給他吃，他很奇怪，問看監的老頭，才知道是嘉靖死了，他大哭，把吃的東西都吐了出來。毛說，儘管海瑞攻擊皇帝很厲害，對皇帝還是忠心耿耿的。他把<明史>送給彭德懷看了，並勸周總理也看一看。
會後，彭德懷回北京，一直到出國訪問，大約半個多月時間裏，案頭總放著一本《明史：海瑞傳》。
據五十年代後期曾任中共湖北省委副秘書長、省委書記處辦公室主任的梅白會回憶：會前，我去毛主席那裏，毛主席便問我： 「你認不認識海瑞？」又說： 「我希望中國多出幾個海瑞。」我問： 「是不是 『釣魚』？」他說： 「不是。」第二天，在會上講了海瑞……會後，毛澤東講了希望黨內多出海瑞式的人，毛澤東又問我： 「今天講海瑞反應如何？」我說： 「有突如其來之感。你先打了招呼，我不感突然。會有海瑞的，出了海瑞時，請主席沉住氣。」（轉引自王若水《新發現的毛澤東》上冊第342頁）
《黃克誠自述》： 「毛澤東的策略也很高明，是引蛇出洞。上海會議上提倡海瑞精神，廬山會議前，彭德懷本不想參加，已經請假，毛親自打電話要彭參加。在廬山上，毛和幾個秀才談話裝出一個虛懷若谷的樣子，以至周小舟勸彭德懷寫信，終於釣出了一條大魚。事後毛又說： 『海瑞歷來是左派，左派海瑞我歡迎，』 『現在是右派海瑞。』他說彭德懷 『到處散佈別人都不行，只有他自己是海瑞』。」（第349頁）
生活在他身邊的李志綏就近觀察到： 「毛熟讀中國歷史，深曉宮廷鬥爭中奪權傾壓……毛認為他的朝廷自然也不例外，他本人更是玩弄權術的高手……因此毛這次提倡學習海瑞精神，和先前1957年他用所謂 『引蛇出洞』法，鼓勵知識份子批評黨、替共產黨整風一樣，都是他慣用的策略。」（《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第285頁）仍是用同一方法，在下面抓了幾百萬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現代海瑞們下場淒慘，毛對他們毫不留情。」（同上，第286頁） 我們再來對以下的毛的反覆呈現性，加以觀察：1959年反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的鬥爭，開始於神仙會，與1957年反右派鬥爭開始於大鳴大放，何其相似乃爾!憑空捏造出彭、黃、張、周軍事俱樂部，要他們交代，反黨是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有路線的，這與憑空捏造出章羅聯盟冤案的做法又是如出一轍。巧中之巧，由神仙會到反右傾是抓住甚麼戰機、借題發揮的呢？是抓住一封信。這和大鳴大放轉入反右派抓住一封信，借題發揮，在人民日報上裝腔作勢發出嚎叫： 「這是為甚麼？」（社論）又是不謀而合（實質是同（陰）謀而合）。毛說： 「把個廬山幾乎轟掉了一半」與瞪眼說瞎話，編造右派進攻的形勢 「黑雲壓城城慾摧」，從神似上講，近乎字字相印。鬥爭對像彭德懷代表了國家、民族、人民的利益，向危害國家、民族、人民的錯誤以至罪惡作鬥爭，是站在歷史的正確方面，右派也和。彭一樣，代表民意、得民心。毛為掃除彭廣泛的社會基礎，將反右傾引向下層，又抓出數以百萬計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做法與反右一樣，抄襲了反右用的 「引蛇出洞」的陰謀詭計。 請看<鴻>書中所描寫的真情實景：
「四川省負責人開完廬山會議後，帶著印有彭德懷在廬山發言的文件回到成都。文件發到17級以上幹部，要他們對彭的觀點表態。（劃右傾卻不限於17級以上）
「我父親已從李省長處聽到了一些廬山會議的爭論。在他參加的 『考試』會上，他對彭德懷的信作了一些含糊的評論。回家後，他做了一件以前從沒做過的事：暗示我母親這是一個又一次』引蛇出洞』的圈套……。
「在母親的 『考試』會上，她很驚訝地發現其他許多人似乎都已聽到風聲。一半以上的同事對彭德懷的信表示憤慨，說他對毛的政策批評是 『顛倒是非』。」（第170頁）
「成都市糧食局長和郵政局長曾是彭德懷部下老紅軍，兩人都說同意他們德高望重的老司令員之觀點，他們還加上自己在農村的經驗來支持彭的意見。我母親擔憂這些老紅軍知不知道這是個陷阱，如果知道，他們仍說出自己的心裏話，真是英雄!……支持彭的老紅軍被扣上 『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帽子，解除職務，下放體力勞動。
「由於許多共產黨幹部同意彭德懷的觀點，清洗 『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運動再次撼動全黨上下。這次的教訓是：不准對毛澤東提任何批評和意見——_即使明顯是他的錯誤。幹部們都看到：不管你的職位有多高，也不說你過去的功勞有多大，只要觸犯了毛澤東，一夜之間就淪為階下囚……。」（第171頁）這裡所說的 「教訓」是極端消極的，迥異於我說的 「教訓」，但，這的的確確是大多數人，甚至於是絕大多數人所接受的教訓。唯其如此，人才能昧著良心顛倒是非，如： 「一半以上的同事對彭德懷的信表示憤慨，說他對毛的政策批評是 『顛倒是非』。」到底是誰在顛倒是非呀？同樣，反右時，左派憤慨得幾乎要得腦溢血，腦漿崩裂而亡，這都該歸咎於右派 「顛倒是非」，才激起左派的 「義憤填膺」也唯其如此，多虧這些媚毛左派，毛澤東才能屢屢得逞，中華民族才能災難深重——_共產黨自己起的名字叫做： 「浩劫」
毛本人對此等事作何反應呢？他在為《馬克思主義者應當如何正確地對待革命的群眾運動》一書寫的批語中說： 「你們是不願意聽我的話的，我已 『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 『專橫獨斷』 不給你們 『自由』和 『民主』，又是 『好大喜功』， 『偏聽偏信』，又是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又是 『錯誤一定要錯到底才知道轉彎』， 『一轉彎就是一百八十度』， 『騙』了你們，把你們 『當大魚釣出來』……」（<廬山會議實錄>第272頁）毛又在8月11日講道： 「我他們不愛，給他們自由，讓放出毒素。你講我陰謀就陰謀，大魚小魚一起釣，特別釣吃人鯊魚。」（同上，第331頁）
當他今日講成 「你講我陰謀就陰謀」的時候，這總算是水落石出了。人們不禁要問：」當初你為甚麼要耍無賴，說成 『我們說，這是陽謀』呢？生造一個詞頭就能改變了問題的實質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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