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0日訊】
蔣經國和鄧小平的歷史性博奕
二十年前，蔣經國宣佈自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零時起，解除在台灣長達三十八年一個月二十五天的戒嚴。緊接著，一九八七年十二日五日，一九八八年一月一日，解除黨禁、報禁，台灣人民從此告別世界歷史上最漫長的戒嚴恐怖歲月，走上自由民主之路。
同一年在中國，鄧小平發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解除胡耀邦的總書記職務。鄧小平在一九八七年三月三日會見美國國務卿舒爾茨時強調，「在這五十年至七十年內，都存在一個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
這是蔣經國和鄧小平晚年的一場歷史性博奕。從此台灣海峽兩邊，各自邁開大步，一邊邁向自由、邁向民主；一邊邁向反自由化、反民主化的「大國崛起」。我們還看不到這場博奕的結局。
蔣經國晚年決定解除戒嚴，有很多內外因素。誰直接促成蔣經國下最後決心？這個人就是鄧小平。
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日上午，鄧小平會見他和蔣經國的共同朋友–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專談蔣經國和台灣問題。鄧小平說：
不管怎樣，現在台灣和我們還有共同點，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但如果蔣經國不在了，就可能真正出現「兩個中國」。蔣經國不在了，台灣出現獨立怎麼辦？我們怎麼能承諾不使用武力？確實存在台灣獨立的可能性。我們不希望出現這種情況。如果蔣經國先生從中華民族利益著眼，同我們一起來解決這個問題，將會有很多好處。事情只能由他來決定。你下次見到他時，請代為問候。希望同學之間合作一下。（一九二六年鄧小平和蔣經國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李光耀受鄧小平之託，於十一月專程訪台，在日月潭與蔣經國密談，轉達鄧小平對老學弟的「問候」。事後蔣經國召見美國對台協會理事主席丁大衛，要他正式告知美國政府，李光耀來台轉達鄧小平的「問候」，意在促成「第三次國共合作」，談判「和平統一」。對此蔣經國明確給予否定回應。
鄧小平明白蔣經國已到了生命的最後歲月，急於抓住時機，「聯蔣防獨」。蔣經國面對鄧小平「同學之間合作一下」的迫切期待，必須作出歷史關鍵時刻的重大抉擇。
有人說，蔣經國解除戒嚴，是擋不住民主洪流，是被逼的。這當然不錯。然而就當時蔣經國的處境來說，這是最佳選擇，並非唯一選擇。因為他可以選擇「同學之間合作一下」，同鄧小平聯手擋住民主洪流。但蔣經國選擇了對鄧小平「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選擇了解除戒嚴，同台灣人一道邁向自由民主，也就是選擇了同鄧小平「分道揚鑣」。
正是在蔣經國宣佈解除戒嚴之後一年十個月，鄧小平假李鵬之手宣佈戒嚴，命令坦克開進北京，把民主洪流擋在天安門下。
台灣民主主義的寧靜革命
誰說民主洪流不可抵擋？鄧小平做得到的，蔣經國一樣做得到。蔣經國只要做，鄧小平一定幫忙，「同學之間合作」反自由、反民主，有何難哉？何況反自由、反民主，是國民黨的家常便飯，在中國大陸一黨專政了二十二年，在台灣戒嚴了三十八年，積六十年之經驗，再加黨政軍特都在蔣經國手裡，他可以用蔣介石的哲學「以不變應萬變」，讓國民黨照舊統治下去；也可以接受鄧小平的「問候」，走上「合作」之路。
然而蔣經國從「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的新世界觀出發，選擇了同鄧小平分道揚鑣，也同過去的國民黨分道揚鑣的自由民主之路，這是勇敢的選擇。
蔣經國向李光耀與美國表達拒絕同鄧小平談判合作之後，立即著手「革新保台」的戰略部署。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五日，蔣經國在國民大會講話，明確宣告在他身後，「既不能，也不會」出現蔣家人或軍人主政。
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九日，蔣經國在國民黨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政治革新」案，由十二名中常委組成「政治革新小組」，由嚴家淦、李登輝任正、副召集人。「政治革新」內容涉及解除戒嚴、開放黨禁、終結萬年國會等重要議題。
一九八六年十月五日，即民進黨成立一週後，蔣經國在國民黨中常會上指出：「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因應這些變遷，執政黨必須以新的觀念，新的作法，在民主憲政的基礎上，推動革新措施。」
兩天後，十月七日，蔣經國接見《華盛頓郵報》發行人凱薩琳·葛蘭漢（Katherine C. Graham）女士，告知她台灣決定解除戒嚴。蔣經國鑒於國民黨內對他的「新的觀念」、「新的作法」有很多抵制，有意先向國外透露，以取得美國和國際支持。
一九八七年七月十四日，蔣經國宣佈七月十五日零時起解除戒嚴。
解嚴之後半年，一九八八年一月，蔣經國去世，李登輝繼任總統，繼續推進民主主義取向的寧靜革命，使台灣轉型為全球第三波民主化國家的東方典範。
二十年過去了。當年設下棋局的蔣經國和鄧小平兩位棋手均已去世，但這盤棋的勝負未決。
今天從表面上看，二十年前蔣經國和鄧小平分道揚鑣，兩條路似乎都走通了。
一九九六，二○○○，二○○四，台灣經歷了三屆驚濤駭浪的總統直接選舉。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飛彈威脅，朱鎔基總理的嚴詞恫嚇，台灣內部施明德掀動的紅潮滾滾，都未能撼動得了台灣人民這二十年來建立成功的憲政民主制度。
新奴役制度的「大國崛起」
中國呢？經歷了天安門屠殺，鎮壓法輪功，經歷了蘇聯、東歐共產主義的崩潰，也未能撼動得了鄧小平一手向外國大財團、大資本家開放，一手嚴厲鎮壓本國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兩手硬」戰略，不但頂住了席捲全球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而且磁吸了全球資本、技術滾滾流向中國，同取之不竭的低工資勞工結合，成功地「崛起」為向全球市場無限供應廉價商品的「世界工廠」。
研究蔣經國和鄧小平二十年前設下的這盤棋，不但有歷史意義，而且有現實意義；不但關係台灣海峽兩邊的未來命運，而且關係世界和人類的未來命運。這兩位莫斯科中山大學的老同學，都受過列寧、斯大林式共產主義的傳統訓練，分別繼承下蔣介石和毛澤東的專制黨國遺產，最後都分道揚鑣：一個在台灣開創了現代憲政民主的東方典範，一個在中國開創了現代新奴役制度的「大國崛起」典範。
什麼是「中國崛起」的典範？簡單講，就是鄧小平那兩句話：「發展是硬道理」，「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於是片面追求GDP數字迅速增長，滿足少數（「一部份」）黨國權貴、跨國公司、特殊利益集團的貪欲與權勢欲。為了「發展」，為了「富起來」，可以不擇手段，野蠻地摧殘多數人的自由、幸福、人權，以至生命；可以不擇手段，瘋狂地破壞河流、湖泊、森林、海洋，毀滅大自然的生態環境。國家靠壓榨廉價勞工、掠奪自然資源擴張經濟與軍事實力，把人民推向貧富懸殊的「Ｍ型社會」。最近暴露的奴役童工和農民工的黑磚?，絕非孤立事件。中國各地都有這樣的黑磚?、黑煤?、黑水泥?、黑工廠、黑工地、黑礦井，天天都在摧殘人的生命與自由，天天都在毀滅自然的生態與寶藏。這是一種反人性、反自然的現代奴役制度發展典範。
對中國崛起的不同觀點
現在世界上不少人都在宣揚中國崛起的典範。像日本「趨勢專家」大前研一，每年來台灣演講、出書，主張日本和台灣掛上「中國崛起」的火車頭，一齊駛向貧富各得其所的「Ｍ型社會」。台灣的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馬英九，也在他的「青春鐵馬行」旅程中，於淡江大學發表演說，主張從中國典範中找出台灣的「活路模式」和「生存空間」。他說：「台灣未來的政治、經濟、外交、國家競爭力，皆與兩岸關係環環相扣，不能再鴕鳥甚至鎖國。台灣應該與對方談判，找出活路模式，才有生存空間。」
但是也有對「中國崛起」持保留態度的學者，如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史隆管理學院前院長梭羅（Lester C. Thurow）說：「前些日子，我讀了一本書，書名叫《中國是第一》（China is Number One），書中說，在二○三○年，中國就會趕上美國。我非常吃驚，因為這不可能發生。它說的根本沒有什麼道理（doesn’t make any sense）！」
梭羅寫了一本新書《假如中國成為第一》（China as Nember One）作為回應。他指出：「中國是世界工廠。她低廉的勞工與製造成本，經濟規模如此之大，從供應端來看，她所製造的商品，在價格上的優勢，沒有其他國家可以競爭。因為世界各地的經濟活動大量外移中國，所有國家的中產階級都因此毀滅，伴隨而來社會貧富差距惡化。原來出口導向國家的經濟成長，則被中國扼殺了（China kills export led growth）。」
台灣「活路模式」是什麼？
台灣解嚴後的經濟變化正是如此。一九八七年台灣解嚴，第一個十年轉移中國的是傳統產業，如成衣、製鞋、家電、玩具等，絕大部份生產線在台灣停產，「中國製造」（made in China）在全球市場取代了「台灣製造」（made in Taiwan）。第二個十年外移的是半導體等高科技戰略性產業。過去台灣出口筆記型電腦佔全球百分之八十以上，生產線幾乎已全部轉到中國出口。
台灣過去有一種「雁行理論」：日本是大雁，台灣、韓國等是小雁，小雁跟著大雁飛。那時日本就是靠模仿美國的技術，降低成本、大量製造廉價產品，以「日本製造」在全球行銷成功。台灣跟著日本，以更低廉的成本與之競爭。歷史學家湯因比很早指出，「日本雖然以大量生產先進國技術的產品在全球獲得物質上的成功，但卻是以損失其生命力與創造力為代價的。」今天日本已覺悟到這一點，超越了上世紀單純追求物質的日本，從推銷「日本製造」（made in Japan）轉向日本創造精神（creativity of Japan）的提升，使日本產業煥發出新的精神力量。
台灣卻有人在主張以中國為大雁，台灣跟著中國飛，到中國去找台灣的「活路模式」，也就是把資金、技術轉移中國，降低勞工成本，大量複製台灣的過去，幫中國打開全球低價市場，而以犧牲台灣產業的生命力和創造力，犧牲台灣的未來發展為代價。這不是台灣未來的「活路模式」，而是一條扼殺台灣產業創新精神的死路。
台灣人民值得自豪的，是在創造民主奇蹟的同時，創造了經濟奇蹟。二○○○年時，台灣人均GDP已達到一萬三千八百二十三美元，經濟成長競爭力（GCI）與企業競爭力（BCI）均名列全球已開發國家前列。但是必須看到，在中國的全球廉價工廠「崛起」之後，台灣過去那種出口導向、製造業代工導向、追求大量生產、低勞工成本、高增長率的舊產業結構與增長模式，已不能適應未來發展的需要；更不能「水往低處流」，到中國去尋找「活路模式」和「生存空間」。台灣產業應以自身的生命力與創造力，開闢現代文明國家發展的新航道。其參照系不是靠奴役勞工「崛起」的中國典範，而是社會公平正義、人民生活幸福、環境美麗舒適的現代文明國家典範，如丹麥、瑞典等北歐國家。
自由終會戰勝奴役
台灣未來的發展戰略，應尊重人的自由創造與自然生態環境，遵循公平與正義，提供每個人發揮其生命力與創造力的平等環境，促進經濟、社會、文化、環境的協同發展；應重視中產階級、中下階層和弱勢群體的利益與需要，避免國家政策向少數財團利益傾斜、損害社會公正和自然環境；拒絕走向貧富兩極、治安敗壞，國民生活與自由皆無保障的「Ｍ型社會」；拒絕對這個美麗島嶼生態環境的污染、損耗，開創邁向自由、平等、幸福、美麗的現代文明國家的新典範。
今天回顧二十年前蔣經國與鄧小平各自跨出的這兩條方向相反之路，展望未來，有無可能殊途同歸，趨向同一個目標呢？
梭羅的回答是：「中國會逐步的建立民主，就像台灣，或是日本一樣，但是那不會很快的發生。」
看來也是這樣。就歷史潮流和人類普世價值的走向，自由終究會戰勝奴役，這是不可改變的人的本性決定的方向。但何時發生轉變，卻往往取決於歷史的偶然，歷史人物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作出的選擇。早一點改變，付出的代價要少些。拖得愈久，代價愈高；不但中國人民，全世界人民都要為中國奴役制度崛起付出自由與生命的代價，豈止梭羅指出的「毀滅所有國家的中產階級」和「扼殺出口導向國家的經濟成長」？
重要的是，人們何時才能覺悟到這一點？
二○○七年七月十五日，
台灣解嚴二十週年，寫於台北淡水。
轉自《爭鳴》２００７年８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