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7日訊】【新世紀特稿2007年8月5日】對於五七年的反右運動，研究者甚多，對於整風到反右的具體過程，出入不大。但對“整風”到“反右”的突然轉向，始終讓人疑惑不解，眾說紛紜。事情過去50年了，這個突然轉向的原因何在？還是不得要領。陰謀也好，陽謀也罷，只要我們就事論事，這個爭論多半沒有什麼結果。不過，當我們把“反右”運動置於赫魯雪夫秘密報告中反史達林的個人崇拜，置於中共八大修改黨章報告的反對個人崇拜，並由此將黨章中刪除涉及毛澤東思想的相關部分，以及緊接其後的匈牙利事件，八屆二種全會大講階級鬥爭的政治背景中，這個從整風到“反右”的所謂陽謀，反倒更加真實地顯現在我們面前。而對這個背景的解讀，就不得不從胡繩所說的八大的一樁懸案說起。所謂八大的這樁懸案，就是指毛澤東在八大之後不久，出爾反爾，否定八大政治決議案，其理由令人啼笑皆非。這個理由是什麼呢？“是被迫簽字，臨時匆忙簽的字”。如此天大的事情，自己參與修改達21次並親自定稿的決議，偉大領袖竟能以如此理由來否定，無賴嘴臉可見一斑。對黨內尚且如此，對黨外那些民主人士無論如何對付都在情理之中。這件事發生在八大之後、八屆二中全會之前，時間大約在56年的10月左右。
中國共產黨在“八大”第一次提出：“我國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並把發展生產力的經濟建設作為今後黨的主要任務。為了避免史達林晚年所犯的錯誤，“八大”決定加強黨內民主，反對個人迷信和專斷。並以蘇共20大赫魯雪夫的秘密報告為契機，在黨內提倡集體領導，淡化具有個人崇拜色彩的毛澤東思想。對“毛澤東思想”這一概念，共產國際也好，之後的蘇聯老大哥也好（包括史達林），從來就是不予理睬。在中共與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正式檔的交往中，毛澤東思想這個概念一般都不會出現，即使是毛本人批發的檔也是如此。對此，胡喬木解釋說：“這與蘇聯共產黨對毛澤東思想的提法不感興趣有關。”（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329頁，人民出版社1994年）因此，在八大通過的黨章裏刪除了與毛澤東思想有關的章節，可以把它解釋為考慮到與社會主義陣營的關係，吸取史達林的教訓，加強集體領導等等。總之，只要在面子上說得過去，既無傷大雅，又得到實際效用，應該是相安無事的。
問題是，毛澤東是信奉“不搞一個主義，即使當上了領袖，在其活著的時候就有可能被人打倒”的人。（王明：《中共五十年》第16頁，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在延安整風花了多大的力氣才樹起的毛澤東思想的權威，這八大一開，這個權威就不提了？在七大時為什麼要提毛澤東思想？是因為“有這個需要。如果中國共產黨不提毛澤東思想，很難在全黨形成思想上的統一。”（胡喬木：《胡喬木談中共黨史》，第373頁，人民出版社）那麼現在就沒有這個需要了？沒有毛澤東思想全黨的思想也能統一了？因此在八大討論時，一些代表對此有些議論，劉少奇這樣解釋到：“毛主席對全黨的領導是在七大上確立的，現在即使我們不談它(意指毛澤東思想)，每個人也都清楚。”（《打倒劉少奇─——反革命劉少奇的一生》，北京第四人民醫院井岡山戰鬥隊，1967年5月）事情真如劉少奇講的那樣？其實不然。在1956年7月《人民日報》公佈了蘇共中央《關於克服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決議以後，反對個人崇拜問題則成為了一個重要的政治話題。這股“逆流”對毛澤東本人的衝擊不可低估，並成為緊接其後相關事件的一個重要誘因。雖然他在公開場合對史達林問題不得不敷衍幾句，在背後他講得更多的則是對史達林要三七開，這把刀子不能丟之類的東西。而新華社編輯的內部參考，卻大量登載了中國社會各界的種種議論。人們不僅為赫魯雪夫揭露出來的史達林的錯誤感到震驚和不解，而且已經有人提出了這樣的疑問：中國黨內有沒有個人崇拜？天津市幹部提出，“今後歌頌領袖時應恰如其分，如有些歌曲中有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等詞句，應考慮改變一下”。（《內部參考》1956年2月28日第37號，第293-295頁）廣州市工商界部分人士說，“蘇共能夠這樣暴露缺點，才是發揮民主精神。”“我們過去有時說‘祝毛主席萬壽無疆！’這是不夠恰當的，帶有封建色彩，也是個人崇拜，忘記了黨的集體領導的力量！”
對於與蘇共20大秘密報告互動的國內動態，毛澤東的惱怒可想而知，但他卻能深藏不露，裝出一副勝似閒庭信步坦蕩來。令人疑惑不解的是，就是在這樣一個特殊背景下，雙百方針竟由毛澤東認可正式出臺了！對於雙百方針，國內多以正面的評價為主；國外的政治家和研究者恰好相反，始終是把雙百方針與反右運動看作是個互動的整體，而並不太關注整風與反右的關係。在毛澤東公開場合大講雙百方針之時，他背後卻是念念不忘史達林主義這把刀子。他在“論十大關係”的講話中就突然冒出一句：“蘇聯過去把史達林捧得一萬丈高的人，現在一下子把他貶到地下九千丈。我們國內也有人跟著轉。”（《毛澤東文集》第七卷，第42頁）就是一個明證。這次講話的時間是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與他提倡雙百方針是同一時間。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兩面三刀可見一斑。由此可知，八大通過修改黨章刪去與毛澤東思想相關的部分，無論毛澤東表面上怎麼講，同意也罷，贊成也好，都不過是違心之論。不但“我們國內也有人跟著轉”的說法可以說明這點，緊接其後的這樁“懸案”更能證明這點。
胡繩在《談黨的“八大懸案”》一文中寫到：“黨的八大時發生一件事情，大家都知道，大會通過一個政治決議案。可是過不久，毛主席說不行，是錯誤的，他不能接受。說當時他是被迫簽字，臨時匆忙簽的字。”八大政治決議案哪裡錯了呢？既然這是不對的，那對的又如何呢？胡繩說：“在決議上主要矛盾提了三點。毛主席似乎主要攻最後一點，為什麼不攻前面兩點？可以說是攻其要害，因為第三點帶點理論性。……所以毛主席在這時候有些想法，和起草決議的人處在同樣的歷史背景下。這個歷史背景是什麼呢？都是認為，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起來。但在這個前提下，毛主席還有點保留，就是階級、階級鬥爭還存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還沒有完全解決。所以後來他說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是主要矛盾，還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鬥爭。這在決議中沒看到。”
（胡繩：《談黨的“八大懸案”》，《中共黨史研究》2002年第6期）作為理論家，胡繩把這作為一個理論問題來理解，情理之中。但真是理論問題？
對於“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是主要矛盾，還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鬥爭”這段話，有必要多說幾句，因為這句話後來濃縮、演變成我們再熟悉不過的“階級鬥爭”。講階級鬥爭，就要講無產階級專政，於是這就成了一對概念，一個範疇。講“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事實上也在提醒諸位千萬不要忘記無產階級專政。專政是什麼？是暴力，是國家機器。懂得這一點，就懂得了毛澤東理論之爭背後的實質。那麼，階級鬥爭在我們政治生活中是理論問題嗎？不是。從廬山會議到文化大革命，其間政治運動無數，哪一次不是講的“階級鬥爭”？從黨外到黨內，從地主、資本家到知識份子，最後乾脆整到農民頭上。農民算什麼資產階級？算！算資本主義的尾巴，有了這根資本主義的尾巴，當然就能割到農民那裏去。當年那些農民已經討口要飯了，也能稱作階級鬥爭的新動向，潛臺詞就是要專政啦！要整人啦！所以，階級鬥爭在我們那個年代裏，沒有什麼理論的含義，不過是根打人的棍子、暴力鎮壓的武器。就如同延安整風時期，所謂教條主義一樣，就是拿來制服張聞天等人的棍子。只不過階級鬥爭這個棍子，比教條主義這根棍子更血腥！打遍中國無敵手，一直打到繼續革命那裏去。有階級鬥爭作先鋒，有無產階級專政為後盾，這天下豈有不服之理？而這根棍子，恰好是蘇共20大反史達林個人崇拜，八大在黨章中刪去與毛澤東思想相關章節這個背景下，最能維護毛澤東皇權政治的法寶。
前面我們已經說明瞭毛澤東對八大政治報告的態度，但要把八大的政治決議反掉，憑“他是被迫簽字，臨時匆忙簽的字”這個理由，確實是拿不出手的無賴說法，不過毛澤東自有他的辦法。事情也很湊巧，東歐的政治反抗加劇了，這無疑給毛澤東在八屆二中全會大講階級鬥爭、大批八大政治決議提供了依據。二中全會是56年11月10日召開的，距離八屆一中全會不過42天。11月14日，毛澤東作臨時發言就明明白白地說了：“東歐一些國家不斷在政治上混亂，基本問題是領導層沒有階級鬥爭觀念，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那麼多新老反革命沒有搞掉，這方面我們要引以為戒。……我敢說，我們黨內也有階級鬥爭。”這才是他推行雙百方針、整風的大鳴大放背後的真實。顯然，這才符合毛澤東本人一貫的政治本色；而所謂雙百方針、幫助中共整風，對熱衷於一黨專制的毛澤東來說，卻是一個反常、一個真正的180度的大轉彎。與此同時，毛澤東通過八屆二中全會公報發出另一個信號：全會根據毛澤東的提議，確定從１９５７年下半年起，開展黨內整風運動，這就是57年整風運動的由來。對於“整風”這個概念，黨外人士未必明白就裏，而對黨內人士來說，豈有不與延安整風聯繫起來的道理？這個“整風”的厲害，劉少奇清楚，周恩來也清楚，毛澤東就是靠延安整風，整倒了黨內反對派，成就了以他為核心的大一統。其鬥爭之殘酷、血腥，不是過來人是不可能理解的。毛澤東整風提議的動機何在、目的何在，這對黨內的諸君來說，沒有哪個不清楚。
整風運動有沒有針對黨內政敵的動機？當然是有的。不過，由於毛澤東在中共黨內的特殊地位，以及黨內體制的原因，黨內的各派力量，尚不足以撼動毛澤東。因此，即使毛澤東對黨內擺出一副攻擊的姿態，不過是敲山震虎，提個醒、嚇唬嚇唬而已。即使要整，也是少數、個別的，尤其是那些對一黨專制毫無感覺，也沒有經歷過延安整風的那些愣頭青。如此一來，那些跟著反個人崇拜轉的、甚至想借此出徐州的人來說，不說是心驚肉跳，至少也知難而退了。毛一提出要搞整風運動，對黨內的威懾足矣；對黨內而言，提出整風之日，就是整風結束之時。既然如此，這個整風為什麼還要搞下去呢？項莊舞劍，意在沛公。這個沛公不在黨內，而是在黨外的民主黨派。
對於整風，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分歧重要的只有一條：即整風是關門還是開門。毛主張要黨外人士對黨提意見，而劉少奇則主張在黨內關起門來整風；除此之外，在研究從整風——反右運動的大量文獻和資料裏，面上的東西歧見並不多。而這個“歧見”，恰好是說明整風是假，反右是真的關鍵所在，也是證明從整風到反右的突然轉向是個偽命題的關鍵所在。在眾多的研究中，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羅隆基的“平反委員會”，儲安平的“黨天下”所謂中國右派的三大“反動”理論，還有章乃器、黃紹泓、龍雲、費孝通、浦熙修等人的諸多“反黨”言論。還有人考證說，正是因為羅隆基諷刺毛澤東是“小知識份子領導大知識份子”的時候，毛內心深埋的屈辱感再度勾發。並把這當成毛澤東從整風突然180度轉向而“反右”。還說從此不但中國的知識份子們開始走入深淵，連帶著數億中國人開始幾十年的災難。如此說來，這個羅隆基才是一言而興亡天下的活神仙，比毛澤東的一句頂一萬句還厲害？無稽之談！從赫魯雪夫的秘密報告之後，國內的反個人崇拜、直接針對毛本人的激烈言詞，天天都由新華社的《內部參考》送到毛的桌子上。前面提到的那些言論，比羅隆基偏激者有的是。毛澤東聽到的多得很，豈在乎羅隆基的一句話？而我們在上面提到的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分歧，是要不要黨外人士介入整風，而這才是問題的要害。試想，如果沒有邀請黨外人士來幫助整風，沒有黨外人士提意見，哪裡還有反右不反右的問題。看來，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還真是花費了一番心計；正是因為這條暗藏殺機的意見，才可能把那些與中共整風本無任何關係的黨外人士聯繫起來；黨外人士，自然也包括民主黨派。
對於民主黨派，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中共領導人，無論如何都是瞭解的。尤其是對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這樣的頭面人物，對他們的政治態度不會不知道。要他們來幫助中共整風，無疑是自找麻煩。但毛澤東偏要這樣做，以至他不惜和黨內高層產生分歧。毛澤東的動機何在？在反右運動沒有開始之前，這姑且算是謎，但反右運動開始後，毛的動機昭然若揭。對於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等人的政治理念，無論是歷史還是現實，毛澤東心裏當然是清清楚楚的。這與他通過延安整風運動“為黨和國家塑造了可行百年的體制和模式。這就是在個人崇拜的旗號下，意識形態上的嚴格管理和輿論一律，政治體制上的一元化領導和人治”（何方：《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香港利文出版社，二○○五年四月初版）的政治理念分明是兩股道上跑的車，根本就是水火不容。對黨內，與毛澤東思想不一致他都不能容，何況你黨外？能容你一時，也不過是策略罷了，要修理諸位，不過是個時間問題。況且，他已經在八屆二中全會上已經打造好了“階級鬥爭”的金棍子，至於何時下手，那就看他如何造勢了。而眼前，反個人崇拜的國際背景，八大不提毛澤東思想，強調集體領導，政治決議講國內主要矛盾的轉變，這些民主黨派的頭面人物就會無動於衷？那好，我就讓你們來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你們還心有餘悸，那就請你們來幫助黨整風。其實，象章伯鈞、羅隆基這種政治思想的人，要麼他不說，要說，不外就是民主法制、反對一黨專制、外行領導內行那一套。對於讓他們徹底臣服、成為政治花瓶的目標來說，這正是毛澤東希望聽到的。
除此之外，請黨外人士來幫助共產黨整風，則是毛澤東整人慣用的一個狠毒的伎倆，這就是借力打力、挑起群眾鬥群眾。我們現在看到的多是在高層對整風的鳴放，其實更多的則是基層對各級黨的領導的鳴放；提得最多的是對基層黨組織的官僚作風、外行領導內行這類的問題。而這些恰好是基層幹部最不願意聽到、最反感的。當毛澤東一說要反右，基層幹部在整風時的那口惡氣當然就撒在右派們的身上。要不然這幾十萬、上百萬的右派是如何被整治下來的？而且被整得那樣的血腥、那樣的惡劣、那樣的悲慘？在這個意義上講，整風同時也是他發動基層幹部參與整治民主黨派的一個手段；這種因提意見在基層形成的對立，使基層幹部自覺地成為了一黨專制的當然打手。這種伎倆，毛澤東在黨內屢試不爽，一直用到文革的各派群眾組織之間。而在反右時，他利用黨外人士幫助黨整風、大鳴大放而挑起黨內與黨外人際之間的矛盾，並利用這個矛盾圍剿知識界卻被人們忽視了。
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第十一次最高國務會議上，做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講話強調的就是要堅決貫徹執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方針。他的英明睿智、幽默風趣，溫熱了知識份子因一連串的政治運動而灰冷的心，也扭轉了民主黨派當於建國後壽終正寢的看法。費孝通的《知識份子的早春天氣》這樣寫到：“陡年來，經過了狂風暴雨般的運動，受到了多次社會主義勝利高潮的感染，加上日積月累的學習，知識份子原本已起了變化。去年一月，周總理關於知識份子問題的報告，像春雷般起了驚蟄作用，接著百家爭鳴的和風一吹，知識份子的積極因素應時而動了起來。”而著名翻譯家傅雷在聽了毛澤東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之後，給家人的信中寫道：“毛主席的講話，那種口吻，音調，特別親切平易，極富於幽默感；而且沒有教訓口氣，速度恰當，間以適當的pause（停頓），筆記無法傳達。他的馬克思主義是到了化境的，隨手拈來，都成妙諦，出之以極自然的態度，無形中滲透聽眾的心。”（《傅雷家書》增補本，三聯書店1994年版，第158頁）這是中國的知識份子，兩千年的皇權政治，封建文化在他們的內心刻下了一道難以磨滅的痕跡。看了好些年的臉色，思想改造整得一個個灰頭土臉，今天幾句好話，就如天籟之音，一個個已不能自己。章怡和對此回憶說：“父親興奮異常，立即在民盟以個人的身份傳達了毛澤東的講話，民盟印發了講話記錄稿。儲安平看到父親在民盟的傳達稿，也異常興奮，立即建議九三學社中央轉發。”如果說傅雷是一介不懂政治的書生，章伯鈞可是在近代中國政治中摸爬滾打過的政治家。看來他們都不是毛的對手，他們哪裡知道，在56年11月的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就在黨內講了：“那麼多新老反革命沒有搞掉，這方面我們要引以為戒。”一邊大講階級鬥爭沒有搞好，新老反革命沒有搞掉，暗藏殺機、磨刀霍霍；一方面大講雙百方針、講人民內部矛盾、請你們幫助整風，一臉的春風和煦；你說他那句話是真的？凡是讀過八屆二中全會毛澤東講話的人，沒有人會認為從整風到反右有個突然轉向的問題；讀過56年4月的《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11月《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以及蘇共20大後毛澤東對史達林問題的一系列講話，諸如史達林是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三七開、史達林這把刀子不能丟等等，更沒有人會提出所謂從整風到反右是陰謀還是“陽謀”和突然轉向這樣的命題。
在延安整風時期，毛澤東用教條主義這根棍子把張聞天從總書記的位置上趕將下來，而在他得到整個中國後，本以為有了這個毛澤東思想，自己又在50年五一節的口號裏把毛主席萬歲添進去，這尊神應該安然無恙。哪知天有不測風雲，赫魯雪夫的秘密報告的反個人崇拜引起一片混亂，毛澤東就不得不把維護他在延安整風時爭得的個人崇拜地位提到日程上來。對八大政治報告反對的真實動機，就是要為維護他的神聖地位死死抓住一個武器，這個武器就是那個階級鬥爭。階級鬥爭這根棍子，在中國橫衝直撞20年！是他歷來克敵制勝的法寶。蘇共20大以後他哪裡還有鬆手的道理？在八大之後不久，更是不顧一切地捏在他的手上，並在八大二次會議再次確認後，成為中國皇權政治最大的家法。
綜上所述，從整風到反右跟本沒有突然轉向的問題。要說突然轉向，這個一言堂主從雙百方針到整風的這段時間才是——從輿論一律的專制主義，搖身一變成了虛懷若谷的民主戰士，這才是天大的怪事、包藏禍心的表演而已。整風的大鳴大放，就是為修理民主黨派製造一個口實。之所以要製造這個口實，是在雙百方針後，民主黨派不是沒有、而是不敢上當，繼續默默地接受中共無視共同綱領，從聯合政府一步一步地走向一黨專制的政治現實。從54憲法的出籠，到民主黨派被趕出政府，到那個所謂的人民代表大會，以及政協的邊緣化，一切都從側面證實了：早在1947年11月30日，毛澤東就曾在致史達林的一個電報中如此描繪他的建國方案：一旦中國革命取得最後勝利，按照蘇聯和南斯拉夫的經驗，除中國共產黨之外，所有政黨都應該退出政治舞臺了。而民主黨派該如何遠離政治權利中心，除了把他們從政府趕到人大，把他們虛擬化——即所謂的政治花瓶，才是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大計。而整風的大鳴大放，不過是雙百方針的一計不成，再生一計。最終的目的就是製造一個口實，而且這個口實一定是民主黨派自己說出來的。終於，他們都上當了！
這不由得使人想起匈牙利事件。當中共看到在東歐受威脅的不但是蘇聯對衛星國的操縱、而且是共產黨對國家的控制時，其態度就是堅決鎮壓。當時應邀到莫斯科和蘇共協商的劉少奇和鄧小平，在蘇聯領導集團舉棋不定時堅決要求蘇聯出兵。而毛澤東也同意出兵鎮壓，但他要求蘇聯再給匈牙利的所謂“反革命”一點時間，讓他們充分暴露，再一網打盡，而這個時間點正是八大之後不到一個月。匈牙利事件的血跡未乾，他居然能在國內提倡雙百方針，號召幫助中共整風？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要說轉向，這才是他突然轉向——從鎮壓、改造的暴力專政轉到雙百方針、大鳴大放的開明政治；但，這不過是個表演而已。其實，在這點上，他和處理匈牙利事件的策略一樣：“再給“反革命”一點時間，讓他們充分暴露，再一網打盡。”要不然他在57年5月15號已經寫了《情況正在起變化》，並在黨內高層秘密傳達，5月28日，李維漢還生拉死拽將章伯鈞“請”到統戰部去“説明黨整風”？明明是誘人進入白虎堂，還倒打一扒說人家是闖入軍機重地，圖謀不軌。這真算得是天下最不講道理的道理了！
在此之前，通過鎮反、土改這些充滿暴力的威懾，再有思想改造、院系調整，中國知識份子不光是在精神上被摧毀，就連安身立命的基礎已不復存在。知識份子這堆毛還能依附哪張皮上呢？當然只能寄人籬下，依附到“無產階級專政”的那張皮上去了。什麼“獨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統統都成了屁話，活命是真，思想是假；吃飯是真，學問是假。章伯均先生做官去了，羅隆基先生做官去了，成員們也紛紛吃上了官飯。據說，羅隆基先生說起政治來口若懸河，一套一套的，他怎麼就不明白吃人嘴軟的道理呢？吃飯還是自由，這是個問題，57年反右時，多數成員都用自己的行動回答了。誰管飯誰就是老闆，院系調整後，毛澤東在給他們開飯，當然毛就是真正的老闆。更何況，你自己的章程裏就明明白白的寫到，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章伯均、羅隆基先生們已在不知不覺中由老闆成了掌櫃，這些民主黨派早就在懵懵懂懂中名存實亡了。即便如此，毛澤東還是按照他報告史達林的建國目標，把這些民主黨派通通修理成名副其實、不敢多說半句的政治花瓶。這大概就是他自稱秦始皇加馬克思的真正嘴臉吧！對於政權來說，毛澤東說得很明白，打江山坐江山要靠兩杆子，一是槍桿子，二是筆桿子。在建國以後，毛澤東對筆桿子的重視勝過槍桿子，所謂的形形色色的思想改造運動，對輿論的控制，其力度可謂前無古人。照毛澤東的說法，這叫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這些都說明瞭毛澤東政治戰略的轉移，即他一定要把他所謂統一戰線的盟友們，從政治權利中趕得遠遠的。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酣睡；這是東方專制政治遊戲的鐵律，習慣民主制的西方人豈能明白？院系調整完成了對知識界的包圍，57年就成了向知識界決戰的最後時刻。目標只有一個，就是整個知識界必須向他俯首稱臣。而之前的雙百方針、大鳴大放，都不過是暴風雪前的一縷亮光，而我國的知識份子卻把這當成了春的消息。
總之，中國知識界從此被置身於精神的蠶室任其閹割，獨立意義上知識份子在中國已不復存在。在此之前中國社會已經高度統一在中共的旗幟下，這就是儲安平所說的“黨天下”。整風運動之初，這些民主人士在幫助黨整風的引誘下，終於說出了“政治設計院”、“黨天下”這類的言論，這看似犯了毛的大忌，壞了一言堂的規矩，其實這恰好是毛澤東最希望聽到的。有了這個口實，毛澤東就可以說事情正在起變化，工人階級說話了。於是就反右，就講階級鬥爭，一點民主的希望都不能留給你。從此，中國更是中共說了算，而中共則是毛澤東說了算。中國向後退了一大步，而毛澤東卻向一個更大的神壇邁了一大步。這哪裡是什麼從整風到反右的突然轉向呢？從雙百方針到整風的大鳴大放，不過是為中國知識界向他俯首稱臣做的一場民主秀，這才是毛澤東的暴力革命史上一次最令人吃驚的突然轉向。而整風到反右反而不是什麼突然轉向，而是他一以貫之的皇權專制的根本立場，是他“黨天下”政治理念的必然結果。因此，反右轉向之說不過是個假像，本身就是一個偽命題。他需要一個口實，於是就邀請諸位一起來製造這個個口實；而整風的大鳴大放，則是觸發一場將知識界炸得粉碎的大爆炸的引信。而這一切，都是他定自己為一尊，容不得人的皇權政治、現代造神運動的必然。至於整風對黨內的意義，他在八屆二中全會就已經達到了，之後所謂和風細雨的整風，對黨內不外是敲敲打打而已，免得他們再生出窺視毛澤東權位的二心來。而由誘人幫助整風，結果誤入白虎堂，把民主黨派修理成貨真價實的政治花瓶，成就了他一黨專制的大業，這才是從整風到反右的“陽謀”的真相。
（本文提到的八屆二中全會和八大二次會議是不同時間召開的兩次會議。八屆二中全會1956年11月10～15日在北京舉行，會議涉及埃及問題、波蘭問題、匈牙利問題以及對這些問題所採取的政策和應記取的教訓。八大二次會議1958年5月5～23日在北京舉行，大會正式通過了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倡議而提出的總路線及其基本點，同時也否定了八大的政治決議。）
轉自《新世紀》(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