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5日訊】（希望之聲記者明月、鄭凡採訪報導）8月29日，記者採訪了居住在德國的多德蒙特大學國土規劃專家王維洛，就《紐約時報》25 日發表的文章表示中國的環境污染問題嚴重程度已經超過任何發展中國家破壞環境的先例，帶給中國與全球環境造成長久的負擔與影響進行了解，王維洛表示，由於中共的理念並不重視人民的生命，快速的經濟發展是建立在掠奪環境資源與低價勞工的基礎上，中國環境的破壞已經到了無理智的地步。
《紐約時報》25日在題為「窒息在蔓延」的文章中指出，中國生態環境遭破壞已嚴重到每年有數十萬人死於空氣污染，五億人口無法擁有健康的飲水，癌症已成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對於中國嚴重污染問題，王維洛表示，造成的原因是中共從不重視百姓的性命，才會採取這樣掠奪自然環境的方式發展經濟。
王維洛說：「它(中共)並不把命，特別是不把別人的命，不把低層的些小人物的命看重，所以也就有了這樣的環境污染，你要知道共產黨它對自己的命是很愛的，它只是不愛下面的人，我可以告訴你，所有的人也許不知道，中國的供水，譬如像哈爾濱市，受了松花江的汙染，但是供給我們領導的水，肯定是好的，因為供給領導的水網和供給一般老百姓的水網是兩個水，不是一個水，哪怕是地方官員們的水，水質都比供給一般老百姓水質要好，那是兩個水網供的不是一個水網，中國人很少知道這個事實，就是說人家的命他不是很關心。」
王維洛提到中國近幾十年的經濟發展是建立在兩個基礎上，一是掠奪工人農民等低價的勞工，二是掠奪子孫後代的環境資源，中共當局若考慮環境的破壞與貧富均勻的分配，那麼中國的經濟發展就不可能像現在官方數據顯示的那樣。
王維洛說：「因為如果真正要計算綠色的GDP的話，可以說中國的經濟的發展減去生態環境的破壞，減去資源的破壞，應該說是最低的，因為中國現在在算GDP的時候，它把環境破壞它不做是一個負數，而是算做一個正數，它又把它變作一個加速器，而不是把它做為一個負面的因素來考慮，它就自己把自己越算越快」
王維洛認為不是沒有辦法截制對環境的破壞，只是這些辦法中共當局無法接受，他說在保護生態環境方面主要靠的是民眾的意識與監督，而政府當局卻採取相反的方式，不斷打壓民眾自發的維權運動
王維洛說：「因為很多的工廠污染了農村的空氣污染了水，這些的農民就感到很氣憤，他們要求停止生產哪，要求它們治理，但是這些抗訴活動呢，都受到最嚴厲的打壓，把這些它們認為帶頭鬧事的人抓到監獄裡去，把他們看禁把他們居留。如果中國政府還是繼續維持它這樣的思維的話，它認為只要政府通過幾個法，向外國買一點什麼新的技術，能把環境問題解決的話，而繼續打壓民眾在這方面的覺醒，民眾在方面的維權的話，那麼中國的這個環境破壞的這個問題就會越來越嚴重」
王維洛提出另一個截窒環境污染的方式就是中共當局必需開放新聞自由，讓媒體真正起到監督的作用
王維洛說：「你像在德國如果有一個工廠把河流給汙染，或者排出了廢氣，超過了標準，他就是犯法，民間報紙上就登出來，廠的老闆，會到他居住的地方的時候，他都無言對他的鄰居，因為大家都知道它把環境破壞掉了，他把大家公有的這個資源給破壞掉了，如果中國現在這個環境問題都是按照新華社的報導，而且新華社的報導又是有失真實的」
王維絡分析，中國在環境保護方面不缺乏嚴厲的法律，中國的環境保護法和環境評估報告法在具體規定上也不比歐美落後，只是政府方面有法不執行。對於目前環境保護意識越來越受重視，西方國家已經認識到對於環境再不保護的話，將毀掉自己生存的基礎，而中共當局的治國方式就是把自己生存的環境基礎都破壞掉了，到了一種無理智的地步，情況將無法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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