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0日訊】尊敬的胡錦濤主席、吳邦國委員長、溫家寶總理等中國領導人：
我誠懇地向各位領導人建議和呼籲推進新聞出版網絡自由。您也許會問：難道中國的新聞、出版、網絡自由度還不夠嗎？我的回答是：雖然在三位當政的時代比起毛鄧時代，這些自由度都大有進步，但是離世界文明發展的進程，離中國廣大的民意，離中國青年人的要求還有相當的距離。您或許會問：在現階段推進這些自由，會不會都是紙上談兵，帶來不穩定和混亂？如何保證推進這些自由的可操作性？推進這些自由不會危及其他事業的發展？推進這些自由對您本人，對中共，對中國有甚麼好處？
作為一個中國公民、作為對中國新聞、出版、網絡的內情有相當瞭解的人，我向各位領導人寫這封公開信，也可以看作陳情書，請您當作聽取一個中國公民的民意–如果這個民意不僅是我個人的，而且還說出了無數知識份子、無數年輕人的心聲。我相信，這方面的對話和探討，有益於中國公民的自由和幸福，有益於中國文明的發展。
四個問題：積弊叢生，怎忍坐視
問題１：憲法許諾的言論出版自由如何兌現？
如何保證憲法規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的自由？如何讓這一自由在實踐中具備可行性與操作性？當發生違背憲法、踐踏公民言論出版自由時有無制衡力量和司法懲治？在憲法之下，有無新聞法、出版法、網絡法、電視法、廣播法、電影法、言論自由保障法等等更具體的法規跟進？
我很遺憾地看到這一事實：儘管近２０年來新聞界有識之士在呼籲新聞出版立法，但是從前還是「但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現在在公開的媒體上，「樓梯」都沒響聲了，這些呼籲成了新聞界的禁區和雷區。
從依法治國、依法行政的角度說，中國目前言論出版有一個１９９７年的《出版管理條例》，這個管理條例的第十條與第十一條，與憲法第二章第三十五條是有牴觸和矛盾之處的。
憲法規定公民有言論和出版的自由，我相信公民們都會珍惜這一自由，不會濫用這一自由。但《出版管理條例》的第十條規定：
設立出版單位，應當具備下列條件：(一)有出版單位的名稱、章程； (二)有符合國務院出版行政部門認定的主辦單位及其必要的上級主管機關； (三)有確定的業務範圍； (四)有30萬元以上的註冊資本； (五)有固定的工作場所； (六)有適應業務範圍需要的組織機構和符合國家規定的資格條件的編輯出版專業人員。審批設立出版單位，除依照前款所列條件外，還應當符合出版單位總量、結構、佈局的規劃。
明智之士將會看出這些條款對出版單位設立的嚴格限制，因為僅第二條，就使許多民間企業家或有志從事新聞出版業的人望而卻步。
對比滿清和民國時期的報刊管理方面的法規，《大清印刷物專律》《報章應守規則》《大清報律》（以上滿清時期），《出版法》（1914）《管理新聞營業條例》（1925）《出版條例原則》（1929）《出版法》（1930），這１００年來，中國在新聞出版立法方面究竟進步了多少？滿清和民國時期的報刊出版物基本上採用的是登記註冊制，預審和追懲相結合，但不是審批制，讓你根本就批不下來。
孫中山曾對民國時期內務部制定的「暫行報律」予以批駁：「接內務部電，詳定暫行報律三章，報界全體萬難承認．．．．．案言論自由，各國憲法，善從惡改，古人常以為師，自非專制淫威，從無過事摧抑者。該部所布暫行報律，雖出補偏救弊之苦心，實昧先後緩急之要序。使議者疑滿清鉗制輿論之惡政復見於今，甚無謂也！」
以最大的善意想：制定管理條例，而不願推進新聞法、出版法、言論自由保障法的人們，是出於「補偏救弊之苦心「，是出於想「穩定發展」的大計，然而，這正是南轅北轍，緣木求魚，不僅無益於穩定發展，而且「實昧先後緩急之要序」，不明瞭「最終的安全是在新聞自由裡」（傑佛遜）。
問題２：新聞禁令既看輕國民人格，也不利國際形象
現行的新聞出版網絡管理體制改革滯後，與公民們尤其是年輕公民們的期望相距太大。這個體制迴避不開宣傳部。宣傳部在中國文明進程中，在推進新聞出版網絡自由中扮演何種角色？恐怕為政者當三思。各地雖有新聞出版局，但在實際業務指導上尤其是新聞出版內容上，在各新聞出版單位領導人事的定奪上，宣傳部才是真正的主管。宣傳部的殭化保守已經成為政治改革進程中一塊頑石。您只要看看宣傳部每天給各新聞單位下達的所謂「宣傳精神」，也就是新聞禁令，這些禁令禁止新聞工作者報導的領域上至國家大事、社會問題，小到明星緋聞、企業醜聞，如果有好事之徒編輯上一本，留諸後世，一定會為研究當代留下最珍貴的文本，後人將會奇怪：那個年代的人們恐懼甚麼呢？為甚麼恐懼有如此之多？
這些新聞禁令，對新聞從業員的人格是一種公然的看輕和蔑視，對國民知情權和表達權也是公然的蔑視與踐踏。千士唯唯，新聞界內部除了偶有的一兩聲抗議，除了少數理想主義者依然身懷漸進變革的雄心外，絕大多數從業員對來自上頭的禁令鴉雀無聲。難道這些當年立志獻身新聞出版業的有志之士、才識之士都自甘墮落為權力的走卒，被權錢贖買了嗎？最多有媒體高階人士內部發發牢騷：宣傳部改名「部（不）宣傳」更合適。
所謂「政治家辦報」的理想不可不謂宏大高遠矣，說辭不可不謂美妙動聽矣，然而如果連無數真相都不能披露，言論被牢牢控制時，那麼人們將會看到的是「謊言家辦報」“政客辦報」甚至「奴才辦報」。新聞界有良知的人，只渴望一個「公民辦報」的環境，就夠了。
在種種禁令的嚴格控制之下，新聞從業員的人格逐漸奴化、卑瑣，這是毫無疑問的，指望以這些奴化卑瑣的靈魂辦出有靈魂的媒體，併進一步對國民人格有幫助，無疑緣木求魚。
從宣傳部自身來說，把自己定位為「守土有責」–消除各種雜音，弘揚主旋律，面對而今日益迫切的社會問題，面對而今各種尖銳的社會矛盾，光靠禁令，也就是靠堵的一面，來治理，可能嗎？現實嗎？
國際輿論對中國的言論出版狀況也多有批評，莫非全是「敵對勢力亡我之心不死」？就沒有幫助中國文明進步的誠意？我們國家從自身來說，是不是應該知恥後勇，從善如流，勇於改過，融入世界文明的進步潮流中？
問題３：信息傳播不暢，自由思考受阻，人民心智下降，文明發展放緩
由於不能自由成立報社、出版社，（網站的成立倒自由得多），由於報刊、圖書、網絡內容上來自管理層尤其是宣傳部門的指令太多，造成了甚麼後果呢？信息傳播不暢，自由思考受阻，人民心智下降，文明發展放緩。
國內的學者、作家，由於在研究、著述、發表、討論諸多環節上的限制太多，不利於社會形成高水平的共識，不利於社會理性看待不同利益與不同觀點的分歧，不利於領導者們作出明智的決策，社會輿論不能形成有效監督與制約，錯誤決策不能被有效中止和預防，整個國家和文明進程在付出代價。
新聞出版的被強力管制，不僅無益於人民的知情權和表達權，也無益於保護每個公民的人權–有透明的新聞監督，所謂的「上訪、信訪」會大量減少；甚至無益於保護幹部–一個幹部如果在其貪腐初期，當地媒體就能獨立監督，必不至於演變成大案窩案。
這些領域而今也有腐敗墮落熾烈的趨勢，比如，各地所謂的「宣傳精神」中，難道就沒有一些「私貨」？比如，「不許異地監督」這種行業的土規定，就成了地方最好的保護傘。比如，負面新聞的嚴格控制，就使上下都聽不到民間的真聲音。古人尚且講究開放言路，而在「三個代表」的中國，堵塞言路，閉塞視聽要至於如此？再比如，官方的出版社幾百家，但民營出版公司數以千計，這些公司要想出書，大家都心照不宣到官方出版社去弄書號，書號一堆數字也能賣錢，曠古未聞，世界一絕。對於權力尋租一方的官方出版社來說，道德上的墮落就從這些潛規則開始。問題在體制，而不在於新聞出版從業員本身。
期刊界人士也都知道，在中國，刊號難求。因為想要開辦新的期刊，實在太困難。民間的公司或個人，要想創辦雜誌，就根本不可能。
新聞業的高度壟斷，還窒息了新聞從業員的活力和發展機會。由於競爭基本上處於低水平，視人才如糞土草芥的事例也屢見不鮮。「新聞民工」就是現行新聞體制弊端之一。一些媒體以低工資打發記者編輯，以維持媒體版面不要開天窗，「新聞民工」們也自有應對之策，有償新聞、假新聞、串稿子等現象就會成為業內潛規則。
網絡上的各種限制，只要在網上泡泡的人都能感覺到。比如在網絡論壇上，一些話題被列為禁區，屏蔽，過濾，許多討論的帖子被蒸發，鎖貼（文明古國的新發明），封ID，封IP甚至關閉網站。至於說到防火牆，除了起到把中國之外世界的信息向人民阻隔作用外，除了起到降低人民的普遍心智外，我看益處不大。這座網上的「長城」，防的不是洪水猛獸，防的是普羅米修斯之火。
網評員是網絡時代的一個特產。我並不反對輿論需要鼓舞人心和士氣，但是一些網評員是否拿著納稅人的銀子來為地方集團或某些特別勢力集團說話？如果是陽光的，又何以上不得台面要悄悄摸摸？我在信報出任副總編輯的時候，總編輯把上頭佈置要組織幾個信報編輯記者網評員隊伍的工作交給我，我毅然表示拒絕，並明確告訴他：「這種事情怎麼能幹呢？！」
不知是哪位高人更有高招，設計出兩個卡通人物，「警警」，「察察」（我估計是受中國的門神啟發），現在許多大的網絡論壇都有這兩個「人」站崗了–這在人類文明史上是甚麼形象？是對言論自由的全方位監視和掌控嗎？李白、杜甫、普希金、左拉們如果復活上網，在網絡論壇寫作，看到這兩個卡通，會文思如湧嗎？
如果我們留心看看中國歷史，大凡明君當政的治世，盛世，必是言路相對開放、相對寬鬆的年代。何況在世界自由民主潮流浩浩蕩蕩的今日，人民要求的還不僅是言路寬鬆開放，而是憲法賦予的人權–言論出版自由。如果我們留心看看世界和周邊國家，現今除了朝鮮古巴，還有多少國家有著類似我們的「特色」，我們的管理方式和法規？
問題４，缺少新聞自由，社會就缺少減壓閥，缺少預防針，缺少瞭望塔。
新聞自由是人權最基礎的保證。公民有了冤屈，會向行政和司法單位申訴，但也會向媒體曝光。而在現行的管理體制下，既然負面新聞嚴格審查，媒體要營造出歌舞昇平的虛假氣象，那麼，公民個人的許多冤屈必不能在媒體上見光，而且這些負面新聞的報導，勢必影響到相當一部份權貴的利益；但是這些權貴們不想想，幸運之神也不可能永遠照耀著他，他哪天不幸的時候，誰來幫助他？新聞出版網絡自由，勢必對貪腐之惡勢力有震懾、制衡的作用，而國家面臨「訪民」上訪靜坐示威的壓力會減少。
這些年來，各種群體性事件、突發事件還少嗎？各位領導人總攬中國全局，信息之全面，之寬廣，肯定不是我能望其項背的；但是就我所知，各種討薪上塔吊的，跳樓自殺威脅的，甚至女工脫褲討薪的，不絕如縷吧？拆遷以及各種社會矛盾引發的問題，如火如荼。上塔吊要公道，人類文明史上空前，不知道絕不絕後。這些社會陰暗面的新聞當然不必刻意宣揚，但是宣傳系統的指令，荒唐可笑到：上塔吊一律不許報導。
轉型期的社會領導人是否坐在火山口上，是否駕馭猛虎狂奔，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不許異地監督，本地的媒體就更不敢揭發本地問題，一些本地的問題如何「上達天聽」？即使不想為「小民」“百姓」知道的話。匯報和公文中有多少水分，多少浮誇？有些人雖然不至於有膽子像袁克定偽造一份報紙糊弄袁世凱，但媒體上假話連篇，不客觀公正的新聞連篇，最高管理者們到何處體察民情，尋求真信息？許多知識份子、專家學者的聲音甚至是逆耳之聲，透過媒體，送到最高管理者的耳中，是最暢達的社會溝通方式；而且通過媒體上的公開討論，才有可能促進全社會的智力和思考水平。
這兩年以來，各種社會熱點，圍繞高級官員的腐敗和社會醜惡，成為網絡熱議話題，平面媒體羞羞答答，不斷接到各種噤聲、消音或者怎麼報導的指令。山東的段義和案，杜世成案，天津的宋平順案，北京的劉志華案，陝西的龐家鈺案，上海的陳良宇案，哪件腐敗大案不觸目驚心，不為民眾切齒痛恨？假若媒體能自由發聲和監督，防微杜漸，何至於演化到而今這般大案迭出的地步？這些高官如何又敢下黑手將情婦的大腿炸飛？何至於網絡上與街談巷議要談杜世成、陳同海等高官的「公共情婦門」醜聞？
而山西黑磚窯案、無錫太湖藍藻事件、湖北高鶯鶯案件、華南虎照片事件．．．．等等熱點，如果平面媒體能自由監督，客觀公正地自由報導，何至於在網上形成千夫所指的局面？
十條建議：良藥苦口，考驗誠信
有鑒於以上種種不利於國計民生，不利於國民基本人權的事實，我向各位領導人表達我的十條建言，這些建言相當溫和漸進，如果能以推進新聞出版網絡自由為契機，為突破口，啟動政治改革的進程，我相信，這正是中國公民期盼已久的–
１， 儘快徵求相關專家、學者的意見，召開座談會和研討會，探討推進新聞出版網絡等自由的可能性，探討有可能帶來的局部震盪，以及預防和控制風險的舉措。
２，儘快成立推進新聞出版網絡自由的調研小組，向世界先進國家學習，也看看轉型的國家與地區的經驗教訓，甚至可以像晚清時期派出要員赴各國考察憲政一樣，派出官員和專家組成的考察組，既派員前往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考察新聞出版網絡自由的狀況，也派員前往俄國等轉型的國家考察他們的新聞出版網絡自由的狀況，甚至可以派員到中國台灣地區考察新聞出版網絡自由的狀況，綜合評估，形成推進新聞出版網絡自由的決心。
３， 儘快制定推進新聞出版網絡自由的時間進程表，對中外公佈，既凝集民心士氣，又改善中國的國際形象。
４， 儘快組織專家學者討論草擬新聞法、出版法、網絡法、電視法、廣播法、電影法、言論自由保障法等法律，爭取在一兩年內提交到人大上討論通過，以鼓舞天下士氣，用實際行動來回應質疑。
５， 逐漸轉變宣傳部職能，禁止宣傳部向各媒體下達新聞禁令，研究宣傳部的改名或正名問題，把宣傳部改造成貴黨自身的形象宣傳部，形象設計部，貴黨的危機公關部。新聞媒體在法律框架下自律自重，推進和諧與發展。儘快解散宣傳部組織的閱評組。
６， 國家不應對媒體大包大攬，不應動用納稅人的錢養活不能適應市場競爭的媒體，可以由一定的文化協會和團體資助媒體出版，但財務審批必須公開透明。
７， 除了確實涉及國家軍事、外交等利益需要控制的外，除了反恐等需要外，網絡不應屏蔽國外網站信息，讓中國網民睜眼看世界，中國學者能自由接觸到最新信息。網絡防火牆除防止病毒、制止法律明文規定的犯罪外，應像柏林牆一樣予以推到。
８， 允許民間辦報、辦出版社、電視台、電台，而不應完全掌控在官方手中，讓憲法的第二章第三十五條具有可操作性而不流於一紙空文。
９， 開放國內新聞界在重大問題和國際新聞中一律用新華社稿的規定，放棄讓新華社一元獨大的模式，也讓新華社的記者在國際新聞競爭中煥發活力。
１０，應參照美國的憲法修正案，規定各地各級各部門不得制定侵犯言論自由的政策和法規。並且在出現侵犯言論自由權的個案時，對當事人–無論官階多高，以違反言論自由保障法懲處。
三個有利：為蒼生計，早下決心
我談了這些新聞出版網絡的現狀與問題，我向您建議呼籲推進新聞出版網絡的自由，是因為這個寶貴的自由關乎中國公民的幸福與人權，關乎中國的穩定、發展和進步，也關係到貴黨的生死存亡與可持續性發展，也關係到您個人的盛衰榮辱與歷史定位。
首先，這些自由有利於中國公民和國家。
當政的各位可能擔心，開放新聞出版網絡自由，天下就會大亂。實際上恰恰相反，越不透明，各種小道消息才不脛而走；越沒有新聞出版網絡自由，各種腐敗現象才越演越烈。越沒有新聞出版網絡自由，越是亂象頻現，各種矛盾因為不能見光，在地底積聚噴發的力量。
讓許多不利於官方的信息強力壓在箱底，從短期看，能夠讓少部份人睡好覺，但是各位不覺得是把定時炸彈延後爆炸了嗎？不覺得是把各種壓力聚集在一起等待總爆發嗎？
對一個珍惜自由的公民來說，最寒心的事情無過於不能自由表達觀點，無過於自己吃的、喝的、用的東西是假的、不合格的、甚至是有毒的，媒體卻不見揭露；無過於同胞的孩子被弄到黑磚窯中苦役，自己卻只能鴉雀無聲。
２８００多年前，中國有位周厲王，因為國人批評朝政，曾經僱傭衛國巫師來監督人民的言行，人民只能道路以目，周厲王得以地認為成功地堵住了人民的言路，他的大臣不這麼看，認為「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
放眼當今世界，沒有聽說有了新聞自由的國家亂作一團的，反倒是沒有新聞自由的地方危機四伏。
有風險是正常的，推進新聞出版網絡自由帶來的一些震盪也是正常的；但是一個長久寂靜的中國、無聲的中國，是正常的嗎？各位不覺得媒體上的聲音太步調一致了嗎？各種雜音已經徹底乾淨了嗎？
其次，推進這些自由對中共也是大有裨益的。
中共作為執政黨，也在自我更新，這從黨章的不斷修改能看出。 從歷史的經驗看，從發展的觀點看，世界上可存在過萬年的組織？甚至千年的帝國都如鳳毛麟角。能夠做成百年老店，就是功底深厚，讓人佩服不已。
如果我的估計不太悲觀的話，在未來幾十年，中共自身遲早要民主化，接受民選的洗禮，一如現在的俄羅斯和中國台灣地區。俄羅斯共產黨依然健在，但在俄國政壇上已經無足輕重；而在台灣地區，國民黨雖然在與民進黨的競選中屢屢處於下風，這個百年老店猶自苦苦支撐，他們能生存到今日，蔣經國先生當年開放報禁黨禁，其遠見卓識不為威權統治時代民怨甚深的國民黨留下一點點德政嗎？台灣並未因開放報禁黨禁而亂，反倒是多黨競爭，成為華人世界民主自由的先行之地。
所以，我個人建議你們趁著現在執政的資源在握的時候，多為人民留下德政，積極推進新聞出版網絡自由，真正傾聽人民的呼聲，真正關心人民的疾苦，這對於為中共的形象增輝添色是一大好事。
中國古語說「積善之家有餘慶，積惡之家有餘禍」，推進中國的新聞出版網絡自由，就是積德行善，就是為中共的現在和未來積累道德資源，這不是小善，而是大善，是造福子孫萬代的事。
第三，推進這些自由有益於各位的歷史定位
時代發展到了今天，新聞出版網絡強力管制的國家和地區已在極少數，絕大多數國家的新聞出版網絡相當自由。國際記者無疆界組織每年有個新聞自由度排名，你們一定會很清楚中國排在何位置。你們當然也可能一笑了之：這種排名，焉能相信？
不管怎麼說，你們的視野、胸懷和志向，應該比普通人更遠大點吧？我們偉大的先輩文天祥曾經有句話叫做：「平生之志， 不在溫飽。」當中國還有許多底層人在為溫飽掙扎，當南方的老太太因為撿拾塑料瓶而被拘留的時候，當北方的少女因為偷竊兩塊錢麵包而被店主指責羞憤自殺的時候，當中國大多數人在為肉價油價糧價而憂慮的時候，中國可能只有少數富人不必為溫飽操心。中國的領導人應該不必為自己的溫飽操心了，那麼，你們的志向，將把這個國家的航船引向何處？
你們的境界應該超脫了凡夫俗子為生存而奔命的境界，應該追求點永恆的意義。你們將如何看待自己的歷史定位？歷史將是由一代一代年輕人來評述的，由後人評述。
請想想俄國的政治人物們，今天他們還高度讚揚勃列日涅夫、契爾年科嗎？在今天俄國年輕人的心目中，這些殭化和保守的領導人將會不斷地被嘲笑。今天人們記得戈爾巴喬夫，記得葉利欽，因為他們的改革，引領俄國走出了專制和極權，走向自由和開放的道路。
從歷史的興亡中尋求教訓，不僅尋求國家的，也尋求個人的。新聞自由是人類的普適價值，我不相信甚麼組織、個人能長久地將之屏蔽；我相信，各位領導人推動中國的新聞出版網絡自由，也是民眾長久熱切盼望的；得到絕大多數人支持的事業，成功的可能性很大，（肯定也有阻力和風險），而各位領導人在歷史上也必將重新定位。
我當然也不奢望各位領導人的決心能一步到位。我的十條公開建議也未見得全部合理，但我的出發點是希望這個國家自由、民主、富裕，人權得到充分尊重和切實保障。我們偉大的祖先們曾經有過「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傳統，他們激勵後代們應該為爭取言論自由而奮不顧身，如果我們的文明要光榮復興的話，莫過於復興我們的祖先們也曾經有過的勇氣，在專制和無數類型的奴役下也曾有過的追求自由的勇氣；復興他們悲天憫人的情懷和人文光芒。
新聞自由是時代的燈塔和瞭望員，他能幫助您瞭望遠方的暗礁和風暴。這個時代應該給予新聞自由更多的關照。
各位尊敬的中國領導人，中國的航船之舵正掌控在你們手中，這航船上還有無數熱切盼望又一次次失望的青年乘客，是航向自由、富裕、民主的坦途，還是航向保守、因循、殭化的泥潭、礁石？是銳意變革還是墨守成規？取決於你們的意志、遠見、勇氣和決斷力；同時也取決於廣大的民意，取決於我們年輕人所選擇的未來–時間站在新聞出版網絡自由一邊。
讓我祝福中國號航船駛過險灘暗礁，駛向自由、富裕、民主、文明的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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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滄洲：曾出版過個人專著八本，莎士比亞研究專家。在香港《領導者》雜誌上發表的一系列研究中國歷史的文章。
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於北京(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