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穎：當「反腐」成為官場鬥爭的工具時……

【大紀元1月20日訊】越來越多的例子顯示，「反腐」正在成為官場鬥爭的重要工具。這有點像當年全社會過分重視道德和私生活時，「男女關係」作為官們的鬥爭工具一樣。誰要是背上了「作風問題」遭到了調查，不死也會脫層皮——即使事實查明本人沒有多大問題，但因為「作風問題」而被調查本身就是汙點，會影響到他的「政治生命」和在民眾中的美譽度。現在，只須將「作風」這個詞換成「腐敗」，效果大致相當。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愛憎。而一個時代共通的愛憎，就會影響到社會進程的發展方向。很多深諳政治藝術的人，是善於玩弄和駕馭人們的義憤的。古往今來，這樣的例子已多得舉不勝舉了。
　　
在國難當頭的時候，人們義憤的對像是「賣國賊」，於是便有了政敵間相互攻擊對方賣國，更有了百姓爭啖被政敵誣為賣國賊的袁崇煥的肉的可悲場面。
　　
在全民情緒仇外甚至排外的時候，人們的義憤，便是痛擊與外國有染的任何東西。前有義和團殺洋人，順帶也殺了不少被仇家汙為教民的善良小民；後則有民國時期文人們論戰時互指對方為漢奸或領美元盧布……
　　
在全民憎惡「反革命」的時候，大家會唱著歌歡快地用亂棍打死被指為反革命分子的任何人。文革初期，吳晗在京郊，被幾天前還和他一起談笑著吃飯的農民兄弟打死，便是最令人心寒和驚懼的例子。
　　
還有在禁慾時代仇人間互汙對方淫亂；敗者被義憤的大眾敲鑼打鼓浸豬籠沉塘。這一種傳統，一直維持到近現代，雖然消滅肉體的沉塘活動幾乎絕跡，而出於義憤在精神深處把一個個被貼上「作風」罪名而浸了豬籠的，卻大有人在。
　　
而現在，對腐敗，對為富不仁的仇恨，正在成為社會情緒，也很容易演化出一種義憤殺人的場面。某些地方，被搞下馬的，也許並不是最嚴重的貪腐分子，有的反腐者，甚至會被掛上腐敗的牌子，在民憤激盪中墜下馬去。高滿強因向記者透露假滲灌的內情而被判刑，他的罪名，便是「私刻公章」等與腐敗有關的行為。而在他落馬時，相關媒體和民眾，為又挖出了一個「腐敗分子」而歡欣鼓舞。
　　
事實上，義憤本身是不壞的。誰也不能說割食袁崇煥、棒殺吳晗或痛恨腐敗官員的老百姓是多壞的人。他們不僅不壞，甚至還樸實、單純、充滿了正義感和血性。但為什麼這一系列褒義詞疊加在一起，卻推出了一個個悲哀的結果呢？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們的義憤被導了向。越是在法制不健全、民眾文化素質不高，輿論和資訊都不太通暢的地方，民眾的義憤越是容易被導向。而被導了向的義憤，其破壞性是顯而易見的。從古到今，這樣的例子是舉不勝舉的，人們在不斷澄清舊的義憤造成的悲劇的同時，又在不斷創造新的義憤傷人的歷史。
　　
那麼，如何讓義憤不被導向，甚至成為災害呢？首先一條：我們必須用自己而不是別人的頭腦進行思考。而這種思考的前提，是每個人都必須具備獨立分析和思考事物的能力。這種能力，只有通過不斷的學習和實踐，以及不間斷地解放思想，不迷信任何的權威，勇於對一切存疑的事物抱以懷疑和質疑的態度。
　　
其二，獨立思考和分析的前提，是全面、準確、自由、公開的資訊。沒有這個因素，人們通過接受到的片面、單一甚至虛假資訊推導出來的結局和由此產生的義憤，想客觀準確都很難。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便是健全司法制度，分清道德、紀律與法律的界限，該道德的歸道德，該紀律的歸紀律，該法律的歸法律。這三者不能相互取代，更不能混為一談。不能給義憤操縱者，提供操作空間。
　　
當今社會，各種利益爭鬥名目繁多，大小矛盾、紛繁複雜。而正確和錯誤的資訊傳播方式也越來越方便快捷。在這樣的形勢之下，每個人保持清醒的頭腦和判斷，警惕義憤被導向，對建設一個和諧的社會，尤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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