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穎
「中國人會這麼傻嗎?」這是《毛澤東勾結日軍的真相》一書的作者,日本物理學家、社會學者、作家遠藤譽女士,在接受國外媒體採訪時說的話。她說:「我想中華民族原來是很聰...
9月19日,安徽一學院6000多名新生齊聚體育場,列成方陣接受校領導「閱兵」。該學院官方稱此次活動為「閱兵儀式」,學院院長石秀和檢閱新生的車為一輛黑色奧迪敞篷車,車上安裝了話筒,並標明「閱兵車」字樣。石秀和矗立車內,雙手拄車頂,閱兵車在隊列前通過,身著軍裝的教官敬以軍禮。(9月22日《法制晚報》)
新華社記者在內蒙古省級貧困縣杭錦旗調查得到的數據顯示:當地職工繳存的公積金平均水平不足1000元,但當地供電公司職工最高繳存達到15530多元。內蒙古杭錦旗2012年才從國家級貧困縣調整為省級貧困縣,記者調查檢索到該縣供電公司今年3位領導和2位職工的月工資,都超過40000元。一位非領導崗位普通員工的工資42000元,每月繳存公積金總數12000元以上。
近日,媒體報導,知名主持人芮成鋼被檢方帶走,早在一個多月前,他的上司郭振璽因涉嫌受賄被檢察機關立案偵查後,坊間就流傳芮成鋼被調查的消息,芮在微博上以謁語闢謠,但不久,「謠言」被坐實。
近日,武漢漢陽城管部門採取「文明接力」的方式對違規行人進行處罰,即如市容監督員發現行人闖紅燈過馬路,該行人就必須在原地替市容監督員「值班」,提醒市民看燈通行,直到抓到下一個違規過馬路的行人才可「下崗」。據悉,該方法實行一週以來,違規行人較此前下降五成。
10日,無錫市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相關負責人就張藝謀在無錫育有3子女、涉嫌「超生」一事回應,稱目前無錫市、區兩級計生系統都在行動,正對此事加緊瞭解、核實,但暫無新進展。工作人員對媒體坦言,因張本人及家人均未在錫,核查取證工作進展難度較大。(據中新社)
我打工的地方離老家七十多公里,坐車的話只需要一個多小時。但我卻不常花一個多小時穿越這段距離回家,通常的理由是太忙,而最深層的原因,卻是覺得回老家沒有什麼事情可做。最初的幾年,每逢週五,一大早第一個打來電話的必是父親,他老人家節儉一生,到老終於奢華了一次,買了個手機,但據說通話物件只有一個,那就是我。他的每一次通話都非常簡潔:「你回來嗎?你媽讓我問你一下……」...
從曝光的大量治療網癮機構的「教育」手段可以看出,在某些人眼中,孩子一旦迷上網絡,就連人都不算了,他的生命權、健康權和尊嚴,都不配擁有了。
作為一個5歲小女孩的父親,我實在想像不出她的父母,多年未見女兒時的心情,是否有所察覺了一些真實原因,他們會不會因為錯過了女兒的成長,而懊悔不已?
走在大街上,突遇城管查街,執法車喇叭裡傳來語氣威嚴的文明執法用語,雖然每句話前面都加了「請」字,但其中不容拒絕的底氣和最後通牒式的語氣,仍讓小販們收攤撿秤以各自不同的驚荒表情,挑上擔推上車或跨上電動自行車,飛奔而去。如果沒有看到過小販看城管的神情,你絕對難以準確地知道恐懼是怎麼一回事。
多年來,治理冗員已成了各級政府的最大一個議題。各種各樣的方法,都可以編成一本厚厚的書了,但結果卻如揚湯止沸,其後果便是鍋越來越大水越來越多,情況也越來越危急。
有人不無憂慮地指出,這會不會異化成變相的「用錢贖刑」?因為,實施此制度的前提之一就是「錢」。換句話說,「錢」可以把案件的「大」化「小」,「小」化「無」。
尋找,是旅行電影最重要的主題詞,在旅行中從擦肩而過的人與物之中,找尋自我,找尋人生意義,找尋啟示和答案,尋找到現實生活中不可能找到的物象與感觸。《這兒是香格里拉》的主人公,從迷茫出發,並找到了拯救自我之道。
正是因為權力在社會無所不在的操控力,讓一些手握權柄且離監督很遠的人心理嚴重失衡,以為自己擁有生殺予奪翻手為雲覆手為雨點石成金的神力。這是權力過於寬泛,權力的能量與監督的力度和手段成反比之後,必然出現的奇觀。如果說,每筆正常的投資和建設項目,都有這樣一種「溫和腐敗」,那我們的社會還敢說是正常的嗎?
無論是請客方的徐聞縣還是做客方的麻章區,都異乎尋常地保持著沉默。平時出門開個無關緊要的會都要上本地新聞頭條的一二把手的生死信息,卻連報紙中縫和電視的垃圾時間裡都沒有提及
去年全球死於車禍的總人數是50萬,而其中有10.4萬是中國人,相當於一場中型戰爭,或一場大型瘟疫。在這裡,我們做一下不恰當的比較,此前一直鬧得如臨大敵,報了數千例的H1N1流感,費了那麼多周折和麻煩,轟動得天昏地暗,最終也不過只有一個患者洗澡觸電死亡,而車禍與此相比是十萬倍的死亡,如果我們拿出十萬,不不,五萬,或幾百倍或幾倍的重視力度,應該不過分,這樣會減少...
對於某些成年人來說,包括相信聖誕老人的存在和布娃娃有生命的行為,都是幼稚而荒唐的。我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成年人們在自己不相信童話時,拔苗助長地去打破孩子們的夢想。
在很遠的地方,我聽到老人輕輕的一聲嘆息:唉!就這點陽光,也被他們騙來賣了!老人的聲音很輕,卻有一股震人的力量,這時,又一陣風起,滿天樹葉,如金色的羽毛,鋪天蓋地的飛落下來。
每家醫院的院長甚至更高級別的「長」們,對群眾看病難的具體細節,要有長期性的感同身受的體驗,這種體驗,可以來自直接的「當患者」的體驗,也可以形成某種檢驗考察制度和意見反饋渠道,將暴露問題,由「或然」變為「必然」,只有這樣,才能有針對性地解決人民群眾看病的難點和痛點,使他們身心俱悅地從醫院進出。
考試那兩天,幾萬學生和數倍於此的家長把綿陽擠得如當年舉行甲A聯賽一般。所有賓館都以最高指導價待客,而且一席難求。考試當天,太陽火辣辣地照著學校大操場上成千上萬個家長翹首期待的眼神是世界上最強烈的光,可以融化一切。你敢說不過是小升初,還而已?
我們能夠明白事有黑白,我們甚至能夠容忍社會百態中總有些不合人意的現象亟待改進的說法。但我們決不能忍受的,是將膿瘡說成鮮花,或將違規修建的豪華私家墓地,說成是烈士紀念館,並令我們深信之,那樣做,就實在太過份了。
作為一個寫作者,我明白他所說的那種感受,特別是他選中和喜愛的雜誌中,有一些上面有我的文字,雖然是幾年甚至十多年前的作品了,但虛榮心仍讓我有一絲小小的愉悅。
在回城的路上,平娃子老婆那句輕描淡寫的解釋一直縈繞在我耳邊。對於那個5歲多的孩子來說,他的故鄉,究竟是這裡還是那裡?當他的故鄉變成異鄉的時候,回不去了,也許就是他的宿命吧?
何以老百姓會「感謝」這位身處輿論漩渦中,被媒體質疑被網絡熱罵,被同仁笑話,腸子都要悔青了的逯副局長呢?這句看似幽默的話語背後,似乎有著一個不太幽默的邏輯——因為他的那句著名語言,而使村民們長達兩年的未果維權,有了貌似可能解決的希望。
不久前,我在一家茶園喝茶時,意外遇到以往的老同事W。
社會的每一分進步,都是需要人們用行動去構建,如果我不亂扔垃圾,這個世界就少了一個污染源;如果我再將身邊的垃圾清理掉,世界就乾淨了一分;如果我的行為感化並帶動了一個人,那麼世界上又多了一份乾淨的原因。
我們無法一一說出人的痛苦基因是什麼,但可以肯定地說,若把錢作為快樂的惟一來源,絕對算痛苦基因中最重要的一個。
教育的本義,應該是和諧與快樂的,其中具備神性的光輝和人性的張揚,即便達不到這樣高的層次,也至少不應該成為以「戰爭」為喻的東西。那些陷入題海戰、特長戰、捐資戰、電腦排位拉鋸戰、緊急買房搬家遷戶戰的孩子及其家長們,為了一個「小升初」而付出的心力和痛苦,讓我們不能不反思,我們的教育,究竟出了什麼問題?
在採訪大地震受難者家屬的那些日子,許多人都悲痛欲絕地用「早知……就」之類的語式,表達著追悔與痛苦的感覺。
我出生於上世紀六十年代,那是一個並沒有什麼品牌意識的時代,那時候,不僅沒有新的品牌出現,而那些百年老店,也被列為「封資修」給予徹底禁絕,當年成都最有名的「龍抄手」「麻婆豆腐」等知名品牌飯店,都改成千人一面的「綜合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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