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7日訊】我有個做新聞很牛逼的朋友，說過一句特別牛逼的話，引用如下：「中國這個最缺乏新聞操守，最缺乏正經專欄作家的地方，卻誕生了最多對新聞真相孜孜以求，並大膽分析的人，每次一個破事過後，我們就能讀到十種真相。」
還原現場，提供所謂的真相，在傳播中幫助公眾達成共識，這個事情應該是記者來完成，而不是打算評論這個事情的人。如同劉翔退賽原因無數個猜想的版本都是狗屁一樣，打算評論的人去跟著說法忽東忽西的新聞來給自己的主張定調子，是很愚蠢的行為。而且一定會陷入我朋友李清晨犯的那種「舉證真相」的陷阱。下面貼一下這兩天我和朋友扯淡的內容，供感興趣的朋友參考：（沒及編輯，口語化嚴重，見諒）
無論是閘北刀客還是李丹陽罵交警，乃至新近的警察施暴，核心問題只有一個，就是我們這個威權的警察國家難以解決的警察體制與合法性問題。毛時代的意識形態治國下，合法性問題幾乎不存在，人民民主專政的具體實踐是和意識形態的實踐緊密聯繫的，所以，比如對待遇羅克那種情況，直接槍斃，然後給家屬發個通知，就完了。警察作為國家權力的具體實施者不會對自己的作為有什麼懷疑。因為他的行為邏輯是自洽的，沒有矛盾。
但現在的情況和那時完全不同。警察體制本身與更大的威權系統下的其它體制存在著衝突和矛盾。威權政體與極權政體一個根本的區別，在於前者需要合法性維持自身，而後者只需要意識形態即可。因此，威權自身的合法性不足問題會影響到威權下的每一個子系統、子體制。所以，你要搞警察國家，好啊，為什麼不給警察日常佩槍呢？因為警察自己就不敢。美國和香港警察為什麼敢？因為一旦開了槍，可以去打官司，該不該開槍是說得清楚的。我們這裡，說不清。首先司法不是獨立的，那麼這種官司打起來就是政治官司，萬一民怨沸騰，明明該開槍的情況，可能也會被判定為非法。那警察自己就成了犧牲品。
當然，不是所有的威權國家警察都不敢佩槍，但佩槍是個很典型的問題。因為開槍與否直接關係到威權的合法性。民主國家，警察開槍打錯了人，大家會譴責內務部，譴責警察總署。威權國家政體與政府合法性合一，那任何譴責和批評都會最終指向政體的合法性。所以，從敢不敢佩槍這個問題上，暴露了威權的合法性不足問題。同時，警察公開執法的能力也就打了折扣。比如李丹陽罵警察那種情況，本來是警察正常執法，但是最後搞的形同小規模警民衝突。連這麼常規的執法都可能輕易的演變成對抗性很強的社會衝突，怎麼可能搞出真正意義上的警察國家？所以，警察日常執法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就不得不依賴於「黑箱操作」，比如先抓起來，在警察局裡審訊你，不許你叫律師，也不給律師如美國那麼大那麼強的法律權利。為什麼呢？因為它只有通過這種方式才能完成執法任務。這是威權搞警察國家不得不面臨的悖論。
最終結果，就是警察，作為一個行政機構，成為威權下公民社會與政治社會衝突的一個焦點。在一個正常的國家，警察機構應該是公民社會最信任最有安全感的部門，但這在極權和威權國家，很難做到。所以警察體制本身也是很矛盾的，因為他們是執行者，並不都屬於統治階層的一員。比如東德當年的情況，最後為什麼一夜之間一個歷史上警察密度最高的國家就和平崩潰了？學者後來的調查顯示，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以警察部門為主的東德政府強制部門，對強力鎮壓持高度懷疑態度，也就是說，他們不認為這麼做是應該的，他們自己就對政權合法性抱有高度懷疑了！這也能解釋，為什麼發生顏色革命的國家，示威人群會樂於爭取負責警戒的警察。因為這是威權強力部門中很不穩定的一個關鍵環節。
回到警察施暴這個事情上來，正是因為警察能否隨時合法的使用強制力這個問題上，無論是警察本身還是社會公眾，都抱有高度的懷疑態度，所以才會有各種各樣的說法，所以，探求所謂事件具體過程具體細節這個「真相」工作才顯得那麼重要。可以說，這種事情，只有在我們這麼一個畸形的警察國家下，才會發生。所以事情的關鍵並不是真相，而是這個體制自身合法性的衝突，已經到了隨時暴露無法迴避的地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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