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2日訊】我三歲喪母，父親離開家鄉，外出謀生，最後在德清山區自立門戶。我便成了沒有父母的孤兒。全靠老祖父把我從小扯大，還培養我上學讀書，所以我對老祖父的感情尤深。我跟他最後一次見面的情景，時隔三十多年了，卻不時浮現眼前，如聞其聲，如見其人，催我淚下。
那是1970年5月份的一天。當時我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判處十年徒刑，在瑤戶牧場「就地勞動改造」。我收到一封父親的信，說祖父要來看我，來到他家裏，要我速去見他。因為我父親在解放前因買糖到過台灣，而同去的人後來成了反革命被鎮壓了。於是父親在這個問題上沒法說清楚，被戴了一頂地主帽子，無法行動。所以他不能陪老祖父來看我了。然而要我去見他，又談何容易！
我顧不上吃晚飯立刻去找牧場隊長。隊長似乎很同情，但一口回絕，說這事他做不了主，要我去找治保主任。主任聽了又皺眉頭又搓手，一邊搔頭，一邊歎息。支支吾吾半天不置可否。愣了很久，最後說：「我和你一起找書記去。」還真是幫忙的，我從心底裡感激他。
書記的目光裡充滿了同情。他跟主任說：「他祖父以85歲的高齡，不遠數百里來看望他唯一相依為命的小孫子，如果不讓相見，於情於理說不過去。但如果去請示一下公社幹部，肯定被呵斥，如果不請示，這勞動改造的「罪犯」誰敢放出去？」主任則一個勁的歎息著。
最後還是書記作出了決定。准我一天假，天不亮我就走，不要讓人看見，晚上務必回來。我感激得說不出話來，只是像雞啄米似的點著頭。
從書記家出來，我就在盤算向誰借一輛自行車，否則三十多里的山路來回至少花費五、六個小時，只有一天假期啊！可有誰會借車給你呢？且不說政治上的壓力，當時一輛自行車相當於一個正勞力一年的分紅(那時勞動報酬每年一結，人們稱作分紅，實為工錢，並非紅利)，說捨得讓你「無償使用」呢？
我硬著頭皮去向一戶鄰居生產隊長商量，出乎意料，他一口答應，叫兒子把車鑰匙給了我。我興奮得一夜未眠。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第一次聽到如此清晰的蛙鳴，我聽出了大蛙與小蛙的區別，想起了「蛙聲呱呱報平安」的詩句。還有那此起彼伏的犬吠聲，似怒，似罵，如怨，如惱，彷彿黑夜便是它們的世界。
終於聽到了雞啼，我悄悄起來推車而出，到了大路，翻身上車，迎著魚肚之白的天空，一路多下坡，車像飛一樣，耳邊只聽得颼颼風聲。
到了父親家，天濛濛亮，祖父還沒起床。我連忙上樓見他。他已披衣起坐，但我沒有聽到他每次起床時發出的清脆響亮的咳嗽聲。我叫了一聲「阿爹！」，眼淚就掛下來，再也說不出話。在昏暗的燈光下，一向清健的祖父卻顯得難以置信的蒼老。他的雙眼已失去了往日的光芒。但是他顯得十分平靜。他說：「你來啦！怎麼倒允許呢？今天你能不能晚一點回去呢？」
祖父對我從小的教育十分嚴厲，他是我童年時最害怕的人，但也是世界上對我最好的人。他一向以做人清白而自豪。他經過了沒完沒了的歷次政治運動，平安無事。可是為了我的事，被牽連，抄了家。然而他，沒有一句責備我的話。只問我現在過得還好嗎？我拿出一包自己製作的筍乾和十元錢給他。他顯得很高興。
他滔滔不絕地給我講述這幾年分別之後的情況，他是如何應對造反派的抄家和責難。他興緻勃勃地介紹了他的兩個內弟(我的舅公)和長子(我的大伯)去年去看他的情況。這三位仁兄因吸毒而被我祖父斷絕來往20多年了。我慶幸他們最終獲得了我祖父的諒解。我小時候，祖父一直把他們當成反面教材來教育我。所以我直到現在還不會抽煙。
我知道他平生最痛恨我大伯，他稱他為「逆子」，是「家門不幸」。我祖父從一個農村孩子到街上做學徒，打工到合夥開店，獨立經營家庭作坊，撐了一份不小的家當。在農村老家買了不少天地，造起了很大的房子，也算光宗耀祖。誰知我伯父瞞著我祖父把家產變賣一空。在這之前，祖父把苦心經營的，已初具規模，可以日有收益的「 糕作場」—-現在叫食品廠，全部交付給長子管理，卻被他幾年內抽逃資金，吃喝嫖賭全部敗光，只剩下空蕩蕩的十隸房子。祖父當機立斷，立即關店。用現在的說法叫做宣佈破產。這樣才算是保留了這點房子，他就是靠這點房子收租金供我上學的。
關店之後，全體職工遣散回家另謀出路，哥奔東西。我伯父及我父親也在此列，當時每人給20擔米，去自謀生計，也就不追究什麼責任了。誰知我大伯卻又把老家的祖產全部賣光，這一下，我祖父無法容忍了。於是跟他一刀兩斷，不相往來。後來我伯父當了一個營級軍官，在淮海戰役中投靠了解放軍。卻成了反革命分子，成為歷次運動的對象，終於被關進了監獄，刑滿後也一直在苦難中生活。祖父每每提及，總是說， 「他對我不孝也好，省得我一直為他難過。」
祖父反覆地告訴我，「你大伯特地從嘉興到西塘來看我。我知道他日子也不好過。但我看到他身體很好，雖然瘦了點，精神卻硬朗，所以很放心。」他不停地反覆地說著，眼睛裡充滿了喜悅的光芒。不過他常常把「你大伯」說成了「你哥哥」，我知道他把我當成了我的父親。
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長年累月，沒有小輩來看他，是多麼寂寞和苦痛的事。即使是孽子、浪子，現在回頭來看他，對他來說，是多麼的激動啊！
祖父還對我說：「我們應該感激你大伯才是。要不是你大伯把我們的家產散了，我們說不定成為地主，遭受更多的苦難呢。」真是「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父子之間的前嫌終於盡釋，雙方達成諒解，也算一件幸事！
繼母上來說我祖父太興奮了，怕他過分累了，勸他休息一下，叫我到菜地去勞動一會。於是我整地去了，直到傍晚。
草草吃過晚飯，分離的時候到了。大家心裏明白，這是祖孫二人最後的一次見面了。我最擔心的是耄耋之年的祖父二人的生活。1958年以前，房產被「社會主義改造」收歸國有，每年只付給租金的20%作為定息。我記得是18.60元，在當時兩人還可苦度光陰。但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說拿定息是一種剝削制度，被徹底廢止。這樣兩位老人的生活就沒了經濟來源。因為所有的子、孫都在自顧不暇。
自從取消房租定息之後，我祖父以80多高齡，沿街叫賣「茴香豆」，以維持生計，但遭到紅衛兵的衝擊，說是資本主義尾巴，而且蠶豆屬於糧食，由國家統購統銷，不准私人販賣。於是紅衛兵把所有的茴香豆拿去無償分享了。兩個老人的生計再次中斷。現在我被判了刑，還有誰能接濟兩位老人呢！但祖父卻說沒有關係，他們可以賣茶葉水。那冬天怎麼辦呢？「冬天嘛，也太冷，反正走不出去。」祖父喃喃地自語。他最後說：「你別管我們了，只要自己當心就是。」他的雙眼充滿著迷茫，但沒有眼淚。
我默默地推著車，走向屋外。祖父送我到門口，向我揮手道別。我緩緩上車，沒有回頭看他。這是祖孫最後的訣別，我不忍心看到他絕望的眼光。
後記：
同年7月，結束「就地改造」的政策，我被押送去衢州十里豐農場。12月，收到父親來信，說祖父已經去世。
1979年夏天我刑滿回到西塘，我與祖母共同生活。祖母說，祖父臨終時，襯衣袋中還有10元錢。我問是不是兩張5元的，祖母說是。原來就是我當年在父親家給他的。他在最困苦的時候，也還是捨不得用。
1979年秋天，政法機關對我宣佈平反。
寫於2008年7月25日(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