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27日訊】（大紀元記者鍾濤紐約報道）著名的經濟學專家何清漣在「中國的歷史教訓和未來挑戰–紀念大躍進五十週年和改革開放三十週年」國際研討會上的發言表示，中國改革所創造的大部分財富被極少數人佔有，而90％的人仍然處於社會底層社會，改革還導致了對資源的窮竭，和對環境的破壞等嚴重問題；為了更大限度地斂取財富，中共政府的國家能力呈畸形發展，在市場經濟中間既是制定者、監督者、裁判者，同時自己還下場參賽。
以下是何清漣的發言整理：（接上篇）
第二部份：經濟結構和國家能力畸型發展之間的關係
前面我從四個方面講了改革的不成功。那麼這麼大的財富增長，這麼掠奪性的使用中國的財力和環境資源，最後的利益都歸了誰呢？就是歸了中國的政府和政治利益集團，以及依附在它們之上的經濟利益集團和部份知識精英。
中央坐享其成 地方拚命掠奪
我算三個數據大家就知道了。中國的GDP總量，由於時間關係，我就不跟大家講這個「分稅制」以前的了，我就講「分稅制」以後。「分稅制」最大的特點就是中央收回「財權」，但是把社會福利，還有公共建設所有的「事權」留給了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為了維護財政開支和地方官員的利益，就加強其掠奪性，但是因為中央政府它高高在上，它不面對底層社會和農民，所以農民會說中央的政策是好的，都是叫基層政府的官員念歪了。
我是一直不同意這種說法的。因為「分稅制」的不公平才導致地方政府掠奪性的行為，那麼地方政府「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你的醫療、養老保險、還有教育、包括道路建設、橋樑建設，各種各樣的東西都甩給了地方政府，而地方的稅收「油水」全被中央拿去了，比如最大的煙酒稅、海關稅、還有印花稅全歸中央的。只有是農業稅留給地方了，還有一些比較小的稅，所以地方政府 為了開拓新稅源，和民眾之間的矛盾愈來愈激烈。
GDP越增 職工工資總收入占GDP越降
一九九四年是「分稅制」執行的第一年，我講第二年，就是一九九五年。一九九五年政府的財政收穫占GDP的百分之十四點八；全國的職工工資的總收入占GDP的百分之十三點九，相差只有零點幾個百分點，這個時候朱鎔基還沒有「甩包袱」，就是教育、醫療、養老、還有失業這些都是歸政府擔著。但是到了二零零七年，中共政府的財政收入佔整個GDP總量多少呢？是百分之二十四。職工的工資總額是占 GDP從百分之十五點四降到十一點七。同時這時候老百姓頭上還壓了三座大山：就是教育、醫療、住房，很多人沒有養老保險。大家就可以看出這個政府是很不負責任的。
還有一個數目，貪污腐敗每年流失的資金，叫做「腐敗黑數」，「腐敗黑數」的總量有多大呢？大概是在九八年開始一直到二零零四年之間，占GDP總量的百分之十三到十六點八，就是超過整個國家職工工資收入的比例。在這個情況下大家可以看出政府的資源抽取能力是非常強的。
政府通過改革大大的加強了他的國家能力。國家能力分五種：第一種是資源抽取能力；第二種就是強制能力；第三是分配能力；第四是規範能力；第五就是保護能力。
強大的「資源汲取能力」。因為他的征地已經造成八千萬農民失去土地，三百七十萬拆遷戶失去住房，搞的這麼多人無家可歸，那些失地農民徹地的成為無地可耕、無業可就、無處可去的「三無」人員。
第二，是「強制能力」。「這幾年大家都知道各個地方針對農民的反抗已經不像朱鎔基時代，還給一點「胡蘿蔔加大棒」，現在一味只有「大棒」，安撫是愈來愈不需要了。國家安全局幾乎深入到社會各個層面，網絡警察，那麼這種強管制能力是愈來愈強。
第三，談一談「規範能力」。「規範能力」是政府用法律，規範政府、官員、規範企業、規範社會成員的能力。中國的環境污染大家都知道非常厲害，但是你們知道環保立法共有多少嗎？環保立法高達一千七百八十多部。而且層層政府都有環保局管「環評」，但是最後中國的環境污染是以非常迅猛的速度惡劣化。那麼這就說明政府的「規範能力」很差。
中國法官是高犯罪群體
同時還有一個標準，有一個數據，這個數據講起來，你們可能特別吃驚，中國普通人的犯罪率是四百分之一；公務員的犯罪率是兩百分之一，就是比普通人高一倍；那麼法官的犯罪率是多高呢？是百分之一點五，是普通人的五倍，中國的官員法官成了高犯罪群體了。就是從這裡可以看出，這個政府的規範能力有多麼糟糕。
第四再看看這個「保護能力」。「保護能力」大家都知道，這個警察至少是保護社會秩序的一個主要力量。但是大家從楊佳這個事件可以看出，警察已經成為犯罪的根 源了，已經成了犯罪的因素，引起民怨的因素。所以楊佳殺警大家不同情警察，只同情楊佳，就是因為他們把被殺的警察當成了制度的象徵了。至於黑社會剝奪老百姓，而政府很多官員幾乎是和黑社會形成一體。
最後再講一下「分配能力」。前面談到貧富差距，這叫財富分配能力。還有一個叫做「福利分配」能力。「福利分配」就是社會福利制度，那麼我談一下社會福利制度，社會福利制度是三大保險，就是養老、醫療、失 業。現在這三大保險，幾乎只覆蓋了黨政事業機關。那麼就是說，養老保險只覆蓋了就業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政府醫療保險這幾年的投入是愈來愈低，只有百分之十七點多；社會的投入百分之二十七的點多；而個人投入超過百分之十五。
印度這個國家比我們國家窮，但是印度政府的投入佔百分之五十八左右；歐洲國家投入是百分之七十三左右。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這個政府幾乎把包袱全甩給民眾。那麼有限的政府投入又用到哪裡去了呢？百分之八十五用到了八百多萬幹部的身上，就是那些老幹部醫療保險，這都是共產黨自己有數據計算的，我就不談了。
最後，我做一個簡短的結論。根據我上述所談的，我覺得我們中共政府已經完全墮落成了一個「自利型」的集團。這個集團的自利性有：分配的自利性，還有立法的自利性。所謂立法常常是一個部門自己立法，立出有利於自己的法，自己執 法。那麼中共政府在市場經濟中間既是制定者、監督者、裁判者，同時自己還要下場參賽。很多官員的家屬、親人都經商，政府還辦公司。所以像這樣的政府「一身而三任」的所謂「市場經濟」，我們能叫做跟美國相比的那種市場經濟嗎？（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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