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1日訊】1948年8月，哲學家賀麟發表《自由主義與學術》一文，提出「自由主義往哪裡去」的問題。他說：「對於自由主義，我個人近來因濡染較深，似乎比較有了好感。我彷彿覺得自由主義足以代表一般書生學者對於政治的共同信念。如注重理性和自由批評，注重個性發展，民主政治，注重緩進改革或不流血的革命等，就是學者們對政治的共同態度。有了一二十年教書經歷的人，即使他原來是再激烈沒有的極端分子，也會變成自由主義者而不自覺。」
其實，賀麟（1902—1992）早年對自由主義並無好感，在他「曾親承教言」的梁啟超身上，他看到了自由主義者的悲哀，為什麼？因為主張緩進改革，所以最容易和舊勢力妥協。他進一步指出自由主義的三個缺點，一、自由主義注重批評和懷疑，主張打破偶像崇拜，讓個人的個性自由發展，反對鐵的紀律和嚴格訓練，使單純、熱情的青年很難接受。二、自由主義重理性、反權威，不適合知識程度很低的民眾，「不能成為強有力的有組織的民眾運動」，因為「自由主義無宗教或禮教感人於無形的權威，無法律制裁人，無武力統治人的權威」。三、自由主義是離心的，多元的，容忍歧見的，比較合用於和平時期。「而當國家在危急存亡之秋，則需要向心的一元的中心思想以定趨向，一人心而收團結人民，統一國家的效果。」他對蔣介石、國民黨和三民主義的支持都與抗戰這個大背景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他認為三民主義注重自由民主和平，最富有自由主義色彩，與法西斯主義、與其他極權主義不同，自由主義並不是什麼「不談主義的主義」，他因此提出「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前途建築在國民黨內外的自由主義者之開誠合作上面」，呼籲自由主義者「勿自外於三民主義勿自外於國民黨」。
賀麟的專業本來是純粹哲學，早年在清華學校曾師從梁啟超，1926年到美國留學，在哈佛大學獲得哲學碩士學位後，再去德國柏林大學深造，在懷特海、哈特曼等著名哲學家的指導下進行研究。從1931年回國起，長期在北京大學、西南聯合大學執教，從事哲學教育和研究，在組織和領導西方哲學名著的翻譯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成為名重要一時的哲學家。蔣介石對他優禮有加，多次召見，曾邀請他到中央政治學校講課，蔣的侍從室在抗日戰爭期間直接支持賀麟主持的「西洋哲學名著編譯委員會」，對此，他充滿感激之情：「自從民國三十年中國哲學會西洋名著編譯委員會成立後，我們對於西洋哲學，才有嚴格認真，有系統的有計劃的經過專家校閱夠得上學術水準的譯述和介紹。」
當然，賀麟對蔣介石的知遇之感，並沒有使他因此放棄對學術獨立、學術自由、學術尊嚴的追求。1946年，他寫下《學術與政治》一文（收入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文化與人生》），一再闡明「學術有學術的獨立自由」觀點。他開宗明義指出「最易而且最常侵犯學術獨立自主的最大力量，當推政治。政治力量一侵犯了學術的獨立自主，則政治便陷於專制，反民主。所以保持學術的獨立自由，不單是保持學術的淨潔，同時在政治上也就保持了民主。政府之尊重學術，亦不啻尊重民主。」「學術在本質上必然是獨立的、自由的，不能獨立自由的學術，根本上不能算是學術。」在他看來，爭取學術的獨立和尊嚴，就是爭取人格的自由獨立與尊嚴，學術不是政治的工具、文明的粉飾，也不能為經濟所左右。「因為真正的學術是人類理智和自由精神最高的表現。它是主動的，不是被動的，它是獨立的，不是依賴的。它的自由獨立，是許多有精神修養，忠貞不二的學術界的先進，竭力奮鬥爭取得來的基業。學術失掉了獨立自由就等於學術喪失了它的本質和它偉大的神聖使命。」
他甚至說，為了保持學術的獨立自由和尊嚴，「在必要時，犧牲生命，亦所不惜。」這番話擲地有聲，幾乎稱得上是一篇學術自由的宣言，在相當程度上也代表了那個時代許多知識分子的共同見解。@(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