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5日訊】高風險投資要先買保險
了解船舶保險的人知道，近年在公海上武裝搶劫的海盜行為有升高的趨勢，尤其在印尼海域與南中國海發生的海盜事件，顯現這個區域的治安敗壞問題嚴重，使人憂慮。可是東南亞海域是東北亞與印度、中東及非洲與歐洲船運的樞紐，為了貨物運送，船舶必須繼續通行，不得已，只有事先買下高額保險，使風險分散。若認為自己沒有那麼倒楣，想試試運氣省下保費，只要遇上一回，可能就是公司倒閉、傾家蕩產的結局。因此海運業者絕不會不投保，除非航線的風險太高，海事保險業拒保。那麼海運業者就應該割捨高風險的航線，因為有些錢是不能賺的。
台灣新光吳家以產險業發家，對風險的評估與避險的安排，應該比一般人有更專精的認識。但讓人跌破眼鏡的是，新光吳家這一回竟然做了錯誤的風險評估，在北京遇到強盜。
台商冒高風險投資大陸 可惜沒有保險可買
風光投資「北京新光天地」，新光少東與卅幾名台籍幹部在去年8月26日無預警的被解職與失去人身自由。對於吳昕達為何被監聽、監控與限制出境，大陸方面第一時間傳來的理由是吳昕達與台籍幹部涉及「收受工程回扣」以及洩露「國家重大商業機密」等犯行，因此吳昕達才會於8月26日準備返台時，在北京機場被公安帶走。若不是新光在台灣的名氣可能帶來指標性的政治效應，中共國台辦也不會快速介入，解除出境限制，讓吳昕達在9月1日下午返回台灣。
中共慣用「名譽上鬥臭、經濟上搞垮、肉體上毀滅」鬥爭三部曲，對於吳昕達與台籍幹部的指控，只是坑殺新光在「北京新光天地」投資的第一階段動作。一家百貨公司幹部能夠洩露什麼「國家重大商業機密」？正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中共司法「公檢法」三點一線，向來只講政治勢力不講法治，新光的「合夥人」──中國華聯集團是中國國有企業，換言之，這一趟新光吳家根本是與中共政權的某股勢力正面交鋒。原本在「北京新光天地」，新光與華聯各佔了四席董事，如今華聯以二百名「保全」進佔公司，強制取得經營權，卅名台籍幹部全被撤換。表面上新光仍是「北京新光天地」的股東，帳面上仍有股權與投資存在，但任何一個經營過公司的人都清楚，在一家閉鎖形的公司，經營權就是一切。失去了經營權，就對配股、分紅、處分資產、人事任命都失去了控制權，也無法防止掌控經營權者的不法掏空。當然，接下來製造假資料栽贓前任經營團隊，也是輕而易舉之事。
是什麼因素讓華聯低頭道歉？
新光事件後，不僅台灣朝野嘩然，國際媒體也廣泛的報導此事。民眾突然知曉十年來台商在中國投資被坑害的案例有上萬件，被無端關押的台商目前還有二千人。媒體關注被害台商一個個血淚交織的案例，新光事件裡損失最慘重的不是新光三越，而是中共。於是，在十一天的「高層施壓」後，不僅國台辦介入此事協商，吳儀更聲明此案要以「超出商業常規辦理」，然後在新光三越老董事長吳東興的親征之下，華聯吉小安低頭道歉，雙方簽下一張A4的協議書，華聯同意讓卅名台籍幹部逐步復職。
新光三越暫時得到這樣的優遇，得力於媒體的大量曝光，絕非華聯或中共突然良心發現。如果今後媒體不再關注新光案，以為新光事件已經「圓滿解決」，那麼新光的投資還是可能「黃了」。因此新光三越與媒體的關係變得非常重要，站在新光三越自身的利益，必不能閉門謝絕媒體。
新光一案給人們真正的教訓是什麼？
在盜賊橫行的十五世紀，加勒比海是美洲的海盜天堂，因為那裡沒有法治，所以被稱作「冒險者的天堂」。在廿一世紀投資者的眼裡，今日的中國也像是個冒險者的天堂，但冒險取財是流氓匪徒從事的勾當，僅管再有利可圖，一個富家少東，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天地遼闊，實在沒有必要為了圖利而委身於盜匪之中。
「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這句話出自於蘇軾的《留侯論》。秦滅韓後，張良挾亡國之恨，變賣家財尋求刺客，製作重達一百二十斤的鐵椎，在博浪沙與力士企圖狙擊秦始皇未遂，之後幸而不死逃往下邳藏匿。張良有奇才，被譽為中國史上的「謀聖」，劉邦稱其能「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是不世出的謀士。西漢建立後，張良因功被封為留侯，任大司徒。
蘇軾認為張良出身戰國七雄韓國貴族世家（其祖父與父相繼為五任韓王之相，有「五世相韓」之稱），以蓋世奇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輔佐賢君），竟然以千金之軀涉險，而走荊軻、聶政的刺客之計，實在是判斷錯誤、欠缺忍功，不愛惜自己。因此圯上老人才會故意「倨傲鮮腆而深折之」，見張良能屈身為其拾鞋，知其今能有所忍，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才授以神物──致勝兵書。
蘇軾認為「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此與論語泰伯第八第十三章孔子所說「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同其旨意。士君子安身立命進退有據，不應該到危險動盪的地方去。天下若太平，就出去做事，把自己的能力貢獻天下；天下若不太平，就該自己束手，不要和殘暴的統治者合作。
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孔子更進一步申言：「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意思是說，如果天下太平，一個堂堂正正的人竟然貧困交迫，是非常可恥的，必有應該自我檢討的過失；但如果天下不安，一個人竟然能享有異於他人的富貴，也是非常可恥的，因為此人必有失德不當之處。
百貨業對消費者的消費能力有精確的統計資料與第一線的敏感性，因此新光三越應比任何人都清楚中國貧富懸殊的狀況，社會財富集中在何處以及哪些特定「族群」的手中。在這些條件下，新光三越選擇了在北京與「官商」的北京華聯集團成為投資夥伴，開立專賣名牌精品的頂級百貨公司。這項投資決定本身就說明了許多事。北京華聯集團的「官商」身分必為這個投資案帶來相對的「便利條件」，比如指定圈地（百貨業的成功要素前三項：地點、地點與地點）與快速拆遷（這些成本已由北京的百姓承受支付），否則新光三越也不會選擇華聯。
在評估投資風險時，新光三越的主事者必然知道（否則就有失職守）許多台商在中國被坑害的案例，只是評估之後自信這些慘事不會發生在自己身上罷，不然也不會決定投資。吳家在台灣富過三代，卻到北京與虎謀皮，結果少東吳昕達倉皇逃回台北，不得不請出老父出馬談判。媒體救了吳昕達一把，但也將他所受的恥辱昭告世界。
「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哉？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在中國各地監所裡，無端被關押的台商還有二千多人。這些人沒有新光三越的知名度，也得不到媒體的報導與關注，所以沒有吳昕達的幸運。一個不講法治的社會，固然是冒險者的天堂──拆遷民房圈地建廠，只要有關係，什麼都沒關係。「社會主義的效率」讓來自講究法律社會的投資者驚豔。但農民失地、民眾失屋，正是蘇軾所說的在暴秦統治下「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但他們只是第一線的被害者；身懷千金的台商，不知避秦，反而攜重金自投虎口，成為最後被宰殺的肥羊。千金之子，招此恥辱，何苦來哉？◇(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