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1日訊】今年二月號的《開放》雜誌，刊載了上海財經大學教授裴毅然先生的大作，題為《請不要如此輕貶我們》，文中，本人、連同曹長青先生，受到裴先生批評，然而，這種「批評」是如此溫和，真誠和善意溢於言表；最重要的是，裴先生提醒我們這些流亡人士：在國內，不僅僅只有經濟發展，民主訴求也漸漸響起，朵朵民主浪花，正一點點推開民主門縫。國內知識份子功不可沒，角色不可輕視。
本人聞之而喜。對裴先生、以及裴先生所代表的國內開明知識份子，油然起敬。你們懷抱理想，頭腦清醒，為中國民主化，「默默耕耘，為民主鋪路，為自由夯基。」本人深信，有裴先生和大批國內知識份子的堅持，中國之民主化，未必遙遙無期。
微感遺憾的是，裴先生對本人的批評，乃是建立在誤讀、誤會的基礎之上。我等原本出自國內，本人還曾身經煉獄，又怎能不理解國內社會條件不同，在「客觀制約」下發聲不易的艱難處境？我所論及的「中國知識份子的墮落」，並沒有括及當今在國內頑強發聲、堅持維權、乃至於不屈抗爭的忠貞之士。裴先生在文中提到的人物，諸如「體制外」的丁子霖、劉曉波等，「體制內」的杜導正、李銳、蔣彥永、賀衛方等，都是本人敬仰有加、部份甚至略有交情的志同道合之士。
裴先生引述本人的那句「中國精英階層的整體墮落是中共統治得以維持的重要原因」，或許本人有用詞不當之處，比如，「整體」或應是「主體」。但本人所論，是有關中國知識份子的大致現象，大半個世紀以來的總體景觀。下面這兩段文字，或許較能體現本人的表述：
「作為社會精英，眾多中國知識份子未能起到喚醒社會的作用，反而助紂為虐。上世紀上半葉，知識份子陷於迷失，普遍左傾，紛紛投奔『蘇區』、『解放區『，助長了中共的『崛起』；上世紀下半葉，知識份子慘遭中共整肅，少數人尚能保存骨氣、堅守氣節，大部份人則紛紛變節，賣身投靠；1989年之後，中共對知識份子以利相誘，在紙醉金迷的現實面前，知識份子大部沉淪，拋棄理想和原則，放棄監督與批評，甚至為中共獨裁充當辯護士，共同守護既得利益。中國精英階層的整體墮落，是中共統治得以維持的重要原因。
換言之，除了少數始終保存骨氣、堅守氣節的知識份子之外，眾多中國知識份子劃下了從迷失、變節、到同流合污的墮落軌跡。這條軌跡，也恰恰寫照了中共政權得以一再加固的路線圖。至於那些對共產黨不斷報以天真幻想的知識份子，無意間，也幫了中共的大忙，讓民眾在虛幻中蹉跎。」（參見本人拙著《關於中國的一百個常識》之61：《為什麼中共統治能夠維持至今？》）
可見，裴先生所述部份國內志士「不僅沒有墮落，還表現了非凡的勇氣。不知名的正直的抗拒墮落的知識份子，我相信更多。」與本人所論，並無矛盾。論及此，誤解與誤會，應屬不言而喻。
本人完全贊成裴先生所說「能爭取執政者的合作，改革的成本最小，引起的社會震盪度最低，可以防止以暴易暴。」惟須善加提醒的是，在當權者與民間反對派強弱不成比例之時，談到「妥協」或「合作」，須區分主動方和被動方：在當前條件下，論妥協，只有當權者才能夠充當主動方，而反對派免不了成為被動方。
因為，當此之際，只有當權者讓步，位移立場，提出妥協，昭雪歷史，啟動民主進程，和解或可達成；而作為弱勢的民主派（反對派），並不具有妥協的實力，尚未握有妥協的主動權。反對派一無所有，唯民主與人權的立場而已（意識形態的優勢），退無所退，基本訴求都未完成，不存在主動「妥協」的可能，否則，無異於繳槍。至於合作，更是如此，如果當權者無意，反對派的「合作」，不僅是一廂情願，而且可能誤導公眾，以為是放棄立場。使本來就缺乏監督與制衡的中國社會，進一步傾斜。
這番道理，相信身處國內的裴先生比本人更懂。畢竟，「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在國內，來自官方的民主改革誠意，究竟有幾分，本人不敢妄下論斷。國內官民互動情形，究竟如何，相信裴先生也比本人更為瞭解。不同角色的擔當，恐仍是長遠之計。喜聞神州推門聲，欣待民主破窗時。與裴教授共勉！
──2008年2月20日 於紐約
（原載香港《開放》雜誌2008年3月號）
裴文聯接：http://www.open.com.hk/0802p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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