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20日訊】邵建的新書《瞧，這人——日記、書信、年譜中的胡適（1891—1927）》，在日記、書信、年譜等第一手文獻資料的基礎上，真切還原了胡適普世性、前瞻性的以人為本、和諧寬容、自由民主的精神面貌和精神資源，從而達成了作者所追求的「理性思考，感性表達」的學術性人物傳記的高境界。
胡適的民治思想潛移默化於留學時代。1911年3月9日，剛到美國半年的胡適讀到了美國前總統林肯的葛底斯堡(Gettysburg)演說。1916年4月 18日，趙元任來信與胡適討論林肯演說中的經典名言「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胡適先譯為「此吾民所自有，所自操，所自為之政府」；覺得沒有譯出原話的神韻，又改譯為「此主於民，出於民，而又為民之政府」，結果依然是不滿意。梁啟超此前曾經認為這是不可翻譯的一句名言。孫中山在《文言本三民主義》中，把這句話翻譯為「為民而有，為民而治，為民而享」，後來才把這一林肯版的美國式「三民主義」翻譯為漢語世界所公認的最佳譯文：「民有、民治、民享。」然而，把概念明確並且極具可操作性的美國式「三民主義」翻譯為「民有、民治、民享」的孫中山，改採用的偏偏是沒有可操作性的大而化之的中國式「三民主義」即「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這一中國式「三民主義」在國民黨「打天下、救天下、坐天下、治天下」的歷史過程中，更被奉為一黨訓政的神聖教義。
1923年，亞東圖書館約請胡適、陳獨秀分別為《科學與人生觀》寫作序言，並且錄入了兩個人相互辯論的來往書信。陳獨秀在回信中寫道：「常有人說，白話文的局面是胡適之陳獨秀一班人鬧出來的。其實這是我們的不虞之譽。中國近來產業發達，人口集中，白話文完全是應這個需要而發生而存在的。適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話文，只需要章行嚴一篇文章便駁得煙消灰滅。」
針對陳獨秀的說法，胡適勸誡說：「獨秀這番議論是站在他的經濟史觀立場說的，……治歷史的人應該向這種傳記材料裡去尋求那多元的、個別的因素，而不應該走偷懶的路，妄想用一個『最後之因』來解釋一切的歷史事實。」
事實上，早在《新青年》時代，同樣的勸誡已經發生過。1918年5月29日，胡適針對錢玄同「廢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漢文，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的極端言論，以私人信件規勸說：「我的意思以為國中學者能像老兄這樣關心這個問題的，實在不多；這些學者在今日但該做一點耐性的工夫，研究出一些『補救』的改良方法；不該存一個偷懶的心，——我老實說這種主張是偷懶的主張！——要想尋一條『近路』。老兄以為這話有一分道理嗎？」
1919 年7月20日，胡適又在《每週評論》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其中批評了「高談社會主義」的李大釗等人尋找「最後之因」及其「根本解決」的「偷懶的主張」。改革開放的中國社會對於市場經濟及制度建設的重新補課和重新調整也充分證明：陳獨秀、錢玄同、李大釗等人所尋求的「最後之因」的「根本解決」，從來都沒有真正發生過。
邵建的本職是教授寫作課程的大學教員，為了達成他自己所說的「理性思考，感性表達」，他創造性地突破了學術性人物傳記所慣用的敘述方式，以「理性思考」的「案」和「感性表達」的「插」，為正文中的夾敘夾議開拓出了更加開放自由的話語空間。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正是他研習胡適所潛移默化的以人為本、寬容和諧、自由民主的精神資源的發揚光大。
整個20世紀，在漢語文化圈裡瀰漫的一直是「民治」不彰的歷史勁流。始終不肯隨波逐流的胡適，幾乎成為歷史勁流中的一座孤島。置身於歷史勁流中的胡適，雖然有過左右搖擺的短暫迷失，卻從來沒有從根本上迷失方向。這個根本點，就是他留學美國期間潛移默化的以人為本的大同情懷和寬容心態，以及由此而來的在游泳中學習游泳的憲政民主的制度化訓練。對於胡適身上這種難能可貴的精神資源，邵建給出的評估是：「21世紀的今天，我們為『和諧』而努力，就是為『寬容』而努力，我們需要的不僅是寬容的意識和能力，我們更須要寬容的制度。胡適和弘揚胡適的意義，正在於此。」
應該說，珍重胡適和他所代表的那個時代的精神資源，同時就是珍重中華民族的歷史傳統和以人為本、寬容和諧、自由民主的美好未來！
（邵建著《瞧，這人——日記、書信、年譜中的胡適（1891—1927）》，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1月。）
——原載《經濟觀察報》(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