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8日訊】最純粹的人，囚禁在中國。我說的是胡佳，以及胡佳們。
當那個實際上常常讓人分不清究竟是誰的「國家」將其拘捕時，我的整個心都碎了。許多天過去了，我依然不能明確地知道「國家」的具體姓名或者某個被冠以稱呼的組織，但無論如何，這都是被人所憎恨的。從當前的局勢或者人道主義來看，實施拘捕者及其幕後的所有人與勢力，都是這個國家最該死的組成部分。他們是吃羊的狗，他們是鷹犬，他們理應受到詛咒、抵制和反抗，不僅僅是因為胡佳的確足夠、足夠、足夠優秀，更因為這種喪失太多太多道義乃至最基本的法治精神的舉動，是對全中國人民的恐嚇，是對於包括你和我這樣的普通公民的致命威脅。
胡佳非但無罪，反而是青年一代的楷模。他的整個人生歷程如果非得注定要遭受這樣的劫難，那麼就連這劫難也是他的輝煌。他之純粹超越了政治，超越了意識形態，所做的一切是連職業政治家也需要虛心求教的。在他的身上，滿載著志願者或者類似ｎｇｏ的單純，滿載著維權者的堅韌與信仰者的悲天憫人。他的父輩、朋友，有著超出我們想像的磨難堆積，而他本人的正直、勇敢、頑強、迅速，以及不顧一切而又低調做事的風格，一直深深打動著我。老實說，當許多失落包圍著我的時候，我的頭腦裡曾經閃耀過他的名字，彷彿一盞明燈，在隱隱照亮著我。在他的朋友之中，也有著我的朋友，有一部分對於公眾而言等於無名無姓——他們都是默默做事的人。
對比起胡佳來，就拿艾滋病這塊的維權來說，許多志願者都是力有餘而力遠遠不足。他們沒有接受過專業的調查、記錄訓練，沒有足夠準確、全面的表達技術。他們雖然擁有火熱、憤怒和努力壓制自己的火熱、憤怒的心，但是過於單純、過於浮淺，最終也只能將事情做到兩敗俱傷的程度。胡佳不一樣，他曾是真正的記者，有著準確而專業的表達方式，長相與氣質雖然都接近「大男孩」，但內裡卻有著超越他的表面之深刻。他可以是《南方週末》或者《新京報》式的深度記者，可以是反應最為迅速、背景挖掘更深的公民記者，可以是中國第一流報告文學的素材提供者，可以是每一個最可能被掐掉的新聞線索的記錄者。
他將自己置於一個極其危險的環境，已經不是一天兩天。事實上，人們通常所說的「敏感人物」幾乎都在胡佳的視線範圍之內。在北京這樣一個造就太多假象的城市，總有太多勇敢且具備非凡力量的人物，他們可以站在官方的另一面來說，而且不論他們的整個智識系統是來自西方還是東方。那是個臥虎藏龍的城市，如果要知道這當中足夠多、足夠深的真相，就必須參照胡佳及胡佳們的所見、所聞、所言、所行、所感。每一個城市，都散播著自由的火種，跳動著勇敢的心靈，正因為如此，沒有信仰的人們才不至於那麼快地紙迷金醉、懦弱避世。胡佳正是這樣的人當中的一員，他得到的評價高到怎樣的程度都不為過，相較於已獲得太多榮譽的知名人士而言，他顯得更為純潔，更受人所信。
在我目力所及之處，整個中國與之最為相似之人，是四川的黃琦。但胡佳的此次受難，比黃琦更慘——胡佳剛剛當上父親，便立即遭殃。如果是我，如果恰恰是我的孩子剛出生便受難，我非得拼了不可。簡直豈有此理！諾大之中國，居然蠻橫至此。男人們都應當憤怒，女人們都在落淚，而他的孩子又有什麼過錯呢？此次拘捕，難道又是三年、五年？直至那麼多年過去以後，那麼小的孩子看見面前突然出現的「陌生人」，非得躲到母親身後拉衣角，問「媽媽，他是誰」？我已是已婚男人了，我也很想當父親，但是這樣的父親，在面對那樣的孩子的眼神時，我會傷感，我會憤怒，我會將自己關在一間沒有人的屋子裡痛哭。
從內蒙古的環保，到河南的艾滋病維權，直到範圍更廣的民主奮鬥、信仰抗爭，胡佳的所作所為，按照章天亮的說法，已經走向「維權的寬度與高度」。許多年以來，在這個領域裡掙扎，我也明白一點：事易，而大事不易。即使數千萬乃至上億的拖欠工資或者腐敗大案，在我眼中都是極普通的事情，因為普遍的社會背景在這裡，拖欠工資就必須拿出來，貪污腐敗就必須抓起來。這是沒有什麼高難度的事情，因此我一次次地成功解決，一次次地雖然驚動著公眾但仍然彷彿沒有風險那樣地活著、做著，並繼續做了下去。然而，對於太多在中國這種「特色」環境下說不清道不明的事情，諸如國家恐怖主義、專制、信仰壓迫這樣的並沒有獲得或者沒有機會獲得民眾普遍認可的「高級領域」，所維之權就難得不是一般難。
比如說，我們甚至不知道「國家」是誰。當我們喊「國家，住手」時，這個「國家」其實並不明確。安全部？公安部？黨？抑或某位政要及其派系？這一切都是迷。在這個國家，960萬平方公里就像是被黑色玻璃扣住似的，外面的人總是仰起頭想知道里面究竟是什麼樣子，但是裡面照樣黑暗著，根本不知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不必說民主政治，就是透明政治在目前這個制度下也是可望而不可求。這就好比你在深更半夜伸手不見五指的氛圍裡，被一大群看不清模樣的人狠狠地揍上幾拳、踢上幾腳、刺上幾刀、放上幾槍那樣，即使你死了，鮮血橫流，屍體變臭，你都不知道究竟是誰出的手。究竟誰在明、誰在暗呢？他們沒有安全感，你也沒有安全感，整個中國都沒有安全感。然而，自古以來，躲在暗處傷人的總是懦夫，即使這裡指的是「國家」，這「國家」也不例外。
當「國家」成為某種統治工具，成為強勢群體對付手無寸鐵的弱勢群體的殺手鐧時，誰都必須站在「國家」的一邊，否則就意味著「專政」你、教訓你、打壓你。這極像是一種劫持，胡佳的受難就已經把這種恐怖的統治邏輯暴露得非常清楚。我們回頭去想，胡佳究竟都做了什麼？「國家」幹嘛非得跟他過不去？他保護野生動物，揭露艾滋病真相，為弱勢群體說話，為維權群體及英雄喝彩，從中，他得罪了掩蓋真相的人，也從中遭到官方的盯哨、監視。他的諸多作為，得罪了要實現政績的政客，對於奧運前必須「和諧」的北京而言，他是必須要閉嘴的。
諸位有沒有看過《黑金》這部電影？梁家輝飾演的黑社會人物，一方面要進軍台灣政壇，一方面要大攬政府工程。他把他的所有競爭對手都關在一個危機四伏的屋子裡，整個會議由他一個人說了算。他說：「我們的政府很有錢啊！」既而談及工程問題，工程他要，你們這些競爭對手分點利潤就算了。第一次，他問：「誰贊成？誰反對？」一個人說：「我反對！」於是，他微微調整了分配比例，再問：「誰贊成？誰反對？」那個人還是說：「我反對！」梁家輝一腳將其踢翻，直到此人被埋伏的殺手折磨死為止。不受制約的權力，是利益戰爭的最大支撐者。無權者的抗爭，按照一般人弱肉強食的邏輯，就像那個兩次喊「我反對」的人那樣，只能犧牲性命。
中國的歷史就是這麼過來的，打打殺殺，熱血沸騰，坐穿牢底，殺一儆百，可到最後，誰勝利了呢？有人說，誰都沒有勝利。錯！勝利的是人民！不管你手中掌握多少權力、武力、財力、人力，不管你手中掌握多少智識、勇氣、良知、道義，不管這當中經歷幾千次還是幾萬次的抗爭、較量，或者是談判，或者是關押，或者是革命，但最後總是人民從中漁翁得利。我就不信所有人都瘋了、怕了，我就不信天下所有的勇士都滅亡了，只要一息尚存，正義就有希望實現，就算第二次法西斯突襲而來，就算數萬個希特勒重生，這裡的人民到最後的最後，都會贏！
很多人不這樣想，因為他們豁不出去，根本不敢拚一拼、博一博。但是，時代真的變了，豁不出去的有一天還是要豁出去的。我常聽人說：「現在的人啊，比哪個時候都要精明，比哪個時候都要奸滑。」普遍犬儒、普遍低頭的狀況，是道德在窒息而浮躁的社會制度下淪落形成的，但是無論它如何淪落，到最後還是要升起來的，因勢而變而已。
我沒有見過胡佳，他與郭飛雄不同，不是那種英雄式的人物。準確地說，他就是一個夠誠實、夠堅韌的公民。在他的身上，我看不到彪悍之氣，看不到武者般的狂飆、衝天的氣概，他是一個佛教徒，可以看破紅塵卻又在紛紛俗世之中當「苦行僧」的修行者。在他的同齡人之中，胡佳絕對是個異數，而且是異數當中的異數。我有時在想，如果胡佳當年一直在北京電視台做下去，那麼今天的他會是怎樣的一番狀況？他還會為高智晟吶喊嗎？還會有《自由城的囚徒》這樣的攝製機會嗎？那個一身是罪的「國家」會不會重用他，讓他一天到晚歌功頌德、粉飾太平？
當我問到這些問題時，「良心啊」，閃現在我的眼前。大牌記者我見過，他們帶著過分敏感慎微的目光，沒有胡佳那樣的堅毅，沒有胡佳那樣的純潔。酷愛搖滾樂的我，有時甚至也這樣不恰當地想，胡佳很像唐朝樂隊已逝的張炬，雖然張炬走了，但是他卻贏得了千千萬萬的中國人的尊敬和紀念。我相信，在北京，乃至在整個中國，胡佳都是一個人緣極好、寬宏大度、謙卑受敬的朋友。我因胡佳而憎恨北京，我因不識胡佳而遺憾至此。
願佛主保佑一顆勇敢的心。此刻，這顆心正生長在囚禁於中國的胡佳身上，它灼熱跳動，生生不息！阿彌陀佛。
簡介：楊銀波，獨立作家，原籍中國重慶，系國際筆會獨立中文筆會第一屆會員。
──轉自《自由聖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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