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20日訊】來台灣定居後﹐雖然住在台北市﹐但是還有一些機會往南部跑﹐去得最多地方是高雄（市縣）。其中一個重要工作是去中學裡演講﹐講我的特殊經歷﹐以及從經歷與研究中對共產黨的認識。前年﹑去年去雄中﹑雄女﹐最近到高雄縣兩天﹐在鳳山﹑林園﹑文山﹑仁武﹑路竹的五間學校演講。如果加上三月應楊秋興縣長的邀請在縣政府演講後﹐朋友帶我去錫安山旅遊參觀﹐這次回來查地圖﹐我在高雄﹐可說從南穿到北了。在這裡要感謝有關部門的安排。
第一次到高雄﹐是一九九六年從香港來台灣參觀選舉。那次是我多次來台灣參訪中最有意義的。不但那是台灣第一次一人一票選舉總統﹐而且因為中國在“福建前線”舉行軍事演習﹐封鎖台灣海峽的若干空域﹐並且向台灣發射飛彈﹐使訪問帶有若干悲壯色彩。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在訪問團解散後﹐臨時決定多留兩天﹐到高雄去。因為那次中國的飛彈有一枚就是射向高雄西子灣的海面。我特地過去“憑吊”﹐表達對共產黨的憤慨與抗議。第二天我又去了鵝鑾鼻。因為我去過基隆﹐再到鵝鑾鼻﹐可說是跑遍台灣南北﹐表達我對台灣的一片心意。
我很羨慕台灣的年輕人﹐生活在自由的世界﹐不像當年我和他們同樣的年紀﹐卻是不同的命運﹐雖然在印尼﹐就已經在共產黨的控制下﹐被中共洗腦而吸收單一的資訊。這條彎路一走就是將近三十年﹐人的一生有幾個三十年﹖因此我也很擔心台灣的年輕人﹐因為太單純而不知社會的險惡﹐尤其與共產黨打交道﹐甚至與共產黨教育出來的“憤青”打交道﹐因為缺少警覺心而容易上當受騙。所以總想多講一些﹐希望增加他們一些“抵抗力”。
講到共產黨﹐許多人會說﹐共產黨現在已經變了。在中國準備收回香港時﹐有香港人那樣說﹐包括民主派人士﹐到六四屠殺他們才清醒。台灣自然也有許多人那樣說﹐不知道西藏屠殺會不會使他們清醒﹖最擔心是他們相信共產黨的宣傳﹐所以我最要講的是他們的騙術與我受騙的經歷。
南部的中學生很可愛﹑很單純﹑也很熱情。本來我以為﹐這次正好有西藏問題出現﹐對他們是最好的“教材”﹐還有博鰲論壇中“一個中國”的騙術﹐但是我發現他們似乎沒有怎麼看這些新聞﹐所以沒有太大的反應。而在談到我與高雄“結緣”﹐是因為一九九六年那顆飛彈時﹐有一個同學在散會後問我難道中國真的向台灣發射過飛彈﹖的確﹐那時他們大概才四﹑五歲﹐不會有甚麼印象﹐但是社會上親中言論滿溢﹐而我們的老師與家長也不提的話﹐久而久之﹐共產黨就會成為“正面”的形象﹐我們的心防就會失守。去年演講中﹐有一位同學問我﹕“甚麼是共產黨﹖”我自己也嚇了一跳﹐不知該怎麼回答﹐不過也的確反映了目前需要向學生填補這方面的空白。這次有學生要我講講共產黨的黑幕﹐我很高興﹐因為他至少知道共產黨是“黑”的﹐而且想知道的更多。
跑了這些學校﹐見到學校的校長與老師﹐他們都在默默耕耘。我感慨的說﹐我也當過老師﹐只是文革一陣狂風﹐老師成了革命對象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從此與“老師”絕緣。所以做老師那種“桃李滿天下”的滿足感﹐我沒有享受到。的確﹐我到了香港﹐與以前的學生完全斷了音訊﹔更難言的是﹐我過去教的是中共黨史﹐教出來的是怎樣的“桃李”﹖不過我到紐約後﹐有一位學生找過我﹐也是我離開學校後唯一見到的學生。他本來是馬來西亞的僑生﹐與我一樣﹐離開中國到香港﹐再到美國﹐還來和我相認。有一年中秋﹐他還送來一盒月餅﹔感謝他沒有計較我當年的“為匪張目”。如果說當年我教的中共黨史是“誤人子弟”的話﹐我的餘生當然必須做出補償。@
──原載《臺灣時報2008-4-19》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