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14日訊】今年4月10日至13日，「中國自由文化運動」在台北主辦了2008年會，並舉辦了「第一屆中國自由文化獎頒獎典禮暨中國苦難文學暨戒嚴與後戒嚴時代的台灣文學國際研討會」，簡而稱之，就是「苦難文學研討會」。
人類心靈的苦難是文學和藝術的永恆主題，文學的終極關懷即在於體察民情。二十多年前，中國大陸和台灣出現了一大批優秀作家，這和兩地中華民族共同的苦難難解難分。
然而今天的文學仍在苦難當中，這不僅僅因為中國大陸仍沒有出版和創作自由，也因為當今的文學大多已不再關注人類內心的痛苦，並有了更多的俗媚和算計，於是文學本身同樣遭遇了困難。
而在中國大陸，堅持描述這種心靈苦難的作家們，更是經歷再次的苦難。然而，「鐵鏈鎖不住浩蕩的風」，在不自由的大環境，書寫苦難，益顯自由心靈的可貴。
鐵鍊鎖不住浩蕩的風
「中國自由文化獎」緣起
文 ◎ 袁紅冰（旅澳作家、中國自由文化運動發起人）
首屆中國自由文化獎頒獎典禮在台北召開，而獲獎者卻被剝奪了領獎的自由——法學獎得主高智晟失蹤於鐵幕的陰影之下；人權獎得主胡佳被關入黑牢。然而，自由的靈魂，無法囚禁。
在當代中國，自由是艱難的，心靈是艱難的，詩也是艱難的。有一位身處中國大陸的友人，將他的一生獻給詩的自由創作。他是一位寫詩的人，因此，他為詩承受了終生的艱難。
可是，進入暮年後，他卻對我表達了一個熾烈的願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聽到這個近似遺囑的願望，我只能默然無語，悲憫之意也如冬晨之雪霧漫天湧起。
一位終身寫詩的人，他生命的最後激情竟然不是對詩意之美的忠誠，而是對世俗榮耀的嚮往。他不僅貶低了詩，也使他原本艱難而高貴的一生蒙受恥辱。直視這樣的生命悲劇，我除了默然，又能如何？
諾貝爾文學獎確實是西方語言文化範疇內的一種崇高榮耀。榮耀就在於她試圖獎勵自由創作的心靈。不過，迄今為止諾貝爾獎畢竟只屬於西方語言文化，而與東方語言文化無關。原因很簡單：諾貝爾評獎委員會的構成是西方文化的，它對中國語言文化沒有充分理解，也沒有表現出對中國文化命運的深刻關注。在此情況下，一個中國詩人將諾貝爾文學獎視為終極追求，就既侮辱了他自己，也侮辱了中國自由文化的尊嚴。
詩意之美，只以超凡脫俗的心靈為依歸。渴望被獎勵的人，沒有能力，也不配成為詩人——詩人至少應當只把愛戀許給世俗之上的美。因此，一個終生寫詩的人，一個為詩而承受終生艱難的人，竟然渴望世俗的虛榮獎勵，又怎麼能讓我不感到悲憫。
思想犯遺言，敲擊自由心靈
中國古文學曾以其絕世之美輝煌千古。但是，環顧當今之世界，各種文化獎令人眼花撩亂，卻沒有一個屬於中國自由文學。這正從一個角度表述出中國文化精神瀕臨滅絕的悲劇。當然，中共暴政及其御用文化機構設立了種類繁多的獎項，但那是為獎勵文化奴隸而設，與自由人無關。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在中國大陸有一位女思想犯被暴政處決。為了不讓思想犯在生命的最後時刻說出自己的思想，臨刑前獄吏用竹籤穿透她的舌頭和下顎。正是這位思想犯給人間留下一句悲情千古的遺言：哪怕我對著鐵鑄的牆咳一聲，也可能得到回音，可是我對著活人千萬遍的呼喚，卻猶如面對死人。
這位女思想犯遺言間迴蕩的悲愁與絕望，同時也屬於所有中國自由的心靈。為中國文化復興而揹負如山的痛苦，行進在苦難命運間的精神聖徒們，值得歷史的崇敬。
以自由之名，重建中華尊嚴
國際學者基金會設立「中國自由文化獎」的初衷，不是用於獎勵渴望被獎勵的人，而是願通過中國自由文化獎，向為復興中國文化的事業歷盡艱辛並創作出精神價值的知識份子，表達無尚的敬意。
二零零七年第一屆中國自由文化獎許多獲獎者被剝奪了參加頒獎儀式的可能——法學獎獲得者高智晟失蹤於中共暴政鐵幕的陰影之下；人權獎獲得者胡佳被關入黑牢；詩歌獎獲得者江嬰、政論獎獲得者周勍由於當局的重重阻撓，而無法成行，更多的人因祕密警察的恐嚇威脅而難以赴會。
這一切都告訴世界，中共暴政——共產主義運動最後的巴士底獄，依然竭盡所能，企圖囚禁自由的靈魂。然而，鐵鏈鎖不住浩蕩的風。自由思想者用血淚書寫的獻給自由的詩篇，必將被歷史銘刻在中國文化復興的記功碑上，並流傳千古。
「中國自由文化獎」追求的全部價值在於：以自由的名義，重建中國文化的自信與尊嚴。◇
中國自由文化獎
「中國自由文化獎」共設有十個獎項。各獎項均為年度獎，每個獎項的獎金均為五千美元；每五年頒發一次大獎，大獎年度的每個獎項的獎金均為五萬美元。目前，在海外華人獨立設立的華文文化獎項中，「中國自由文化獎」是全球獎金額度最高的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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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熄的藝術火燄
中國苦難文學
文 ◎ 陳柏年 攝影 ◎ 林仕傑
整個人類有史以來的苦難都凝聚在一起，也比不過這半個世紀中國人所承受的心靈苦難更苦、更深、更重。在一個苦難的時代，必然召喚以心靈為主題的文學。
投身文學與藝術事業的人們，往往有著最敏銳纖細的知覺、最飛揚熱烈的感情。然而在重重封鎖與暴政迫害之下，在藝術生命千瘡百孔、歷經坎坷之後，中國致力創作者，堅強的心靈依然綻放出生命之美的火燄，不禁使人動容。
苦難與文學，淵源密切
由於中國惡劣的政權，製造了心靈巨大的苦難。袁紅冰說：「我們指的苦難，主要指的是心靈的苦難。就是在一種不自由的狀態下，人們的心靈被滅絕，良知被滅絕，人性被迫獸性化，就在這個過程中人心靈感受到的苦難。」
此次論文集的發表中，袁紅冰分別以〈理解『中國苦難文學』概念的要點〉、〈中國苦難文學論——兼論我的文學創作的價值基點〉、〈美、我的信仰〉三篇文章，闡述他認為最深刻、最高貴的文學，要經過苦難之火的焠鍊。而當今中國人文化精神與心靈一起滅絕過程中的悲苦，才是萬苦之苦。而在苦難中尋求希望的文學，必須是能化苦難昇華為理想中的美，生命才能重獲意義，文學才能趨於高貴、永恆與不朽。
提到苦難激發他文學創作的歷程，袁紅冰說不是源於他自身的苦難，而是「親眼目睹的別人的苦難。」有著蒙古人血統的袁紅冰教授談到他的創作源起：
「我十八歲的時候，就親自目睹了文化大革命中，蒙古人所遭受的政治大迫害。通過那次政治迫害，中共以殘暴的方式，基本上完成了滅絕蒙古人文化精神的過程。……當時，面對蒙古人強大的苦難，我就對著蒼天、對著大地發誓，我此生一定要讓這些在中國暴政下死去的人們的靈魂重新再復活，讓那些美麗而高貴的生命通過我的作品，成為不朽……。所以我從十八歲就開始寫作了。」
接下來，袁紅冰的創作都與中國大地所發生的苦難密切相關：
「我創作的另一本書，是關於西藏的文學《金色的聖山》，講藏人的苦難……。那是有一次，我在西藏漫遊的時候，看到一道骷髏牆，那是西藏在一九五九年的大起義中，被中共屠殺的藏人頭顱所砌起的牆。當時我就對著那面牆、對著一個一個頭顱黑洞的眼眶看過去……，我感到，幾乎每一個黑洞的眼光都飽含著一種熱望，希望我寫出他們的苦難故事，希望通過我的筆，使他們得到復活。
我創作的另一本書《回歸荒涼》，則是以中國當代高級知識份子──北京大學知識份子的墮落為背景，描述高貴的生命，在整個國家腐敗與墮落之下，最後只能回歸荒涼。
所以基本上是別人的苦難激發了我寫作的慾望。希望能透過我的筆，讓這些屬於中國的苦難、蒙古人的苦難、藏人的苦難，昇華為自由的哲理和人性的史詩，讓苦難昇華為一種精神價值。」
中國苦難，世界之最
袁紅冰進一步闡述中國的苦難與文學的意義：
「那麼為什麼當代中國要以苦難作為文學主題呢？我有一句話說：『要想瞭解一個時代，首先要瞭解一個時代的文學。』而中國正是一個苦難的時代。透過見證，半個多世紀以來，生命的悲劇、人性的苦難，在中國大地上從來就沒有停止過。」
「一場接一場的悲劇……從一開始的鎮壓反革命、反右派運動、三年大躍進，餓死四千多萬人、文化大革命、接著六四屠城、以後就對法輪功精神修煉者的迫害，到今天還在持續。而不久之前又以北京奧運會的名義，開始對藏人的大屠殺。」
袁紅冰說：「所以中國的苦難，可以說是整個人類有史以來的苦難，都凝聚在一起，都比不過中國這半個世紀，中國人所承受的心靈苦難更苦、更深、更重。所以我說當代的中國是一個苦難的時代。……在一個苦難的時代，必然召喚以心靈為主題的文學。」
戒嚴時期，台灣曾走過
台灣曾經走過漫長的戒嚴時期，文建會主委王拓回顧那個年代，寫作是一個危險的行業，有人因寫作而坐牢，如柏楊、陳映真。「在過去的戒嚴時代，不僅是寫出當局不喜歡的東西要坐牢，很多書、雜誌、歌曲被禁。但是那個時代的人都非常勇敢地站出來爭取政治的民主和言論自由。」
他說：「苦難文學是橫貫古今、跨越語言的永恆的文學主題。我們以苦難文學作為主題來做深入的研究，一定會帶給社會很多啟發。讓人、讓讀者對人性有更深入的瞭解。因為對人性的深入瞭解，會讓人變得更加寬容、更加慈悲、更加有愛心。」
逃避打壓，油印手抄傳寫詩
即使我只僅僅剩下一根骨頭，我也要哽住一個可憎時代的咽喉。──黃翔
詩人貝嶺引述黃翔的這一句詩句，點出了文人在極權下創作的苦難、勇氣，與精神。
對於台灣與海外自由的創作人士來說，「文學與藝術」是再平常不過的事了。我們只需以頭腦構思，花時間寫作，就能輕輕鬆鬆說出自己想說的話。但是在大陸威權封閉的體制下，打壓出版自由的環境裏，這一群文人簡直就是以熱血與生命，換取創作的自由。而海外出版就是唯一可行之路。
詩人黃翔就是一位遭監禁鐵窗十多年，作品在國內銷聲匿跡三十多年，後來才被承認的一個顯著的例子。即使如此，仍然有人前仆後繼的追隨謬思傳承之火。文革之後發展的「星星畫會」與「一行詩社」，就是在一九八零年代以後，兩個仍然以地下型態，致力文藝創作多年的重要社團。
遠自紐約而來的詩人與畫家嚴力，即是當時不被承認的新銳藝術創作家，星星畫會的成員之一。他在會中發表論文〈詩歌刊物《一行》所延續的地下文學精神〉時，就談到當時創作的困難：
「大概在一九八零年前後，所有的民間刊物都被停刊了。當時的地下詩人圈子裏有過一個風潮，油印自己的詩集……當時中國最好的詩人們，就這樣弄出了自己的詩集。」
基於對藝術的熱愛，很多詩人就以油印、甚至手抄的方式，傳寫這些詩。詩人貝嶺說：「油印之後拿去販賣，為的是籌措下一本詩集的印製費。」
這些不被當局承認的畫家與詩人，後來證明影響深遠。來到海外後的嚴力，就為了延續這樣的文學生命，一九八七年五月在紐約提倡並組織了「一行詩歌藝術團體」，主要蒐集大陸詩作併發表，迄今已有五百多位作者作品發表，連同港台海外藝術家共七百八十位，實屬難能可貴。
被禁聲的青春，文學的永存
在此會場外，也特地展出了一些當年文學與詩人的地下作品。詩人貝嶺在介紹時，一頁頁的翻著說：
「我在一九八三年出了第一首詩集，現在看了很感慨……。現在都覺得恍如隔世啊，你看，這是獻給一個當時贊助的一個人，這個都是版畫，都是油印……一九八三年的第一本詩集，那個時候在中國，我們感受到太大太大的苦難。文革以後的貧困和對於地下刊物、文學的執著與熱情，促使我們不斷創作。……那真的是青春時候的情詩啊。」
「那個時候，那個時刻我們才有地下刊物這些東西，現在沒有了，都放到網路上了。那個時代地下文學就是苦難文學的一部份，會被警方傳訊，嚴重的話還會說你非法出版。……我是二零零零年的時候，還以非法出版被捉進去的。」
不能見面的時代，最好的作品
早知的文學家往往是時代的先驅與良心，也因此在暴虐的時代，注定遭受苦難的命運。貝嶺在翻閱多年前的舊作時，不由嘆道：
「當時我還很年輕啊，才二十多歲，我已經寫了〈我知道我將歷經滄桑〉，似乎已經預言了自己的命運。」
在省思地下文學的意義時，貝嶺說：
「中國大陸過去的詩歌或是八十年代的詩歌，很多主題是關於『苦難』；但是後來轉向『性慾』了。台灣也是一樣，在六十、七十年代苦難的主題也越來越少了，和中國一樣，詩歌脫離苦難而趨向另一個方向……。我認為那些年代也是說明了那是我們寫出最好最有情感的詩歌的時代。現在那些時代已經一去不返，想到這裏我也很感傷。我希望有機會我們能有一個對過去時代的回顧與瞭解，讓台灣的讀者或讓台灣的詩人，也能知道在我們和他們不能夠見面的時代，我們寫了什麼，我們很可能編成一本書，那是我的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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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廣場上吟唱悲歌
文 ◎ 林秀麗
四月十日下午，結束「中國文學中的苦難主題」和「流亡文學」兩場專場討論後，參與的作家們一同步行前往自由廣場，共同朗誦詩作——〈簡單的悲歌〉，作為參加研討會心境的寫照。
為豐收準備打穀場吧！
為打穀場準備農夫吧！
為農夫準備土地吧！
為土地準備播種、耕耘和收穫吧！
為豐收多準備些喜悅吧！
為打穀場多準備些喧鬧吧！
為農夫多準備些汗珠和笑容吧！
為土地多準備些播種、耕耘和收穫吧！
但是，為豐收準備掠奪吧！
但是，為打穀場準備空曠吧！
但是，為農夫準備犧牲吧！
但是，為土地準備荒涼吧！
但是，播種的時節農夫冒煙了啊！
耕耘的時節燃燒了啊！
收穫的時節農夫變成灰燼了啊！
—–簡單的悲歌 孟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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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顆良心留遺願
王維洛捐獎金緬懷黃萬里
文 ◎ 馮長樂
三次提出的「三峽工程永遠不可建」，隨江水東流，黃萬里遺留一個夢：學岳飛廟，在白帝城鑄幾個鐵像，讓短視搶功的人長跪，向中華民族的子孫後代謝罪。
德國學者王維洛因多年在研究三峽工程問題上的獨到見地而榮獲政論獎。頒獎會上，王維洛念念不忘已故前輩黃萬里的風骨，提出將此次所得獎金五千美元捐贈「黃萬里基金會」，期盼黃萬里的遺願早日實現。
三峽工程：向中國人開戰
三峽大壩工程給中國目前帶來的一系列災難已經暴露。雖然這個工程從提出伊始就被各界學者否決，但在獨裁統治和中央集權的中國，終究經歷了幾代領導人持續在進行著。當初三次上書中共領導人的北京清華大學水利專家黃萬里，因秉持良心不敷衍趨勢權貴，直言上書遭到排擠和迫害。「今天回過頭來看看，這個三峽大壩建設的前因後果到底為何？」王維洛如是說。
「聖人出黃河清」是一個千古的夢，中國人的夢。「高峽出平湖」是一個五十年的夢。一九五三年毛澤東提出三峽工程，要在三峽把長江洪水卡住，要南水北調。一九五六年他寫下「高峽出平湖」的詩句，因此就有了這個夢。第二代領導人為這個夢開了綠燈，第三代領導人為這個夢的實現提供了可行性論證的整個過程、批准了可行性論證、同時也批准這個工程開工興建。從開工興建到一九九七年大壩截流，那是三峽工程從它的夢的開始到它夢的最高頂點。這個夢境將在第四代領導人手中實現。
那麼今天這個夢的結果如何？王維洛說：「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峽水庫開始蓄水，三峽工程的災難就出現了。什麼是人最痛苦的事情？當他夢醒時發現這個夢是錯的最痛苦。三峽是中國人一個很大的痛苦，三峽工程給中國所造成的生態危機、社會危機將是很深遠的。」
他引述一位作家所言：「三峽工程是什麼？它是一個戰爭，向中國人開戰的戰爭。」「三峽工程從它製造一百一十三萬流離失所的移民到現在的起碼移民五百多萬，這就是向五百萬人直接開戰的戰爭。三峽工程所造成的生態危機，地質災害的危害，包括現在出現的滑坡、崩塌、地震、上游水庫出現的水質污染、以及下游堤岸的崩塌、三峽庫區八百八十種稀有動植物的消失，這都是中華民族的災難。中國在三峽問題上，在中國民主建設問題上，它是向後倒退了。」
黃萬里遺願：鑄長跪謝罪鐵像
在得到這份榮譽之時，王維洛想到的是已故水利專家黃萬里。他認為此次領獎的應該是已故的黃萬里。黃萬里曾經就三峽問題給中共寫了三封信提出「三峽工程永遠不可建」。遺憾的是中共沒有給他機會表達陳述三峽工程為什麼不可以建的緣由。
他披露，黃萬里生前有一個夢，他要學杭州的岳飛廟，在三峽的白帝城鑄幾個鐵像，讓那幾個三峽工程決策所謂「有功」的人都讓他們跪在那裏，向中華民族的子孫後代謝罪。
因此他鄭重提出：「為實現黃萬里先生的遺願，我要把所得的全部獎金捐獻給黃萬里基金會。讓更多的中國人瞭解他的學術思想、他的風格。如果中國的知識份子都能像黃萬里那樣，中國就不會有三峽工程的產生。」
同時他建議：在不久的將來，在這些鑄造的鐵像面前寫上這麼幾個字：「對不起，我們沒有能夠阻止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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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我們堅守的精神
專訪趙無眠
文 ◎ 趙秀華
創作是個人化的東西，一種表達自我的自由書寫。透過研討交流，每一個創作的個人並不孤獨。觀點不一致沒關係，重要的是追求自由與表達思考的權利。
一路風塵輾轉由北京來到台北的旅美作家趙無眠，稱讚苦難文學研討會很有意義：「海外的思想、文化、文學、從事文字工作者，比較零散，通過這樣的會議，可以使大家聚集在一起交流，也是一個探索的機會。相對於國內那種專制的文化環境，這個會議是另外一種展示。對社會的影響意義非凡。」
創作者的追求：獨立自由
趙無眠寫詩、寫小說，也寫評論文章。小說是先鋒文學，具有探索性，帶有社會批判性，但出國之後就很少寫小說了，「因為沒有創作的泥土、環境了。」離開中國那個文化環境後，更關注直接的批判、審視人類的歷史、社會，便開始寫散文及政論。
他認為，「創作是個人化的東西，個人表達內心的需要、一種表達自我的慾望。透過這樣的活動，營造一個比較好的環境，以我們個人來講，我們並不是真正孤獨的。觀點不一致、甚至有些矛盾還很尖銳沒關係，重要的是我們追求自由、表達思考的權利。獨立思考、自由表達。」
他憂心的說：「現在經濟上漲，人文沒有相應提升，人文環境、人文水平、人文價值，不但沒提升，有些方面淪弱、淪喪了。這是我們做為一個文化人不願看到的。」
趙無眠說話沉穩，每個字都讓人感到很有份量。對於中共專治下中國這個大環境，他說：「我們作為文化人，個體來講是比較脆弱的，尤其相對於這麼一個強大的國家機構，國家機器，他們的方法比較齊全，相對於他們，我們是很弱小的。我們雖然弱小，我們的思想是自由的。他們也不可能把我們的思想牽制、禁錮，儘管我們很弱小。雖然弱小，我們的思想是正的，這一點它永遠不可能把我們的思想從肉體上消滅掉的。自由，這是我們堅守的精神、原則。」
文化人的憂心：剝奪獨立思想
他批判，中共對文化的摧殘非常非常厲害。一黨專政的天下，任何小民眾、任何小個體對它來說，都是微不足道的。任何獨立思想都要被消滅、壓治，這種改造、洗腦很殘暴。
「現在我們這群人還能有那麼一點自信，就在於我們沒有完全被洗腦，或者曾經被洗過腦，但慢慢的『恢復記憶』了、恢復自信了、恢復思考的能力了，但到底能恢復多少、或者是你是不是能徹底的反叛，很難說。」趙無眠有感而發地說道：「有時候思想看起來好像對立得很厲害，打來打去，還是中共模式，都是一個媽媽生的。所以我痛恨一切黨文化，包括一切集體意識、煽動民族情緒。人民的意志怎麼能有誰來代表呢？人民的意志是個體的，怎麼能由什麼人、什麼組織代表呢？」
趙無眠提到，現在網路上發表言論的發展，就像是「暴民專制、暴民文化，對個人進行討伐，很可怕。對思想者來說，這種統一化是最可怕的。群起而攻之，是很可怕的群眾暴力。」他解釋道：「這種暴民文化是共產黨文化的延伸，流氓式的、加上暴君式的。你無法辯駁、無法對抗，群起而攻之，會置人於死地，很多人受不了語言圍攻而自殺。做為一個思想家來說，要很堅強，包括忍受孤獨。」趙無眠認為在文化上，要開創一個多元、共存的時代，一個真正的言論自由、思想自由、表達自由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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愉悅呼吸自由空氣
作家、詩人印象記
文 ◎ 趙秀華
第一次來台灣，台北的溫柔讓香港小說家戴萍不捨離去；詩人蔣浩也說，從北京來到台灣，心情放鬆許多；而社會文化工作者楊雨，則珍惜此一學習機會。
結束了為期四天的中國苦難文學暨戒嚴與後戒嚴時代的台灣文學國際研討會，來自世界各地的作家、詩人、學者帶著對台北的依戀和美好祝福匆匆離去。幾天的相處，像是結緣，像是久別親人的相聚，點點滴滴還印在心頭。這些用青春和生命為中國自由文化開路的人們，怎能讓人不敬羨呢？
戴萍：台北才是我的愛
第一次來到台灣的香港小說家戴萍，台北的一切都對她都有著極大的誘惑，一草一木都讓她感到親切。幾天來她對台北人的公德心和素養大加讚許。甚至對計程車司機的服務品質和待客之道印象甚好。她無不後悔的問自己：「為什麼我十七年前沒有來台灣而是去了香港？我現在才知道台灣才是我應該生活的地方！我真的捨不得離開這裏。」
比起香港人的冷漠、行色匆匆，她認為台北倒是多了許多寧靜、平和和穩定，即便是向陌生人問路，他們都是那樣親切和藹，就像遇到自己的親人一樣的感覺。「台北太溫柔了，這裏才是我的愛。」
在一次晚宴上，戴萍談到自己。她說：「我是大陸安徽人，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畢業。曾在《明報》等香港媒體做過多年記者。因為心中很多夢想，非常嚮往成為小說家，寫自己想寫的東西，說自己想說的話。」於是幾年前，她辭去記者職務，專心從事小說創作。她認為以小說形式來寫紀實文學，比較有趣，很真實。她說能堅持到今天，也是因為遇到這些有著相同理念朋友們的鼓勵和幫助。
戴萍說：「現在文學中都是表現很現代的東西，把傳統的文化、民族的精華都丟掉了。當我來到香港中文大學，讀過很多歷史書籍，才發現中國傳統的東西真是浩大精深！整個視野都不同了。我人在香港，但面對大陸的發展，看到一些事情，就想用小說的方式寫出來。以小說的形式寫出來探討人性。」
蔣浩：自由的空氣讓精神愉悅
光頭、一身牛仔打扮、說起話來略帶四川口音的詩人蔣浩告訴我：「從北京來到台灣，心情放鬆很多。呼吸到自由民主的空氣感到精神愉悅。」他說，這個國際研討會開得非常好，在學術問題討論上大家都很嚴肅認真。充分發表自己的見解，很自由。暢所慾言。
蔣浩大學畢業後去了成都，後來在海南生活三年，在大學教美術史，然後又到新疆和西藏考察寫生。目前生活在北京。他看到，在中國大陸目前商品經濟大潮充斥各個領域，向錢看成為很多人的追求。在這種文化沙漠中生活的人，精神和心靈是乾澀的。蔣浩感慨，「在中國寫詩既不掙錢還要賠錢，很多人只好放棄。」
雖然創作的是現代詩，蔣浩認為形式的探討還是得瞭解傳統，從傳統上立足。他謙稱自己說不上有什麼成就，就是喜歡用詩來表達自己和世界的關係，表達對人生、藝術的理解，覺得詩的語言較有魅力，單純的為創作而創作。過著簡單、隱居式的生活，蔣浩甘之如飴。
楊雨：這是一個學習的機會
四川「成都草堂讀書會」成員楊雨，主要從事社會文化研究，期以在具體的社會、文化事件，做出獨立的見解、判斷。他對於能夠被邀請來台北感到十分欣慰。他說：「對我個人而言是一個學習的機會。」
兩眼炯炯有神、一身西裝的年輕人楊雨介紹說：「在成都我們有一個名叫『成都草堂讀書會』的地方，是成都市民公共話語交流平臺，融合了各種身份的人，從乞丐到教授各類人士都有。比如有楊遠宏教授，有上訪人陸大春，無論何人，只要來到這個平臺——讀書會，他們都能夠得到一個自由表達的機會。」他認為在中國這樣一個社會環境下，這個「讀書會」聚集了一些比較清醒、不隨波逐流的人。
楊雨說，草堂讀書會有幾個原則：無組織、無經費、無結論。「為什麼說無結論呢？因為有時候探討一些學術性話題的時候，我們只是探討不作結論。讀書會半個月開一次，目前有三十人左右。以前多的時候能夠達到百多人，房間都坐不下。」
楊雨曾寫過一篇文章〈我看於丹現象〉，通過這個現象，他分析出現在中共還是利用國際學術界的學術理論，來為中共專制的統治服務，也就是中國大陸在宣傳媒體的一些表現。「於丹現象」正是利用文化研究中的電視話語的製碼、解碼這一套學術理論來執行策劃和操作。他最後提到，在中國那個沒有新聞自由的環境裏，要作學術文化研究，只能看外媒，這樣才能有更廣闊的視野、更客觀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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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自由文化的精神聖徒
十位得獎人簡介
文 ◎ 陳柏年
中國自由文化．人權獎：胡佳
胡佳，北京著名維權人士。多年來，胡佳關懷弱勢群體，多次深入農村關注愛滋病防治地區，為保護愛滋病群體做了大量工作。儘管面臨嚴重的政治干擾和威脅迫害，胡佳始終把人權原則置於現實考慮之上，顯示出強烈的人文關懷。
不幸的是，胡佳不能親自接受、也無法知悉他獲得此一榮耀。因為在二零零八年四月三日，中共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胡佳有期徒刑三年半。
中國自由文化．法學獎：高智晟
高智晟本為中國十大傑出律師之一，曾為無數貧困百姓自費申冤，贏得全民好評。其後當他發現法輪功是當前被迫害最嚴重、肇古今不曾有的邪惡荼毒善良人民之極時，秉持律師正義直言的精神，向政府發表了三封公開信要求停止鎮壓法輪功。如今，高智晟律師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一年，已失去音訊。
高智晟律師從對社會的不公正、違法問題的關切，進而實踐個人信仰，維護人民權利。他的維權運動固守了最根本的人權原則的追求，在現今中國的法學領域，已產生深遠的影響。
中國自由文化．詩歌獎：江嬰
「嚐盡人生味 唯餘死不知 真誠邀一夢 大笑越雷池」「千年古國囊中物 九野蒼生策下牲」
閱讀江嬰的以古典格體寫作的詩歌，常令人有正氣浩然吞江河之慨，並要為中國時蹇命窮之運放聲慟哭。他的詩作因題材敏感而不為主流媒體所喜，但是民間與海外聲譽甚隆，詩作一出，海內外爭睹，有「杜甫」、「詩魂」之稱。
耿直鐵骨的江嬰，曾因言論被當權者打為右派，飽嚐二十二年艱辛歲月，以血淚為墨，發為詩歌。年逾八旬的老人，至今仍然勤於筆耕，延承中國詩歌風骨不輟。
中國自由文化．哲學獎：周鈺樵
自二零零三年開始，周鈺樵以及所參與的成都草堂讀書會，開始固定集會。這是一個民間獨立的溝通平台，集結了各領域的人士，提出了許多值得思索和研究的問題。例如呼籲公民維權的必要、搶救與建構真實的歷史，對抗官方虛構的資料、喚起知識份子的責任……。在這些問題的思索與探究中，周鈺樵及成都草堂讀書會，顯示了一種獨立的、超然的、突破既有意識形態禁錮的努力。
中國自由文化．新聞自由獎：黃琦
一九九八年，四川的黃琦成立「天網尋人事務所」，一九九九年設立「天網」，冒著危險解救了七名受害農村少女，幫助二百多個家庭闔家團圓。他不僅提供免費尋人服務，還協助無處申訴的蒙冤者申訴。
十年來，黃琦為突破中國的資訊封鎖、新聞封鎖，維護民權，進行了不竭的努力。儘管他為此成為最早因為互聯網問題遭受關押迫害的人之一，出獄後仍然一本初衷，在人道立場上毫不動搖。彰顯了新聞從業者始終如一的關懷和對新聞自由的信念。
中國自由文化．史學獎：謝泳
在現今中國大陸知識界中，歷史學存在「以論帶史」的治學方法，在研究上存在著嚴重的問題。此外，社會與知識的封閉，也使大眾對真實歷史有著驚人的無知。謝泳從八十年代末期開始，爬羅剔抉、真實不虛的發掘史料，重現了民國，當代知識份子的歷史。他對於當代中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思想與活動、對於民國以來大學制度的研究和論述，以及與現今社會和知識界的對比，在當今社會和知識界，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國自由文化．小說獎：馬建
一九八七年，馬建以一篇〈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蕩蕩〉，在中國大陸遭到全面的封殺，卻也聲名遠揚。旅居海外二十年來，他始終如一地堅持文學創作與探索，在這期間他創作了數十部長篇小說、中篇小說，文學評論集等。
旅英作家馬建花了十年時間，以長篇小說《肉之土》獲小說獎。他以書面發表自己寫作動機，是因為中共的「和諧社會」是用政治恐懼的磚堆砌的，是以喪失思想道德為代價的。作家恐慌的不是思想道德的墮落，而是沒有掙到很多錢。在這個被中國攪渾了的金錢時代，他認為作家必須沉思，用真誠去觸摸靈魂。
中國自由文化．經濟學獎：張清溪
獲得經濟學獎的台大經濟系教授張清溪，是台灣重要的經濟學家，他的經濟學理論著作在台灣經濟學界極具代表性。張清溪具有強烈的人文關懷，他所從事的有關中國國民黨黨國資本主義，及其黑金政治與不當黨產處理的學術研究和社會運動，對於台灣民主意識的民眾啟蒙和民主轉型有著巨大的貢獻。
張清溪在致辭時表示，他曾經因為要解決台灣黨國經濟問題，從學術界投入政治運動，黨國資本主義在經歷兩次政黨輪替後，已解決三分之二的問題。自從中共迫害法輪功後，身為法輪功修煉者的張清溪已淡出政治運動從而開始關注中國黨國經濟結構，並對中共破壞中華文化相當關注，在獲得首屆「中國自由文化」的肯定後，他許諾未來對復興中華文化會更用心，他認為只有解體共產黨，才能重返中華自由文化。
中國自由文化．政論獎：王維洛、周勍
二零零七年度政論獎得主北京的周勍和德國的王維洛，兩人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對時下世界最關注的中國社會和現實存在的問題，進行了翔實具體的分析和論述。
周勍以食品污染問題為主題，王維洛博士則以三峽水庫、環境污染、國土問題為焦點。尤其可貴的是，兩位獲獎者忠實於學術上的研究，即使面對當局政治態度的強大壓力，也毫不退縮。周勍認為，食品污染問題無法解決的關鍵在於制度，謊言和恐怖導致了社會和私人在食品問題上的走向。王維洛則認為，三峽問題的關鍵是決策者以政治統帥干涉科學，同時一針見血地指出三峽將給中華民族帶來巨大的災難。
中國自由文化．文化成就獎：貝嶺
評獎委員會認為，流亡美國的貝嶺是最近十幾年中國知識界、文化界少有的幾個在文化上確有具體成就的個人，他的成就表現在以下三方面：
一、創辦的《傾向》雜誌，被國際漢學界公認為是近五十年最好的中文文學刊物之一，促使中國的流亡文學家重新開始了對話和聯繫。二、在國際筆會的督促下，貝嶺創建成立了《獨立筆會》，使得中國另外一個依附於權力的作家協會不得不將自己排除在國際筆會外。貝嶺的這個貢獻是歷史性的。三、創辦《傾向》出版社，並在台灣出版一系列當代最有影響的作家的作品，為台灣文學界、台灣社會和世界的交流做出了貢獻。◇
──本文轉自第67期<<新紀元週刊>>封面故事(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