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5日訊】那一年，表面看起來似乎風平浪靜，水波不興，如果不是因為那一年出生的一個男嬰，這個年份可能不會被人一再提及。確實，那一年有如許多平常的年份一樣，沒有發生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在編年史上很容易被忽略過去。歷史之所以最終記住那個年份，今天看來也許是因為毛澤，其實在歷史軌道上刻下了自己印痕的 1893年生人，並非只他一個，比如歷史學家、青年黨「曾、左、李」三巨頭之一的左舜生。我更重視的是這三個1893年人，實業家盧作孚、平民教育家晏陽初，以及被譽為「最後一個大儒」的梁漱溟……這些名字一個個都是如雷灌耳，幾個同齡人的信仰或許有別，人生的道路也各不相同，相同的是他們都深懷救世之心，在他們身上，都能看到知行合一、堅毅執著的人格特質，他們對自己所追求的目標、理想的實踐精神，他們聖徒般純潔的心靈。
他們出生的1893年雖然平淡無奇，但第二年就發生了眾所周知的甲午戰爭，泱泱大國被一衣帶水的鄰邦島國輕而易舉地擊敗，又是賠款又是割地，這種恥辱，這種痛苦是半個多世紀前的鴉片戰爭都沒有過的。他們5歲趕上戊戌變法，7歲遇到八國聯軍進京，他們的幼年、少年是在憂患和動盪中度過的，到他們18歲辛亥革命來了，新的民國破土而出。1893年人彷彿天生就有一種「捨我其誰」的豪情。他們生來就注定要和一個大時代共同呼吸，他們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捲入創造歷史的行列，絲毫也不值得吃驚，只能說他們生逢其時。
盧作孚、晏陽初、梁漱溟三個人的出身、知識背景並不相同，晏陽初是留學美國歸來，在耶魯大學受過良好的教育，盧作孚只有小學學歷，被叫作「小學博士」，梁漱溟也只讀過高小，被蔡元培發現，年紀輕輕就登上北大講台。三個同齡人最初互不認識，他們的事業卻有相通之處， 20世紀20年代到30年代，他們幾乎不約而同，在西南、河北、山東分別開始了實實在在的社會建設，他們的方式都是選定一個實驗點，按自己的理想埋頭苦幹，重塑社會。晏陽初選擇了河北定縣，以平民教育為切入點；梁漱溟在山東鄒平等地，致力於鄉村建設；盧作孚把重慶北碚從一個盜匪出入的破敗鄉村建成了一個文明的模範市鎮。他們追求的方向是一致是，那就是人的現代化。他們都是志當存高遠的理想者，他們都屬於腳踏實地的實幹者，他們在自己一生中的黃金年齡忠實地奉行「小處著手，大處著眼」的準則，不以事小而勿為，不因路長而氣餒，如果不是強寇入境，風雲變幻，誰敢說他們的路一定走不通。當胡適在思想上提倡漸進，一點一點的積累時，他們已經在行動，在實踐了。他們之間相互欣賞、相互砥礪、相互扶持，也許是嗅到了各自身上的氣息。
一部曲曲彎彎的中國史，缺乏的從來不是和珅那樣在帝王制度中玩得遊刃有餘的貪婪者，不是陳勝、吳廣式的揭竿而起者，換句話，歷朝歷代，我們缺的都不是有高智商的消耗者，不是有巨大破壞力的破壞者。自古以來，破壞易，建設難，我們歷史上最難產的就是建設性的人物，在大變動時代，即我們通常說的亂世當中，更是破壞性人物呼風喚雨的大好時機，如果因緣際會，能擊敗其他形形色色的對手，這樣的破壞性人物很可能乘勝崛起，宰割天下，重造山河，其結果就是進入新一輪的治亂循環，歷史於是永遠繞圓圈，在原地打轉。在亂哄哄的局面中，三個手無寸鐵的1893年生人，居然差不多同時把目光轉向了腳踏實地的鄉村建設，試圖獨立去開創歷史的新路，這樣的建設者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儘管他們的事業早已被時代的大變動所打斷，湮沒在歷史的夾縫中，但他們對建設的熱忱，他們建設性的思路，留下的又豈止是感喟。成敗真的能論英雄嗎？我常常這樣問自己。@(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