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6日訊】馬英九在「六四」十九週年之際發表了一篇耐人尋味的感言，感言不長，卻花了一大段文字來專門論述與「六四」紀念活動格格不入的所謂「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一定成果」，讀來實在有不倫不類之感。
感言結尾說「今天我們關心『六四』真正的意義，也就在此。」但縱觀短短全文，究竟這「真正的意義」是如何一個「就在此」法、或者說「此」為何物卻讓人「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反覆通讀，只能讓人疏導出如下一個中心思想——「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三十年，已（千真萬確）有一定（或相當）的成果了。」如果將這已經取得「一定成果」的路子繼續走下去，就能夠「繼續走向自由民主均富的大道」，就能夠「為兩岸關係長遠的和平發展，創造雙贏的歷史條件。」——換句話說，今天我們關心「六四」真正的意義，就在於：正視並珍惜中共政權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所取得的成果。
為了證明這個所謂的「成果」屬實，馬英九言之鑿鑿羅列了如下理由：「從大陸官方搶救災民的迅速、大陸首長對災民的關懷、災難及抗爭新聞報導的開放、大陸人民捐輸的踴躍、到對外國救援團隊的歡迎，對台灣救援團隊的友善，與1976年唐山大地震時期的表現已大大不同，國際媒體亦迭有佳評……」
這讓我不由得聯想起我的老父親曾經對中共感恩戴德的理由來：從前只有逢年過節才能吃上幾兩肉，現在經常都可以吃到肉了；從前上大學可不容易，現在上大學的人越來越多；從前誰要敢對毛主席略有不敬就得蹲大獄，現在就算酒前飯後略微評論幾句也通常沒有人搭理……所以共產黨現在的政策多好呀，我們真得感謝黨、感謝政府呀！
我對父親說：衡量一個政權好與不好，應該拿這個政權與其它政權作比較，而不是拿自己的今天與昨天比，從而得出夜郎自大的結論。所謂不怕不識貨、只怕貨比貨是也。橫向對比世界上所有的國家，有幾個國家不比幾十年以前更能吃到肉、更容易上大學呢？就從1949年中共執政開始計算，人家國外的進步不是普遍更快、更徹底嗎？再說，文革時期吃不上肉、上不了大學、噤若寒蟬的狀態又是誰造成的？不還是中共政府嗎？這世上哪有昨天對我侵犯嚴重，而只要今天的侵犯似乎稍微輕微一點，我就要對其感恩戴德的道理！
並且，就算非要拿自己的今天與昨天相比，得出事實上是否進步的結論，那也得把客觀環境的制約與主觀願望是否積極主動等多方面因素考慮進去。科學技術的發展與世界民主潮流的進步必然會為社會帶來巨大的變化，叫做「水漲船高」。但現在的情形是，全世界的水位早已經成功上漲了不少，而腐敗獨裁的中共政權正死死地在湖壩上鑿孔放水、竭盡全力地拖著不讓船順勢上升呢！或許事實上略有上升吧，可中共政權千真萬確地正充當著那鑿孔放水的大拖後腿者！
回過頭來說四川地震。關於這次中共救災的負面報導實在太多太多了。比如隱瞞地震預測、追查地震「謠言」來源、「成功闢謠」導致無數民眾毫無防範地無辜喪命；比如救援部隊只能「陸續」而緩慢地追加、國外救援隊被一再拒絕並且不能夠根據實際災情自由安排救援地點從而導致寶貴的救援時機大肆延誤；比如當務之急不是把官商勾結非法竊據的90%以上財富吐出來有效救災、不是對黨官集團每年揮霍6000億元的用車、考察、吃喝等開支立即作出切實有力的削減，而是寄希望於那些只掌握了10%財富不到的普通老百姓的可憐捐款；比如拚命封鎖地震災情報導，只留汶川等地作為自己集中救災、大力作秀的形象窗口，從而導致了更多不為人知的災區受災民眾叫天不應、呼地不靈；比如為了掩飾體制自上而下的徹底腐敗，大力封殺對學校豆腐渣建築的真實報導，從而阻撓人們對這次慘絕人寰災難的全面反思……如此之多令人髮指的罪惡行徑，本該讓所有善良的人們痛心疾首、忍無可忍了，可偏偏就有人對這些負面報導似乎完全視而不見，有人的眼裡，居然只能看見「國際媒體亦迭有佳評」！這不是太讓人不可思議了嗎？
誠然，中共這次救災確實「與1976年唐山大地震時期的表現已大大不同」，可是，這就能夠算作中共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成果了嗎？多年以來高速的軍備擴張，全世界範圍內科技的日新月異，等等這些客觀因素注定了，無論哪個國家，今天的救災表現也會遠遠不同於三十年以前。尤其重要的是，通訊工具的高度發達，網絡資訊的日益透明，使得絕對的新聞封鎖與愚民洗腦已無可能，加上種種社會矛盾不斷加碼、中國民眾的大面積覺醒、天怒人怨此起彼伏，使得中共政權早就坐在了火山口上，它們仍然敢像1976年那樣，我行我素、慢條斯理、從容不迫地把救災當作把戲兒玩嗎？就算再借它們一百個惡膽，諒它們也絕對不敢！所以從根本上說，並非是進步了，而只是此一時彼一時的客觀環境不再允許。如果真心救災，為什麼只要逮著機會就總會幹出一些與救災背道而馳的罪惡勾當呢！
昨天月黑風高、人們閉目塞聰之時我輕而易舉殺了十個人，今天在光天化日、眾目睽睽之下不易得手，我大費手腳才殺了一個人；昨天銀行無人防範，錢就擺在櫃檯上，我大搖大擺地「取」走了一百萬，今天銀行保安巡邏，監控嚴密，我費盡心機才矇騙了一萬，能說今天的我比昨天的我更進步嗎？這不是情非得已，才不得不作出絲毫無關乎進步的、只是退而求其次的選擇嗎？
然而這些，居然就被馬英九先生莫名其妙地視作了中共的進步！更讓人無法理解的是，馬先生居然會專門選擇「六四」十九週年這個本該討伐中共罪惡、替無辜死難者伸張正義的日子而大發如此格格不入之感言。「六四」大屠殺發生於中共「改革開放」的第十一個年頭，但願馬英九先生不會把「六四」大屠殺的本身也視作中共「改革開放一定成果」的一部份罷！
下面這段文字，節選於拙文《論中共之壞》(20070703)，誠邀馬英九先生指正：
「有人說，從歷史的整體上看，中共固然是最壞的，但中共現在無論如何也要比「文革」時期改良一些了，至少我們都知道，現在要比北朝鮮好很多了吧，所以中共正在走著改良之路呀。
可是，一個作惡多端、殺人如麻的惡徒，如果真心實意地改惡從良，必須缺一不可做地到兩點：一、立即放下屠刀；二，誠心認罪伏法。而中共這個惡徒，一不放下屠刀，二不認罪伏法，它是改的哪門子良呀？哦，如果我人照樣殺，火依舊放，只是不再偷雞摸狗、不再粗言穢語了，這能叫改良嗎？（參見拙文《中共「改良」，是改的哪門子良喲？》）
那麼為什麼中共現在看起來千真萬確地要比「文革」時期紳士一些、光鮮一些呢？為什麼中共現在比起北朝鮮也似乎真的要自由一些、民主一些呢？這個道理其實很簡單。舉個例子，一個偷雞摸狗的慣犯，如果開始較少地偷雞摸狗了，這並不足以證明他已經改惡從良，因為完全可能基於如下種種原因而導致他表面上變得光鮮：一，年老體邁，力有不逮了；二，已經被識破，處於眾目睽睽之下，客觀環境不適宜了；三，他自身邪惡境界有所昇華，已經不屑於小偷小摸，轉而尋求更為隱蔽、更大利益的邪惡勾當了。如果是這些原因才促成的表面紳士和光鮮，我們能說他開始改良了嗎？在中國大陸有過生存經驗的人都知道，在九十年代早期，社會上隨處可見一些橫鼻豎目、喜歡打架滋事的小混混，可後來「與時俱進」地越來越少，這些人都去改惡從良了嗎？非也，他們很多都轉向了組建嚴密的黑幫組織，開始幹起殺人越貨、販毒、開賭場、放高利貸、販賣人口、逼人賣淫等等更為邪惡的勾當。儘管在大庭廣眾之下它們確實都會表現得比以前更優雅、更品味、更涵養一些，但誰能說它們已經改良了呢？
中共其實就是這樣的。
在一次又一次喪心病狂、顛三倒四的荒唐運動把自己也折騰得無以為繼之後，它不得不另尋生機。它最終選擇了「改革開放」，就是試圖以經濟的發展來轉移政治危機，為繼續獨裁統治炮製合法性。然而經濟的開放不可避免會帶來資訊的開放，資訊的開放勢必催生人們思想的自由。此時的人們，再也不可能去相信「畝產十萬斤」、「解救全世界於水深火熱之中」、「爹親娘親不如黨親」、「以階級鬥爭為綱，綱舉目張」等等連篇鬼話，也再不可能被中共愚弄挑拔到神魂顛倒、互為揭發、個個爭先恐後地效忠於黨了。那麼，如果此時中共仍想返回到「文革」和北朝鮮的絕對嚴密控制狀態，還有任何可能嗎，那不是癡心妄想嗎！所以，現今中共的治下，如果表面上真的多了一點點自由和民主，也絕不是中共的本意，那只不過是中共事與願違、回天無力、萬不得已的大勢所趨罷了！君不見中共一直嚷嚷著「兩手都要抓」，只是無奈伸向人們「精神文明」的這隻手抓不住了嗎？君不見江賊民厲聲叫囂「要堅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了嗎？君不見胡緊套甫一上台就派李長春去北朝鮮學習金小丑的政治控制經驗、成天思量著要替毛賊東思想引魄還魂了嗎？君不見中共的「金盾工程」加固得舉世第一堅固了嗎？如果真心改良，怎會念念不忘地與自由、民主為敵呢？
儘管表面上光鮮了，也再三自詡「和諧社會」了，但中共的邪惡本質是從來也沒有變過的。因其邪惡，所以心虛、所以風聲鶴唳，所以總會按捺不住要暴露出青面獠牙和嗜血本性。就在它所宣稱全世界「帝國主義」虎視眈眈（眾目睽睽）的狀況之下，就在它自稱中國人權前所未有地好的時期，它可以命令「人民子弟兵」肆意槍殺無辜青年學生、血洗長安街，它可以僅僅因為個人的猜疑和妒忌，公然在全世界發動一場史無前例瘋狂的、對信善民眾的無恥污蔑和殘酷鎮壓，它可以在朗朗青天白日之下大行活摘、販賣人體器官的非人之暴！這些毫無道德底線可言的、遠遠超出了人間邪惡範疇的倒行逆施，足以讓毛賊東汗顏弗如、讓金小丑自慚形穢!
事實不正是這樣的嗎！還有誰在替中共搖唇鼓舌呢！！！」
（2008-6-5）(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