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6日訊】(大紀元記者李玉蕾、林之昊劍橋市報導)「六‧四」19週年前夕﹐89民運領袖王丹參加了於哈佛大學燕京禮堂召開的燭光悼念會﹐並在會上發言，主要探討了對民族主義的觀點。
首先，王丹表示在當今道德淪喪，民族主義匱乏的狀況下，他對民族主義表示基本肯定的態度。但是民族主義主要分為政府操縱的民族主義和民眾自發的民族主義。
王丹個人對民族主義是期許的，但他認為民族主義有三個「不應該」，包括民族主義不應該是排外的；民族主義不應該是壓倒其他一切價值的最高價值；民族主義不應該以暴力展現。歷史上的很多悲劇都是由於民族主義的這些「不應該」導致的，王丹認為這三點是我們在談論民族主義時應該警惕的。
隨後，他提出了民族主義應該具備的四點，包括民族主義應回歸到儒家對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教育：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民族主義不是護短的，應是以榮為榮，以辱為辱的；同時，民族主義應該是有批判性的；最後，民族主義應該是理性的。王丹明確指出，中國不等於中共，這一點直接導致了外界對中國民族主義的誤解。
最後，王丹回答了現場觀眾的提問，對中共在歷史上的合法性，中國未來的民主方式等問題有進一步的闡述，並舉出了政治操縱民族主義的一些具體事例，最後對六四死傷人數的官方資料進行個人採信分析。
另外﹐在會前剛獲得哈佛博士學位的王丹接受了新唐人電視台的專訪﹐以下是摘錄﹕
主持人﹕19年過去了﹐反思看有沒有當時做的現在看來不會做﹐當時沒做的現在會做﹖
王丹﹕當時的準備還是不充份。如果有機會應該做得更好﹐特別是跟其他群體的聯合。包括跟農民、人﹐甚至跟中產階級的聯合﹐我們學生都沒有着力去做﹐導致了它只是一個學生運動。雖然得到社會各界的聲援﹐但只是處於聲援階段。中國未來應該是一個全民的民主運動﹐不是單一的社會階層。
主持人﹕19年前﹐解放軍屠殺了學生市民。19年後﹐看到的是解放軍在救災的前線﹐對比很大。是否說明中共有所改變或中共解放軍有所改變﹖
王丹﹕我並不這麼認為。我看到解放軍衝在救災前線還是很敬重他們﹐但是19年前也是解放軍在屠殺自己的同胞。同樣是解放軍﹐為什麼會有兩副不同的面貌﹖不是解放軍不同﹐不同是他們背後的決策者。開槍鎮壓學生的決策是他們背後的指揮官作出的﹐甚至是最高的共產黨領導人做出的。真正要對歷史負責的是那些主使者。解放軍只是執行任務。他們也是受害者。
主持人﹕19年以來﹐下一代對六四的印象一點點在淡忘﹐甚至不知道。
王丹﹕主要原因是20年以來﹐中共在國內不允許有任何關於六四的討論。可以想像中國現在二十歲的年輕人從他們出生到現在幾乎完全沒有聽說過六四。或者聽說的都只是官方一面之詞﹐所以才會有今天對六四的誤解﹐對六四的淡漠。這個責任完全在於中共。對於年輕一代﹐他們雖然沒有責任﹐但坦率講我為他們悲哀。生活在這個國家﹐對這個國家20年前全世界都知道的歷史……全世界除了中國﹐都可以討論﹐都可以說六四。反倒是只有中國人自己不知道。那些有良心的年輕人應該為自己悲哀。
主持人﹕隨之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中國在某種程度講取得了大國的地位。海外的民運和一些被壓迫的組織﹐民權運動的組織﹐對中共應該有什麼策略﹖
王丹﹕從紀念六四的角度說﹐對抗極權很重要的活動方式就是抗拒遺忘。每年像這樣的紀念活動﹐把十九年前發生的事一遍遍講述給有興趣的人聽﹐就是很重要的工作。經濟發展會矇蔽很多人的眼睛﹐不僅是要回憶過去﹐還要揭露現實真相﹐把今天中國經濟繁榮背後出現社會不公的事情﹐對弱勢群體壓迫的事情盡多的暴露出來。讓人們對中國有客觀的認識﹐也是很重要的。
主持人﹕最近在紐約法拉盛也發生了駭人聽聞的事件﹐事件還在繼續中。有些不明真相的民眾在中共的唆使下﹐滋擾騷民﹐尤其對退黨服務中心的活動﹐您有何看法﹖
王丹﹕中共現在把法輪功視為最大的威脅﹐他們一定會盡一切手段來做這些事情。法輪功也應該有勇氣去面對。我們反對中共政府對法輪功的任何迫害﹐反對對宗教自由的這種侵犯。法輪功的信仰不一定大家都接受﹐但對他的迫害我們是堅決反對的。
主持人﹕從事情的過程來看﹐你覺得中共死穴在什麼地方﹖如果抓住這個死穴﹐我們就可以改變中國﹐推動中國民主進程。
王丹﹕我認為真相是很重要的。中共的統治基本上靠謊言﹐尤其靠對過去歷史的抹殺。法輪功也是受害的群體之一。「揭露真相」對它來說是很致命的事情﹐所謂的言論自由應該是中國民主未來的突破口。各個受壓迫的群體都應該在這點上共同攜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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